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是關公崇拜形成的源頭、成長的土壤、發展的基礎。民間大眾的關公崇拜，一方面是崇敬關公人格，把關公的優秀品德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榜樣和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關公亡命涿郡前的“仗義行俠”、桃園結義後對劉備的忠誠、華容道釋曹時的義氣、威震華夏時的神勇等，正是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精神偶像的品質。另一方面是崇拜關公的神格力量，企盼關公的神靈護國佑民，帶來風調雨順的豐收年景，保佑大家過上安寧的日子，保佑每一個家庭平安和順。在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古代社會中，平民百姓對於現實生活和未來命運有著美好的祈盼和嚮往。但是，實際地位的低下和對不公際遇的無奈與憤懣，使他們產生藉助外來的精神力量改變現實、改變命運的心理需求。主持正義、懲惡佑善、法力無邊的關公之神便成為民眾尊奉祈禱的對象。這樣，關公就自然地受到百姓的愛戴和尊敬，並逐步走上大眾頂禮膜拜的神壇。
民間大眾的關公崇拜，見於文字記載的，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民間傳說故事對關羽的神化；二是民間集資修建關廟的增多；三是以祭祀關帝為發端、逐步演變為關公廟會等民俗的形成。
隋唐之時，民間的關公崇拜逐漸活躍起來。民間傳說中關公日益突出，而不再與其他三國人物相提並論。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記錄有這樣一則傳說：“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敷用，因並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雲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為計，要須明年卻來取。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圮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後，舊州地方幹，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存者。”關將軍派一猴人來採木，運木的方式則是依靠洪水波濤，“關將軍”已經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通過平民百姓的口碑傳頌，英雄故事逐漸演繹為帶有神秘性質的民間傳說，流傳至今的大量關公傳說就有“南海龍王轉世”、“關羽借雨”等。
宋元時期，民間的崇關之風進一步發展。其一，關公的民間神話傳說增多，如“李若水受關公顯靈赴靖康之難”、“關公神方療瘡”、“關公轉世岳飛”等等。其二，在城市經濟迅速發展的帶動下，市井俗文學勃興。“說三分”、戲曲、皮影等藝人們在蒐羅採集正史、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創作了許多的三國藝術作品，使關公英雄故事在市民階層廣為傳誦，關公的忠義神勇激發起更為廣泛和強烈的共鳴。張耒《明道雜誌》記載：“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這段故事生動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關公的敬重和情感上的認同。著名話本《三國志平話》的出現，使關公系列故事和關公藝術形象基本成型，加之元雜劇的進一步烘托、渲染，關公在大眾心目中日益成為忠義絕倫、神勇無敵的楷模和典範，極大地推動了民間對關公的景仰和尊崇。其三，民間祭祀更加廣泛，且逐步習俗化。宋元時代，關廟的大量出現給平民百姓提供了祭祀的方便。《宋會要輯稿·禮二十》在記載當陽漢壽亭侯祠時說：“邑民疫癘，必禱寺僧以給食。”百姓出於對關公的崇敬，也開始捐資建關廟。1177年(金大定十七年)，解州鄉民王興捐資修葺常平家廟的關王祖塔；1306年(元大德十年)，洪洞縣鄉民蘇漢臣募資創建關王廟；延禱中，大同縣商賈立關帝祠於丁字街。當時，祭關的日期逐漸固定下來，祭祀禮儀也十分隆重。郝經《漢義勇武安王廟碑》所記：“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為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就充分印證了這些情形。
明清時期，由於皇家的推崇、宗教的宣傳、商人的參與、文學藝術的渲染，民間對關公的崇拜也達到高潮。關公的神話傳說層出不窮，僅明清時《解梁關帝志》就收錄有建玉泉、破蚩尤、勉忠良、救水厄、恤貞孝、佑忠義、全仙遊城、顯聖殺寇、關夫子講學等傳說。民間崇拜更加廣泛，如方孝孺《關王廟碑》所云：“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窮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關公在民眾心目中成為無所不能的神靈，以至於抗禦水旱、消弭戰亂、科考舉士、求取功名、官司訴訟、打卦算命、習武練功等等都求助於“關聖”；懲惡揚善、扶危濟困、打抱不平、伸張正義等，藉“關聖”庇佑也可如願以償。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六《灤陽消夏錄六》載，1742年(乾隆十七年)，江南鄉試，一士子在三月初一日，吃齋沐浴祈禱，請求關羽指示試題，“得一簽日：‘陰裡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題為‘曹交問日：‘人皆可以為堯舜’，至‘湯九尺’，應首句也；《論語》題為‘夫子莞爾而笑日：割雞焉用牛刀’，應第二旬也；《中庸》題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應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測矣。”《神鉞記》記載說，嘉靖三十七年，“京師正陽門外帝之廟素稱靈赫，有王姓者持錢乞籤，卜殺其母，亦即昏眩，大呼伏地雲：‘帝縛我，帝縛我，欲爾爾。’邏者以其事聞上，命送大理獄。”全國許多鄉村，每遇乾旱，往往求助於玉皇、龍王和關帝，這種“鄉俗”甚至影響到了官員和皇帝。據《清文宗實錄》載：1854年(咸豐四年)五月，因京師“入夏以來，尚未得雨”，十九日，咸豐帝奕許親到天壇和關帝廟上香行禮祈雨，“即於是日酉刻，濃雲密佈，雷電交作，甘澍滂沱”。
明清時期，由於皇家的大力倡導，全國各地普遍興建了關廟，其中直省府州縣關廟主要為官修成或官修民助，而鄉鎮村關廟多為民間集資修築。這方面的事例在各地的方誌中都有記載，不勝枚舉。與此同時，各地為祭祀關公舉行的關帝廟會逐漸增多，且日益隆重。廟會除了迎祭神祗外，還進行名目繁多、種類龐雜的曲藝表演和商貨交易。最常見的是農曆五月十三日，相傳這一天是關帝誕辰，是日全國大多數關廟都要舉行廟會。清同治湖南《巴陵縣誌》載，五月十三日，“鄉中多相率為‘關帝會’祀神者，古傳是日為關帝生日也”。嘉慶《寧夏府志》雲，五月十三日之前一天，“備儀仗迎神，前列社火，周遊城中”。四川道光《萬州志》載，五月十一日，軍民迎關夫子出遊。十三日，集廟中，具醴酒，備牲儀，祭畢會飲，謂之“飲福”。雲南《宜良縣誌》記載：“五月十三日慶祝‘關帝誕’，編竹貯香，飾以五彩人物、花卉，新奇工巧，高二三丈，大可以圍，約三四對，名‘三香會’。又迎合閣彩亭，鄉幡珠蓋。自十三至十八演戲敬神，始燃大香，觀者如堵，稱盛會焉。”北京十里河關帝廟在廣渠門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開廟三日，梨園獻戲，歲以為常”(富察敦崇《帝京歲時記》)。
相傳六月二十四日是關羽的受封日，全國不少關廟也舉行廟會活動。北京十里河關廟六月二十四日的“賽會”，屆期“鞭炮之多，與新年無異”。湖北武漢，六月二十四日有“關王會”，裡中各演劇迎賽最盛。有一首詩專門描述廟會的盛況說：“爭將故事演新妝，枷鎖高蹺亦太狂。赤日燒空人泛蟻，年年六月賽關王。”
四月十八日也是祭祀關羽的時間。遼寧《新民縣誌》卷十八“禮儀民俗”載，該日即為縣城關帝廟“香火會期。屆期，赴會紅男綠女，概不乏人”。吉林西安縣城東山根關廟，每年四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村嫗鄉童絡繹焚香祝禱”。
清乾隆時期，山西運城解州關帝廟廟會已具備相當大的規模和影響。廟會每年兩次，會期一個月，時間為農曆四月初八、九月初九。每逢會期，商賈雲集，官人遊客，人物薈萃。經商的、賣藝的、開店的、唱戲的，七十二行各顯神通。蒙古的皮貨、馬匹，四川的藥材，湖北的竹木器具，浙江的絲織綢緞，景德鎮的瓷器等，四方貨物雲集一市。進出馬幫絡繹不絕，叫賣聲此起彼伏，市場上人聲鼎沸，月餘不衰。
除四月初八、九月初九外，每年六月二十二(誕辰)、九月十三(忌日)、五月十三日(賽會)，鄉民們都要前往解州關帝廟和常平村關聖家廟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這種祭祀活動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一村、一社或者一族(同姓者)為一夥前往關廟祭拜，祭品由村社購置，或攤派分戶製作；祭典由村長、社首、族長主持(主祭)；所用鑼鼓儀仗均專門訓練，敲打套數、排列秩序亦有講究；獻演的戲劇有的出資聘請專業班社，有的是本村社的“家戲”登臺。鄉民們稱這種祭祀為“公祭”。另一種是一家一戶祭拜，由家長、戶主主持，儀程相對較簡，有的前往關廟進行，有的在自家正屋神位是掛關公聖像，焚香祭祝。
此外，還有正月、三月祭祀關帝的。如貴州安平縣，每逢正月十三日，“羊場河等寨迎關聖帝君”；正月十八日，車頭等寨迎關聖帝君，“皆新衣、鑼鼓、花爆、旗幟，男婦老幼沿途塞巷，觀者如堵牆。餘村則鳴鑼擊鼓，歌唱為樂”(道光《安平縣誌》)。雲南建水縣也在正月十三日“祀關帝”。清光緒廣東《海陽縣誌》載，三月有“關帝廟會”，“各鄉都又次第踵行”。
民間自發的、家庭式的關公崇拜更為普及，明代大儒李贄在《關王告文》中寫道：“蓋至於今日，雖男婦老少，有識無識，無不拜公之像，畏公之靈”福建東山島迄今仍沿襲了家家戶戶奉關公像，祭拜關公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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