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國維書信看與日本學者學術交流
文 / 淺野泰之
序
與羅振玉（右）合影於日本京都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歲，實計在京都都已四歲餘。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為簡單，惟學問則變化滋甚” 出自王國維《丙辰日記》。
自辛亥革命後，東渡日本學習（醫學、美術，等等）的學者為數不少，呈絡繹不絕狀。此時，王國維也隨羅振玉流寓日本京都。這不僅成了王國維人生的轉折點，同時他的學術研究也逐步轉向戲曲史、小學、甲骨文、古史、邊疆歷史地理等領域。本文所要論及的主要內容為從王國維書信看與日本學者學術交流的情況。
經歷
王國維流寓日本京都之前的經歷
王國維像
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又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永觀，中國近代著名學者。著有《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簡牘檢署考》《宋代金文著錄表》等。
1898 年3 月，羅振玉（1866——1940）為培養日文翻譯人才，在上海創建東文學社，王國維便在此修習日文。1901 年2 月，25 歲的王國維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現：東京理科大學）學習，4 月因病返國抵滬，這是他第一次到日本。據陳鴻祥先生考證，替羅振玉請“譯手”，1902 年5 月3 日王國維從上海啟程往日本，5 月5 日抵長崎，5 月7 日抵神戶，6 月12 日回國，期間僅一個多月 。可知，王國維此行去的是日本關西。筆者推斷，王國維1911 年開始正式寓居京都之前已經與日本學者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學術交流
王國維在日本京都的學術交流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狩野直喜曾說，“我覺得來京都以後，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 。
在日本京都研究與撰述的4 年間，他專攻經史小學，並致力於甲骨文、金文及漢晉簡牘的考釋。同時，與京都當地學者鈴木虎雄、林泰輔、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交往頻繁。
據《王國維書信日記》“書信”所載《致鈴木虎雄》（15 封），《致林泰輔》（2 封），《致內藤湖南》（4 封），《致狩野直喜》（2 封），《致神田喜一郎》（11 封），《致藤田豐八》（3 封）。其中，與鈴木虎雄、林泰輔、內藤湖南的通信，大半是王國維寓居京都時期所作，內容皆與學術有關。詳情如下：
1.鈴木虎雄
鈴木虎雄至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鈴木虎雄（1878——1963），生於日本新潟縣，號豹軒。漢學家、詩人。雖然二人書信數量最多，但王國維是在流亡日本京都後才開始與鈴木虎雄交往的。
“你避亂我國，僑居京都，此時我們初次見面訂交，從那時開始，我們都有來往”，二人的交往以詩文等比較傳統的形式為主，例如《致鈴木虎雄》（1913 年1 月7 日）中有王國維自作詞（鷓鴣天）。偶爾，王國維也為鈴木虎雄的詩詞作修改，“我也作了送狩野教授的五古一篇，王君精細地閱讀這首詩，作了詳密的添刪”。
1912 年，王國維寫成《簡牘檢署考》一書，該書是他流寓京都期間撰寫的第一部經史考證著作。鈴木虎雄譯為日文，《致鈴木虎雄》（1912 年4 月15 日）中寫道，“《簡牘檢署考》承屈大筆為譯和文，甚感厚意”。可見，王國維到京都之後，二人的交流很快就開始了。
2.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內藤虎次郎，生於日本秋田縣。東洋史學者。著有《近世文學史論》等。王國維與內藤湖南往來書信並不多，第一封信是王國維回國之前寫的（1916 年2 月4 日前）。僅從書信看，二人學術交往不算頻繁。
3.林泰輔
林泰輔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林泰輔（1854——1922），生於日本千葉縣，名直養，字浩卿，通稱泰輔，號進齋。畢業於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漢書課，被稱為“日本甲骨學先驅”。著有《周公及其時代》《龜甲獸骨文字》等，並很早就開始關注甲骨文，且親赴安陽調查。“
當時日本人持懷疑態度者（甲骨文為偽造之物）仍然很多，而林氏獨感特殊興趣，併購得甲骨六百片繼續加以研究。……1918 年林氏又親赴安陽調查和蒐購文物” 。1921 年7 月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二卷出版，書中增補羅振玉《殷墟書契》遺漏，該遺漏資料部分來自其親自收集的甲骨文與三井源右衛門、中村不折、河井荃廬的藏品。
1915 年，林泰輔寫成名著《周公及其時代》，王國維看後親筆回信，並高度讚揚。《致林泰輔》（1915 年11 月）中寫道，“嗣讀大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與論斷之精，與考定《周官》及《禮經》二書編撰時代尤徵卓識，誠不朽之盛事也”。
另外，二人書信中還有關於甲骨金文字形的討論，《致林泰輔》（1915 年11 月）中寫道，“至‘王寶’之釋之當否，則視卜辭‘寶’字之釋之確否。案：卜辭‘寶’字多作……”，信裡，王國維對“寶”字做了詳細解釋。《致林泰輔》（1916 年1 月）信中王國維用各種文獻，從古文字學、訓詁學角度對“祼”字進行論證。
兩封信都是長信，可見這時王國維在古文字考釋方面已經有所成就。當時王國維與京都的學者的關係密切，所以與東京學者的林泰輔交往，地域而言極為例外，該書信可謂近現代罕見的中日甲骨學交流資料。
總之，比起羅振玉，精通日文的王國維與日本學者的交往及學術活動則顯的更為直接和密切。管見所及，筆者推斷如果王國維流亡日本京都之前與日本學者沒有交往的話，不會那麼快在日本就與他們交往。
回國之後與日本學者的學術交流
1916 年，王國維回國。原因是“他既為羅氏工作，生活上自然需要依賴其資助，其時正值京都百物飛漲，日常費用，漸覺不充裕。而羅振玉曆年印書，所費甚多，父親不願再有累於羅氏，欲先返國”。不過，王國維在《丙辰日記》中說，“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歲，實計在京都都已四歲餘。
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為簡單，惟學問則變化滋甚”。可見王國維對於這段日本京都生活是很滿足和懷念的。據《王國維書信日記》“書信”，王國維回國之後，仍與神田喜一郎、狩野直喜、藤田豐八、內藤湖南有往來書信，其中以神田喜一郎往來書信最多，內容仍與學術有關，也有言及“音韻”，“當時你告訴我你正從事音韻學研究，對史學也頗留意”。詳情如下：
1. 神田喜一郎
神田喜一郎至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神田喜一郎（1897——1984），生於日本京都，號鬯庵。漢學家。著有《敦煌學五十年》等。《到神田喜一郎》（1923 年5 月11 日）中寫道，“洛陽近出魏三體石經一石，有一千八百餘字，即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之上半。此事於經學、小學關係至大，現拓片尚不易得，謹以奉聞”。
可見，王國維回國之後不僅關注新出土文物，而且與日本學者有分享。另，《到神田喜一郎》（1926 年9 月14 日）中寫道，“乣軍之‘乣’，亦或作‘糺’……此‘糺’字本是‘糾’之別體，見於《集韻》，則‘乣’或又‘糺’之省歟。此事不敢遽定，姑以字體說之。專覆，即候……”。信中談及“乣”字之音義，王國維用各種文獻做了解釋。
2. 狩野直喜
狩野直喜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狩野直喜（1868——1947），生於日本熊本縣，號君山。中國哲學、文學研究者。著有《中國哲學史》等。雖然王國維與狩野直喜的交往在流亡日本京都之後開始，“與羅叔韞君一起搬到京都，滯留了五六年。其間，與我常常來往”。但是，王國維在京都期間沒有寫給狩野直喜的信。所以，從書信資料看不出二人學術方面交流的具體內容。
3. 藤田豐八
藤田豐八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藤田豐八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藤田豐八（1869——1929），生於日本德島縣。東洋史學者。做過王國維的老師。《到藤田豐八》（1927 年3 月3 日）信裡寫道，“正文中但就文獻上證明主因即乣軍，至就‘乣’字音義，不敢自持其說，故別為一書，附於文後”。
信裡提及“乣”字之音義。《到藤田豐八》（1927 年3 月5 日）中再次提及“乣”字之音義，信文很長。可見當時王國維很關注“乣”字之音義的問題。
4. 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內藤湖南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王國維回國後與內藤湖南往來書信比在日本京都時期多。例如《到內藤湖南》（1924 年1 月30 日）中寫道，“昨晤今西博士，出示尊札，詢及新鄭所出銅器銘文。此器維本有所見，尚未作跋，因尊問所及，乃作一跋，錄呈教正”。
內藤湖南是一位“中國通”，曾去北京做敦煌文獻調查和瀋陽故宮做滿蒙文文獻的拍攝，關注古文字，而且是對甲骨文有研究的學者之一，所以王國維向他請教。王國維在《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曾指出，受內藤湖南《王亥》一文啟發“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虎次郎。參事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後編。
博士亦採餘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並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鉅’。餘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可見內藤湖南對王國維的影響很大。
內藤湖南致王國維信札 國家圖書館藏
王國維回國後，致力於音韻學研究，同時繼續與日本學者維持學術往來，書信的數量與在日本京都時期大體相同。
餘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第一，王國維治學過程受到了日本學者的不少影響，可以追朔到流亡日本京都之前。
第二，比起羅振玉，精通日文的王國維與日本學者的學術交流活動則顯得更為直接和密切。作為一名甲骨學研究者，特別是與林泰輔的交流，開啟了近現代中日甲骨學交流的先河。
第三，王國維回國之後，致力於音韻學研究，與日本學者書信往來並未間斷。
雖然從書信資料看，王國維與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等人的交流沒那麼密切，但是王國維精通日文，所以筆者推斷王國維與日本學者直接用日文對面進行交流的可能性極大。
1927 年6 月25 日日本京都舉行王國維追悼會
王國維在1927 年6 月2 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卒後由溥儀諡號忠愨。6 月25 日，日本京都舉行追悼會，狩野直喜、內藤湖南、鈴木虎雄等人出席。據《王國維書信日記》“書信”中所收錄，標註日期的最後一封信（日本人）是《致神田喜一郎》的, 時間為“1927 年3 月10 日”，自沉三個月之前，書信的內容仍然與學術有關，看不出王國維自殺的跡象。
王國維在學術面受到了日本學者的不少影響，同時日本學者也受到了王國維這位天才的影響。以後，期望中日學者能夠繼續更密切的加強學術面交往，討論出真知，就像當時的王國維與日本學者一樣。
（本文作者為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節選自《藝術品》2018-07 總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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