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術史上，歷代學者對“道”作了各種探索，不斷賦予它新的含義，使之具備了非常豐富的內涵。且不說先秦諸子“各道其所道”的闡發，僅以漢代以後最主要的思潮而論，就有唐宋古文學家提出的“文以載道”，宋明理學家提出的“義理明道”和清代樸學家提出的“訓詁明道”等不同命題。《六經》為“道”之載體，所以求“道”必於經學入手，這大概是漢代以後歷代儒家的共識。到清代乾嘉時期，浙東學派史家章學誠主張“《六經》皆史”，明確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對於章學誠的“以史明道”觀念，前賢亦有研究，但大多認為僅僅是針對清儒“訓詁明道”觀念而發。錢穆指出：“經學家最大理論，莫若謂道在《六經》，通經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經學即理學’之說以來，迄東原無變，實齋始對此持異議。”[1](P421)余英時也認為：“我們試以實齋之‘道’與當時考證家由分疏六經中之名物、制度、字義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較，即可見兩者不但迥異，抑且適處於相反的地位。……綜觀實齋‘六經皆史’之說，實為針對東原‘道在六經’的基本假定而發，同時也是對顧亭林以來所謂‘經學即理學’的中心理論作一種最有系統的反挑戰。”[2](P56-59)這種看法當然不錯，但是如果我們全面考察章學誠“以史明道”觀念，就會發現他不僅不完全贊同清代經學家標榜“訓詁明道”的觀念，而且也反對唐宋古文學家片面強調“文以載道”的觀念，更反對宋明理學家枵腹侈談“義理明道”的觀念，其“以史明道”的內涵表現為根絕辭章、義理和考證三者紛爭，避免三家各執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獨特的明“道”方法與觀念。
一
章學誠認為，宋明理學家主張“義理明道”具有很大的侷限性，最終架空了經學致用的功能。
按照傳統儒家的看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所傳的道統，至孔子刪述《六經》而見諸文字，是以後人求“道”必於《六經》，漢唐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後，理學興起，學者開始離開具體的歷史事實而紛紛深究《六經》的義理和孔子的微言大義，試圖找到超越特定時代和具體事物而永恆存在的“道”。其實，孔子未嘗離事而言理，更沒有為後世空懸《六經》之道。章學誠指出：“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乾坤焉。夫夏時，《夏正》書也；乾坤，《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乾坤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歷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3]（《易教上》）既然孔子沒有以《六經》存“道”的意識，那麼後人盲目推崇《六經》，以為“道”盡在此，導致空言說經論道的空疏學風。章學誠指出：“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3]（《原道中》）倘若輕視學問文章、經濟事功與人倫日用，汲汲於探求儒家義理，以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捨本逐末之舉。宋明理學求“道”的侷限，恰恰是以為上古聖人之“道”超然於人類社會之外而獨立存在，最終陷入理障。章學誠認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故宋人譏韓昌黎氏，以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養性之學，不能無間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為韓子之弊，是離學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4]（《與邵二雲論學》）在章學誠看來，唐代韓愈所提倡的“因文見道”、“文以載道”之說在學理上有沒有錯誤是一個問題，而韓愈能不能夠達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為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3]（《言公中》）由此可見，韓愈以文為載體而明“道”在學理上本不錯，但是文章既可以使“道”顯明，也可以使“道”隱晦，關鍵在於作者如何運用。宋代理學家不探討“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之度的問題，而從學理上籠統反對“因文見道”、“文以載道”的觀念，不但不能證明韓愈錯誤，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與方法的貧乏和空疏。
章學誠極力反對宋明理學家標榜的只有通過探究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論，闡明“道”無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不過是“道”體之一端，遠不是“道”的全部內涵。他說：“學問之事，非以為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4]（《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宋明理學“義理明道”的觀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關係，離開具體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對學術與社會價值不大。章學誠認為：“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4]（《家書五》）理學空言義理以明“道”的方法，造成了元明以來學術的空疏，逐漸受到世人鄙棄，也就不足為怪了。章學誠一針見血地指出：“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3]（《原道下》）所以，他提出“論理之文常欲使與敘事之文相間為之，則遣言不易，而虛理、實事得以互相證發，是又道不虛行之明驗也。”[4]（《跋香泉讀書記》）這表明空談義理的學問沒有實用價值，不能達到對“道”的正確認識。
二
章學誠認為，清代樸學家主張“訓詁明道”具有很大的封閉性，最終淡化了經學致用的功能。
自晚明以來，學者鑑於宋明理學空疏不實學風給學術界帶來的弊病，開始力矯其弊，治學逐漸轉向徵實的發展方向。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開始把空疏玄虛的理學返歸到通經服古的經學之路，形成了治學注重徵實的實學思潮。到清代的乾隆年間，邵晉涵、周永年“以宿望被薦，與休寧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譽。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4]（《周書昌別傳》）人們徹底厭棄宋明學者恃胸臆解經的風氣，提倡通音韻訓詁解釋儒家經典，形成與宋明理學路數截然相反的“訓詁明道”觀念。以音韻訓詁通經釋“道”，不失為理解儒家經典的一種有效的方法，然而一些人卻不恰當地誇大這種方法，大言標榜明“道”只能通音韻訓詁，舍此別無他途，陷入了很深的門戶之見，並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一些學者只顧埋頭考據而不談學術致用，把經學研究引上了自我封閉而最終走向死亡之路。
章學誠指出，清代樸學家矯正宋明理學離事而言理的明“道”理路，主張通過訓詁歷代名物度數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種正本清源的舉措。他說：“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3]（《史釋》）既然三代時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麼通過訓詁三代名物度數，考訂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當然就是非常恰當的途徑。章學誠評價戴震的學術，迥然超出同時代人的見解之上，並非僅僅簡單地把他視作考據學者，認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諸篇空說義理，而是充分肯定其志存明“道”的功績，同時也指出了這種主張的偏頗之處。他說：“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4]（《書朱陸篇後》）他指出清儒出於門戶之見而宣稱不通訓詁則無以明“道”，又從正確走向了錯誤，在學理上解釋不通，因為學者研究音韻訓詁只不過是學術的一個分支，而不是全部學術，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音韻訓詁之外還有其他明“道”途徑。他說：“近日言學問者，戴東原氏實為之最，以其實有見於古人大體，非徒矜考訂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過者。……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疏義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4]（《又與正甫論文》）章學誠批評某些人認為訓詁考訂可以窮盡天下道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3]（《答客問下》）這種錯誤儘管在形式上和宋明理學空言義理明“道”有所不同，但在性質上卻沒有本質區別，都達不到對各種事物、學術乃至社會的正確認識。章學誠說：“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辨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焉。”[3]（《答客問上》）章學誠由此進一步批評說：“近日學者多以考訂為功，考訂誠學問之要務，然於義理不甚求精，文辭置而不講，天質有優有劣，所成不能無偏可也。紛趨風氣，相與貶義理而薄文辭，是知徇一時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於道。”[4]（《與朱少白論文》）章學誠特別反對學者治學存在門戶相爭，指出這種態度無法求“道”。他說：“學者之於術業，不難於辨異，而難於辨同中之異。……惟同此術業，而同中有其殊異，為己身所未歷，於此而能深信異之不害於同，斯可以見道矣。蓋登泰山絕頂，則知千萬途徑之所通也。登者止擇一徑，而以他徑謂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學術之封己，往往似之。”[4]（《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乾嘉樸學末流學者對主流學者的主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不能有創建豐富學術發展，又互爭門戶而加重了學術積弊，不但達不到對“道”的正確認識，而且治學故步自封，逐漸陷入僵化衰落的境地。
閱讀更多 國學文化傳播與繼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