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 君 說
8月10日，有兩條新聞同時出現。據當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交通部正在研究補短板政策措施，數萬億項目待發。
也是在這一天，國務院召開“降成本減負擔專項督查座談會”，遠東控股集團創始人蔣錫培發言稱，“當前經濟、金融、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信心問題，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須下決心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
是“大基建”還是“大減稅”，宏觀政策似乎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就此島君為您總結了幾位經濟專家的看法，一起來看看他們都持何種觀點吧。（文尾附投票調查，歡迎大家積極參與）
編 輯：夏昆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吳曉波頻道
正和島
王世渝
企投會首席學術委員
反對“大基建” 贊同“大減稅”
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肯定不主張“大基建”。中國的基礎建設已經非常不錯了，這些年的大規模投入已經讓地方政府揹負了巨大債務負擔。
而且，基建投資週期和回報週期都很長，很容易給金融帶來巨大傷害。我們一直說“去槓桿”，而“大基建”是增加槓桿。當然該做的依然做，但不要採取財政、金融手段去刺激。
我非常贊同“大減稅”，蔣錫培作為實體經濟的經營者，他的觀點確實反映了整個中國民營企業階層的意願。減稅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降低企業負債和負擔，還可以部分抵消美國關稅給企業帶來的負擔。
不過，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減稅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營造民營企業經營和產業的生態環境。雖然我們常說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但事實上，整個中國的經濟資源都向公有制、國有經濟傾斜，在這個方面對民營企業有些缺乏公平。
而民營經濟在經濟總量中佔比重大，解決了更多的就業問題，若生態不好，企業家無心做企業，都想做金融、做投資，整個實體經濟會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再不做出重大改進，情況還會惡化。
從全球來看，不管是“一帶一路”還是國際化、全球化，發揮作用的絕不僅僅是公有制企業，真正能更加市場化，能靈活從各方面參與到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反而是民營企業。所以，政府更該給民營經濟創造環境，讓其成為主力軍去獲得更多的國際資源。
陳叔軍
中國註冊會計師、稅務師
應對經濟變化，
要減稅減費減補貼減機構減人員
近十年名義稅率一直在不斷下降，比如營改增增加了進項稅額抵扣範圍，稅率下調1個點；小型微利企業的名義稅率一直在下降；個人所得稅扣除額也有提高。但總體實際稅額一直只增不減，說明名義稅率仍有下調空間。
因此，本人認為蔣錫培的具體政策建議是可行的：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增值稅稅率三檔變兩檔，目前還未出臺相關措施。三檔變兩檔不可能提高稅率，增值稅調整為10%、6%或5%是可行的，但不可能一步到位，最好是一年調低一次稅率，在本屆政府任期內逐步調整到位。
美國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為20%，個人所得稅最高位37%。在中美全球競爭大環境下，我們最高稅率最好不超過美國稅率。
扣除證券交易印花稅，2017年印花稅佔全國稅收收入為0.7876%。取消除證券交易印花稅之外的印花稅，對全國財政收入影響不大。
社會保險中的醫療、工傷、生育、失業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不宜保留過多結餘資金。要通過降低藥品、檢查支出來降低費率。
養老金制度應鼓勵誰交誰受益，多交多受益，少交少受益。只有包括單位、個人繳費全部充實個人賬戶才能充分調動投保企業和投保人繳費積極性。原國企職工繳費欠賬，應當由各級財政補貼。
減稅有利於總體經濟發展，嚴徵管有利於堵塞稅收漏洞，兩管齊下有利於提高稅收遵從度，在名義稅率降低的同時實際稅額不會下降，減少對財政支出特別是剛性支出的影響。
當然，在減稅的同時減少財政支出也是有必要的。比如減少財政對企業的補貼，不僅減輕財政支出壓力，也減輕國際貿易摩擦，有利於出口貿易。精簡機構，減少財政供養人員也是有必要的。
總之，減稅減費減補貼減機構減人員，是應對目前國際複雜多變經濟形勢的最有力手段，不可不用。
秦朔
秦朔朋友圈創始人
結構性減稅跟進“大基建”應受到約束
中國經濟的特殊性在於，是以債務驅動為增長方式，外延擴張，必然存在很大的透支。企業資產中債務比例高，地方政府擴張基建也以賣地+負債為主。
透支帶來了提前享受，但現在遇上了經濟不景氣和貿易戰，該怎麼辦？我覺得有四個途徑：
1.“大基建”
刺激“大基建”是一種途徑，但會受到地方政府現有債務規模、再融資能力、賣地吸引力下降等方面的約束。還要警惕的是：“大基建”是否會因為過度超前而帶來更大的負擔，未來能不能產生現金流去還債？
2.“大減稅”
“大減稅”分兩塊：一塊是稅、費（企業所需支付的各種費用）、金（五險一金、社保等），企業負擔很重，應該減；另一塊是管制性費用，比如辦事難、被刁難，制度性交易成本高，這一塊更該減。
但“大減稅”受到財政赤字的約束，當前中國財政赤字已經接近3%的國際警戒線。
另一個問題在於，雖然稅率高，但不少企業真實納稅額低，很多交易不開發票現象很普遍，“大減稅”對它們不管用。
3.大改革
目前不少行業過度競爭，而一些有前景、利潤相對好的行業存在很多限制，如行政性壟斷、牌照門檻等。
在中國，相當於行政配置資源是一個大部門，市場配置資源是一個大部門。行政配置資源部門的日子更好過，比如城鎮非私營企業員工平均年薪為7萬多，私營企業為4.5萬，前者是後者的1.6倍。
所以，大改革的方向是——市場主體應享受平等待遇，應按照市場需求來配置資源，打破壟斷和壁壘
4.大放水
大放水指央行通過發鈔把經濟運行中的有毒資產吞進去。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就曾用過這一招。
以上四條路，我認為應該是改革優先，結構性減稅跟進（全面減稅不太可能），確實危及到金融安全及系統性問題，央行需消化一部分有毒資產。至於“大基建”，方向明確，但會受到約束。最終會是幾種手段混合進行，共同起作用。
吳曉波
財經作家
支持“蔣錫培建議”的請舉手
在學界，對“蔣錫培建議”的看法並沒有那麼一致。反對的意見主要有兩條。
其一，政府減稅是有“時間窗口”的，最佳時機是在經濟增長期和稅收充沛期，政府的騰挪空間較大。當下之時，景氣低迷，增長乏力，政府減稅恐成無米之炊。
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14.4%，非稅收入減少8%，很多地方政府稅收下滑嚴重，連正常發公務員的工資都有點困難，再談減稅，恐難執行。還有財稅專家粗粗算了下，如果“蔣錫培建議”被採納，政府稅收將減少兩成左右。
其二，基建投資立竿見影，發文、印鈔、開放債務平臺，三板斧下去幹淨利落。減稅卻在短期難有激活成效，因此，急病無法用慢藥。
對這兩個擔憂不以為然的學者，也有兩條看法。
根據拉弗曲線理論，減稅表面上看使得政府稅收減少，但是可以刺激企業加大投資和促進國民消費，從而擴大稅基，長期而言，反倒能起到增加稅收收入的作用。去年，讓我們很頭疼的特朗普就是用了這一招，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強勁反彈；
在過往的十多年裡，從2004年至今，中國經濟每次陷入危機，基本上都靠的是鉅額投資拉動，看上去屢試不爽，但是，卻一次次拖宕了落後產能的淘汰，造成了貨幣的泡沫化，更要命的是，每次的“白馬騎士”都是政府和國有企業，市場和民企成邊緣化角色。
無一例外的是，每輪大投資之後，都會發一個鼓勵民企發展的重要文件，如此這般，已經三次。
是“大基建”還是“大減稅”？而或，在基建補短板的同時，下決心實施減稅計劃？在今年的此刻，再次成為一個熱烈而敏感的話題。
蔣錫培出生於1963年，屬虎，訥言好學敏於行，高中畢業後當過鐘錶匠，27歲時在宜興的一個偏遠鄉鎮創辦塑料廠，目前是電線電纜行業的全國老大。
作為“蘇南模式”的倖存者，在將近三十年的創業史上，蔣錫培經歷過產權改制、內需滑坡、外貿的黃金十年、產業轉型乃至家族傳承等等，無數次的中國式挑戰。
同時，他還當過中共十六大代表，是中國企業家協會的副會長，他既懂得用手投票，也會用腳投票。
他是千萬民企中的一員，既是本輪改革的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了，他有資格寫一本很驕傲的回憶錄，垮了，他的人生也垮了。
像蔣錫培這樣的企業家，應該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決策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每一個商業國家都需要回答的問題。
1943年，波蘭裔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斯基在相關的研究中如此認為：如果只有恢復企業家的信心，才能保證高就業率，那麼，政府會非常重視企業家們的意見。
然而，當貨幣和財政政策成為拯救經濟的武器之後，企業信心就不那麼重要，政府也不用太照顧企業家的想法了。
懂得這個道理的人，貌似已越來越多了。今天，支持“蔣錫培建議”的請舉手。
李迅雷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社會共同呼籲減稅是合理的
過去五年，基建投資增速維持近20%的高增長，只是今年上半年大幅回落至7.3%。在外部環境“穩中有變”的背景下，經濟穩增長更需要拉動內需。
從邏輯上講，“房住不炒”已經定調，即擴內需不能靠房地產，同時居民消費又是慢變量，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作為支撐，遠水不解近渴。於是，拉動內需還得靠基建。
但基建擴張意味著繼續加槓桿，可解近渴，還能消遠慮嗎？為此，我們不妨追溯基建投資過去20年的歷史，來分析“基建穩增長模式”的利弊得失。
從1998年到2018年這20年間，我國一直維持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投資對GDP的貢獻大約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投資構成中，基建投資屬於政府的有形之手，對促進經濟高增長功不可沒，但後期效果越來越差，並使得社會槓桿率水平不斷提升。
基建投資長期超前於消費增長，並且公路、機場等設施的總供給出現過剩。但在很多人的觀念上，總是認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但實際情況是“漁多魚少”，即居民消費能力下降，基礎設施相對過剩。因此，必須增加居民和企業部門的收入，減稅或稅改即“授人以魚”。
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基建投資的方向是補短板，這樣的頂層設計完全正確。但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能否完全理解補短板的涵義並精準做到呢？就怕借題發揮，造成後患。
從當前實際情況看，消費增速在持續下降，居民因房地產加槓桿，槓桿率水平接近50%，使得消費能力進一步下降；同時，財稅改革滯後，使得基尼係數從2016年以來持續上升，對消費增長也構成了一定的抑制。
前段時間，出現“違法違規生產疫苗”、黑龍江推遲發放養老金等事件，看似不相關，實際上折射出財政在社會事業支出上的短板，故我們認為，補短板應該補在這些地方，提供財力的保障，更應該用於民生領域，如加大對於醫療衛生、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的投入。
此外，在考慮財政政策支出端的同時，還需要關注的是財政政策收入端，因此社會共同呼籲的減稅是合理的，即“授人以魚”。過去，我們過於強調“授人以漁”，大搞鐵公基，鼓勵創業，但鐵公基會過剩，創業有風險。
如果能夠減少純粹以穩增長為目的的財政支出，或者通過精簡冗員、節省費用來減少不必要的政府行政支出，同時又通過減稅和稅改來增加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則經濟增長質量將明顯提高。
周煜祺：
基建投資轉熱，平衡風險是關鍵
周煜祺 資深財經評論員
今年以來，在降低債務、防範風險的大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面臨與以往有所不同的環境，上半年同比增長7.3%，增速比今年1至5月和去年同期分別回落2.1和13.8個百分點。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放緩、有效投資不足的現狀，決定了仍有必要繼續保持一定規模的基建投資。實際上，國內基礎設施建設仍有許多需要補短板的地方，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和廣大農村地區。
即便是在經濟發達地區，不少基礎設施也需要補充、完善，比如城市管網、海綿城市等。而從中長期來看，我國基礎設施投資仍然有巨大的空間和潛力。
環視全球，我國仍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管網等基礎設施領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還比較突出。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基礎設施人均資本存量只有西方發達國家的20%~30%，而西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存量只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約一半。
在我國，與經濟增長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鐵公基”。為了確保經濟增長率，在關鍵時刻“保增長”，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就是“鐵公基”。不可否認，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能取得巨大成績和進步，無疑是得益於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
以“鐵公基”為代表的大量基建投資，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不過基於防範風險的考慮，當前期待財政政策在扶持基建方面更有所作為的時候，也需要切實處理好幾個現實問題。
第一，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
一般來說，基建投資資金來源分為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其中，自籌資金是基建最主要的資金來源，近年來自自籌資金佔比均超過60%，對基建投資影響較大。
隨著7月資管新規細則落地，以及寬信用的政策轉變，將令城投債融資環境大幅好轉，城投債發行有望加快。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當前一些地方經濟面臨著發展困境，比如缺資源、缺手段、缺人才。
在資源方面，主要是缺錢、缺土地空間、缺好的企業；在手段方面，主要是缺融資渠道；在人才方面，城市化背景下大家都在搶人，很多基層地方人才奇缺、勞動力短缺。
如何解決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亟待各地創新思維。
第二，對基建投資規模要適度控制，合理佈局基建投資分佈。
最好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經濟發展程度“因地施策”，梯次推進基建為好，在有需要的時候才推基建。此外，需要高度關注基建投資的負債方式和負債規模，如果債務擴張太大、太快，風險也會迅速累積。
第三，基建投資會佔用資源，而我國的經濟轉型也需要有大量資源來配合，也要求資源使用方式的轉型。
鑑於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必須發力諸如科技創新、生態環保以及社會人力智力投資、醫療、扶貧等一些關鍵領域和環節。這些領域仍存在著不少短板亟須彌補，相關投資需求體量巨大。
這實際上也反映出投融資體制改革、投融資效率和投融資風險問題，反映出政府投資結構還需要進一步優化。
第四，基建投資應重點聚焦在“補短板”上。
這一方面要求全盤考慮區域發展平衡以及城市群的發展策略，另一方面還應與三大攻堅戰中的精準扶貧和汙染治理兩大重點任務相結合，增加貧困地區的交通網絡設施、水利防災設施、城市地下管網和環境汙染治理等領域投資，加大鄉村振興等領域建設投入力度。
第五，應注意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
事實上，從多個方面來看，導致我國經濟當前問題的並不是去槓桿，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力量大幅上升，導致了資金大量流入國企和政府部門，而民企獲得資金較少。
此外，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飆升，使得信貸資源主要流向政府主導的國企，而製造業投資佔比下滑，使得民企缺乏信貸資源。
可見，要擺脫我國經濟的現實困局，實現穩投資的預期目標，必須調動國有企業和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其他各類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
國企民企之間不應該是“誰進誰退”“此消彼長”，而應該是共同做大蛋糕。只有國企民企齊頭並進，經濟總量更大、發展質量更優，人民才能從中得到更多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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