一
我在1982年進入復旦大學，成為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一名學生。
在波濤洶湧的“新時期”文學史上，1982是個相對平淡的一年。以批判文革為主旨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正在逐漸退潮，更新一輪的“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尚未大規模到來。文革後大紅大紫的中國科幻文學，則在1982年走到了命運轉折的前夜。
1970年代後期，我讀中學，與周圍不少同學一樣，迷上了當時剛剛復甦的科幻小說。我們如飢似渴地讀完了鄭文光、童恩正、葉永烈這些作家幾乎所有的作品。回想這其中的原因，那個年代最強勢的時代話語，“向科學進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因素。但也不僅僅是科學。中學生還處在一個喜歡幻想的年齡，但那時文學的主流是迴歸現實主義，我們也沒有今天唾手可得的網絡奇幻和穿越小說，甚至連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都還剛剛開始在極少數的人群中流傳，所以我們心中對超越現實的渴望，可以說只有一個寄託的樣式，那就是科幻。
但是，對我來說，這種渴望，隨著我走進復旦中文系，也來到了一個轉折點。那時候的中文系的課程設置，把科幻完全排除在外，整個氣氛讓人覺得科幻乃旁門左道，能不能躋身文學的殿堂都是個問題。很巧，在中文系之外，1982年也正是掀起科幻究竟姓科還是姓文的大討論的一年。今天我們都知道，1983年發生了一場中國科幻的大災變，標誌著“第二黃金期”的結束。人們通常把這歸咎於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固然是明顯的外部原因，但在這之前發生的科幻屬性大討論，其實已經為此進行了鋪墊，並且指向其更為內在的原因。“第二黃金期”的興起，迎合了文革後的社會思潮和人們的心理需要，但科幻內部的建設非常倉促，作品粗糙。總的來說，科學界人士認為科幻缺乏科學性，而文學界人士又認為科幻缺乏文學性。錢學森就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暴得大名的科幻基礎薄弱，妾身分未明，裡外不是人，那自然是更容易被外部勢力推倒。
對我來說，進了復旦中文系以後，也確實覺得以前的那些科幻作品看不下去了。記得我在大學裡看的最後一篇中國科幻作品是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之死》，然後我個人的中國科幻“第一黃金期”也隨之結束。但是我對非主流文學的興趣仍在繼續，我發現了金庸，我甚至在中文系閱覽室裡找到古龍的《陸小鳳》。我想，我的許多同齡人，也是在充滿幻想的武俠小說中延續我們曾經的科幻夢想吧。當年科幻熱與武俠熱此伏彼起，今天又此起彼伏，這其中的順承關係，在中國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復旦我也發現了一個科幻的新天地，那就是來自域外的科幻。感謝改革開放，我入學的時候，復旦圖書館和中文系閱覽室的外文原版和港臺中文圖書已經部分向本科生開放。我就在圖書館大庫借到了臺灣翻譯出版的阿西莫夫《銀河帝國：基地》。這是黃海先生在照明出版社策劃“照耀明日的書”系列中的一種，譯者為張時先生。我到現在才知道，當時大陸周如枚女士（周培源的女兒，梁思成兒子梁從誡的前妻）已經把三部曲翻譯好，1982年在《科幻世界——科學幻想作品選刊》上刊登過片斷，可惜隨後因為冰川期的到來而夭折。感謝臺灣的科幻工作者，為一個更大視野下華文科幻的連續性，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在復旦圖書館大庫，我還借到了張系國的《城》三部曲。一讀之下，非常震撼：原來科幻還能這麼寫，原來科幻裡的“中國性”還能這麼呈現。當時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這比大陸的科幻強多了。我後來遇到的一些大陸科幻作家，也對張系國的作品欽佩不已，這也是華文科幻交相呼應的一例吧。
在復旦的時候，我還讀了一些大陸翻譯的外國科幻作品，這些大都是在1983年以前出版的，印象特別深的有克拉克的《與拉瑪相會》《天堂的噴泉》，還有王逢振編選的《魔鬼三角與UFO》。後一本書在當時影響極大，王逢振也因此成名。他當年編譯了不少西方科幻作品，功不可沒。在中國科幻式微之後，王逢振又投身於另一個緊接著興起的熱潮，致力於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而後者又呼應了中國先鋒文學的崛起。有意思的是，這些隨之而來的實驗性的文學和理論，也是致力於對現實的超越和顛覆，可以說是另一種色調的幻想在另一個文學空間的延續。
二
1991年，經過一些人生的折騰，我又考回覆旦，師從賈植芳教授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博士，陳思和教授為副導師。重回復旦，我驚喜地發現，陳老師也在研究科幻！他寫的《創意與可讀性——試論臺灣當代科幻與通俗文類的關係》於1992年在臺灣出版，這是大陸第一篇研究臺灣科幻文學的論文，在臺灣學術界和科幻界也有長久的影響力，今天還經常被人引用。陳老師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家，他也特別關注邊緣性的文學，致力於開拓挖掘主流文學中所缺少或被壓抑的前衛元素與審美體驗，科幻很早就進入他的視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陳老師開創新文學整體觀和世界性因素的理論，在這樣的架構中，國別文學、地區文學、以及不同的文學形態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們之間的應和、補充、與差異構成了文學的豐富性。
陳老師1990年在臺灣發表《但開風氣不為師——論臺灣新世代小說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把兩岸的新世代小說進行比較，特別重視超驗、科幻、後設小說的出現，以及實驗小說與通俗小說的並舉，認為這些都是對“五四”以來主流現實傳統的重新調整。陳老師認為科幻是把人性置於宇宙星際系統中加以表現，其誇張手法、荒誕構思以及超凡想象既與實驗性文學有相通之處，又比後者具有更多的可讀性。超驗與科幻都屬暢銷讀物，這又調整了新文學長期以來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相對峙的關係。陳老師在20多年前的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依然堅實有力，並得到此後文學發展的更多印證。
我當時沉迷於文革後的先鋒派文學，再加上那一階段國內科幻創作的低迷，所以對科幻沒有直接研究，但是受到陳老師文學整體觀的影響，在博士論文中把科幻熱、氣功熱視為先鋒文學崛起的前奏。20多年後，陳老師主編《新世紀小說大系》，宋明煒教授與我共同承擔其中科幻卷的編選工作，我們在序裡有一個說法，即像韓松這樣的科幻作家，正處在從魯迅到80年代的先鋒文學這樣的延長線上，當傳統文學停止深度思考和超越性的探索時，科幻悄悄接手了先鋒、思想和想象的旗幟。
三
2000年，我從日本回到復旦工作，漸漸開始聞到一些新的氣息，感覺到新的潮流的湧動，耳邊也開始聽到人們又在嘁嘁嚓嚓地說一些名字。我終於讀到了一個叫作劉慈欣的人的作品，這是從我無意闖入《科幻世界》論壇開始的。我發現大家都在那裡談論一篇叫作《鄉村教師》的作品，便忍不住找來看了。然後我對中國科幻的所有的悲觀和懷疑彷彿在一瞬間煙消雲散。一個微不足道的鄉村教師的最後一點可悲的努力，被作者融入了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極為壯闊的太空史詩。而這個教師的意義，也被髮揮到了一個廣袤的宇宙的尺度，可以說這樣的尺度在普通的文學作品中是很難達到的。我迅速讀完了劉慈欣的幾乎全部作品，寫了一篇《新希望》，發表在2003年1月《文匯報》的“筆會”專欄中。這篇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對劉慈欣，我們有大希望。”2004年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在一次中國當代文學的講座上，我介紹了《鄉村教師》。即將從哈佛榮退的李歐梵教授為我點評，他說：這還是五四的啟蒙主題嘛。
這以後科幻事件的速度就越來越快：《科幻世界》的熱銷，《三體》的出版，科幻新生代作家群的湧現，科幻讀者群的擴大。2010年，陳思和老師與王德威老師主持召開“新世紀十年文學：現狀與未來”國際研討會。這個會籌辦了3年，由復旦中文系與哈佛東亞系牽頭，王安憶、莫言、蘇童、餘華等大牌作家雲集，還有近百位重量級的海內外學者、批評家。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個可能是新世紀10年中最重要的總結性大會中，最閃亮的是兩位科幻作家：韓松和飛氘。我因為當時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講學，沒能出席。聽在場的明煒兄說：當這兩位開口說話，整個會場的氣氛都為之一變。但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這兩位深知肩負為中國科幻說話的使命，為了這一刻，在旅館裡凌晨兩點即起，掐著秒錶，對演講稿反覆修改操練。更重要的是，命運多艱的中國科幻，已經脫胎換骨，光芒透壁而出。
最後就是這次的復旦科幻工作坊，雖然我又因為簽證的原因無法出席，卻為這樣的科幻盛會能在復旦召開而感到驕傲和欣慰。感謝復旦的師長對邊緣性的文學長期一貫的支持和鼓勵，願不羈的科幻與復旦“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共存！
原刊《文學·2017春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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