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波涛汹涌的“新时期”文学史上，1982是个相对平淡的一年。以批判文革为主旨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正在逐渐退潮，更新一轮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尚未大规模到来。文革后大红大紫的中国科幻文学，则在1982年走到了命运转折的前夜。
1970年代后期，我读中学，与周围不少同学一样，迷上了当时刚刚复苏的科幻小说。我们如饥似渴地读完了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这些作家几乎所有的作品。回想这其中的原因，那个年代最强势的时代话语，“向科学进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但也不仅仅是科学。中学生还处在一个喜欢幻想的年龄，但那时文学的主流是回归现实主义，我们也没有今天唾手可得的网络奇幻和穿越小说，甚至连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都还刚刚开始在极少数的人群中流传，所以我们心中对超越现实的渴望，可以说只有一个寄托的样式，那就是科幻。
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渴望，随着我走进复旦中文系，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那时候的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把科幻完全排除在外，整个气氛让人觉得科幻乃旁门左道，能不能跻身文学的殿堂都是个问题。很巧，在中文系之外，1982年也正是掀起科幻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的一年。今天我们都知道，1983年发生了一场中国科幻的大灾变，标志着“第二黄金期”的结束。人们通常把这归咎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固然是明显的外部原因，但在这之前发生的科幻属性大讨论，其实已经为此进行了铺垫，并且指向其更为内在的原因。“第二黄金期”的兴起，迎合了文革后的社会思潮和人们的心理需要，但科幻内部的建设非常仓促，作品粗糙。总的来说，科学界人士认为科幻缺乏科学性，而文学界人士又认为科幻缺乏文学性。钱学森就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暴得大名的科幻基础薄弱，妾身分未明，里外不是人，那自然是更容易被外部势力推倒。
对我来说，进了复旦中文系以后，也确实觉得以前的那些科幻作品看不下去了。记得我在大学里看的最后一篇中国科幻作品是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然后我个人的中国科幻“第一黄金期”也随之结束。但是我对非主流文学的兴趣仍在继续，我发现了金庸，我甚至在中文系阅览室里找到古龙的《陆小凤》。我想，我的许多同龄人，也是在充满幻想的武侠小说中延续我们曾经的科幻梦想吧。当年科幻热与武侠热此伏彼起，今天又此起彼伏，这其中的顺承关系，在中国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复旦我也发现了一个科幻的新天地，那就是来自域外的科幻。感谢改革开放，我入学的时候，复旦图书馆和中文系阅览室的外文原版和港台中文图书已经部分向本科生开放。我就在图书馆大库借到了台湾翻译出版的阿西莫夫《银河帝国：基地》。这是黄海先生在照明出版社策划“照耀明日的书”系列中的一种，译者为张时先生。我到现在才知道，当时大陆周如枚女士（周培源的女儿，梁思成儿子梁从诫的前妻）已经把三部曲翻译好，1982年在《科幻世界——科学幻想作品选刊》上刊登过片断，可惜随后因为冰川期的到来而夭折。感谢台湾的科幻工作者，为一个更大视野下华文科幻的连续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复旦图书馆大库，我还借到了张系国的《城》三部曲。一读之下，非常震撼：原来科幻还能这么写，原来科幻里的“中国性”还能这么呈现。当时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比大陆的科幻强多了。我后来遇到的一些大陆科幻作家，也对张系国的作品钦佩不已，这也是华文科幻交相呼应的一例吧。
在复旦的时候，我还读了一些大陆翻译的外国科幻作品，这些大都是在1983年以前出版的，印象特别深的有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天堂的喷泉》，还有王逢振编选的《魔鬼三角与UFO》。后一本书在当时影响极大，王逢振也因此成名。他当年编译了不少西方科幻作品，功不可没。在中国科幻式微之后，王逢振又投身于另一个紧接着兴起的热潮，致力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而后者又呼应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崛起。有意思的是，这些随之而来的实验性的文学和理论，也是致力于对现实的超越和颠覆，可以说是另一种色调的幻想在另一个文学空间的延续。
二
1991年，经过一些人生的折腾，我又考回复旦，师从贾植芳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陈思和教授为副导师。重回复旦，我惊喜地发现，陈老师也在研究科幻！他写的《创意与可读性——试论台湾当代科幻与通俗文类的关系》于1992年在台湾出版，这是大陆第一篇研究台湾科幻文学的论文，在台湾学术界和科幻界也有长久的影响力，今天还经常被人引用。陈老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他也特别关注边缘性的文学，致力于开拓挖掘主流文学中所缺少或被压抑的前卫元素与审美体验，科幻很早就进入他的视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陈老师开创新文学整体观和世界性因素的理论，在这样的架构中，国别文学、地区文学、以及不同的文学形态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应和、补充、与差异构成了文学的丰富性。
陈老师1990年在台湾发表《但开风气不为师——论台湾新世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把两岸的新世代小说进行比较，特别重视超验、科幻、后设小说的出现，以及实验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并举，认为这些都是对“五四”以来主流现实传统的重新调整。陈老师认为科幻是把人性置于宇宙星际系统中加以表现，其夸张手法、荒诞构思以及超凡想象既与实验性文学有相通之处，又比后者具有更多的可读性。超验与科幻都属畅销读物，这又调整了新文学长期以来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相对峙的关系。陈老师在20多年前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坚实有力，并得到此后文学发展的更多印证。
我当时沉迷于文革后的先锋派文学，再加上那一阶段国内科幻创作的低迷，所以对科幻没有直接研究，但是受到陈老师文学整体观的影响，在博士论文中把科幻热、气功热视为先锋文学崛起的前奏。20多年后，陈老师主编《新世纪小说大系》，宋明炜教授与我共同承担其中科幻卷的编选工作，我们在序里有一个说法，即像韩松这样的科幻作家，正处在从鲁迅到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这样的延长线上，当传统文学停止深度思考和超越性的探索时，科幻悄悄接手了先锋、思想和想象的旗帜。
三
2000年，我从日本回到复旦工作，渐渐开始闻到一些新的气息，感觉到新的潮流的涌动，耳边也开始听到人们又在嘁嘁嚓嚓地说一些名字。我终于读到了一个叫作刘慈欣的人的作品，这是从我无意闯入《科幻世界》论坛开始的。我发现大家都在那里谈论一篇叫作《乡村教师》的作品，便忍不住找来看了。然后我对中国科幻的所有的悲观和怀疑仿佛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一个微不足道的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可悲的努力，被作者融入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壮阔的太空史诗。而这个教师的意义，也被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可以说这样的尺度在普通的文学作品中是很难达到的。我迅速读完了刘慈欣的几乎全部作品，写了一篇《新希望》，发表在2003年1月《文汇报》的“笔会”专栏中。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刘慈欣，我们有大希望。”2004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在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上，我介绍了《乡村教师》。即将从哈佛荣退的李欧梵教授为我点评，他说：这还是五四的启蒙主题嘛。
这以后科幻事件的速度就越来越快：《科幻世界》的热销，《三体》的出版，科幻新生代作家群的涌现，科幻读者群的扩大。2010年，陈思和老师与王德威老师主持召开“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这个会筹办了3年，由复旦中文系与哈佛东亚系牵头，王安忆、莫言、苏童、余华等大牌作家云集，还有近百位重量级的海内外学者、批评家。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可能是新世纪10年中最重要的总结性大会中，最闪亮的是两位科幻作家：韩松和飞氘。我因为当时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讲学，没能出席。听在场的明炜兄说：当这两位开口说话，整个会场的气氛都为之一变。但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两位深知肩负为中国科幻说话的使命，为了这一刻，在旅馆里凌晨两点即起，掐着秒表，对演讲稿反复修改操练。更重要的是，命运多艰的中国科幻，已经脱胎换骨，光芒透壁而出。
最后就是这次的复旦科幻工作坊，虽然我又因为签证的原因无法出席，却为这样的科幻盛会能在复旦召开而感到骄傲和欣慰。感谢复旦的师长对边缘性的文学长期一贯的支持和鼓励，愿不羁的科幻与复旦“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共存！
原刊《文学·2017春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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