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最近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讨论很多，深圳一位券商经济学家的演讲和北京一位大学教授的演讲都引起了很大关注和争鸣。8月7日晚，第15期陆家嘴资本夜话特邀人文财经学者、秦朔朋友圈的发起人秦朔发表主题演讲，他坦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精彩观点：
Ø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奇迹的根源
Ø 法治保障仍有待完善，否则不足以稳人心
Ø 关键时刻需要关键选择
Ø 世界对中国未来十年的期望超过美国，我们更不应自弃
致辞：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秘书长赵雷致辞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秘书长赵雷表示，“陆家嘴资本夜话”一是议题接地气，又紧跟热点，实在、大气；第二，嘉宾的阵容越来越强大，高端不重样，多元不走样，坚守正确的价值观；第三，现场参与的观众层次也越来越高。总结起来，就是“好思想带来好声音，好声音吸引好耳朵，好耳朵养成好声音，最后形成好平台”。今天，作为“好耳朵”的代表，作为一名粉丝跟偶像讲两句心声，能够为秦朔老师的演讲致辞，感到荣幸。
秦朔朋友圈是一个大IP，在财经圈、金融媒体圈、朋友圈等频频展现了强大的圈流能力，被形容为“圈圈套圈圈”。近来社会经济热点层出不穷，秦朔老师在海量的信息中用最快的速度、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情怀、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批判精神和曾经南方系的媒体风骨。最后，用秦朔老师公号首篇文章里面的一句话总结：“让知识流动，让信息流动，帮助封闭的开放，让美好更美好，也让坚强的更坚强”。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裁助理潘恒宁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裁助理潘恒宁介绍，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的直属机构，是新华社和上海市的战略合作项目，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新华社打造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的战略目标。
“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众多权威机构搭建的平台之一，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4期，逐渐成为上海金融、经济和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平台、知识平台和思想交流平台，也成为金融白领闲暇时进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
中美贸易战叠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使出口受到冲击，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将回落，工业品价格增速放缓叠加、社融增速降至新低，则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意愿。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显现。日前，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积极进取，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保持经济健康发展。今天就“当前经济社会压力与出路的深层思考”这个话题，一起来聆听秦朔先生的观点。
人文财经学者、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
秦朔简介：
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1990年到2004年在广州《南风窗》杂志工作，1997年起担任总编辑，领导《南风窗》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政经杂志。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刊后任总编辑。2009年底任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是中国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财经媒体群。著有《大脑风暴》、《传播成功学》、《感动中国》、《美国秀》、《大变局》、《告别GDP崇拜》等著作。论文《中美杂志比较研究》是国内杂志业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告别GDP崇拜”和“探求国民幸福总值”的代表之一，所著《GDP先生的讲述》一文被收入《宏观经济学》研究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秦朔创立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和新媒体“秦朔朋友圈”，开始新的创业。
演讲实录：
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奇迹的根源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从世界GDP占比非常低的位置一直向上提升，上升曲线比历史上美国的上升曲线还要漂亮。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见证到中国曲线和美国曲线交叉，然后超越。
经济学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通过恰当的激励，劳动成果能够在市场上交换。中国的发展，从宏观看是数亿计的劳动力从产出非常低的农村走向城市、工业流水线、服务业的结果。从微观上，这么多人要转移，必须要有承接，这个承接者就是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法律规范的制定，通过恢复高考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提升。政府这只手对经济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本质上，中国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劳动者和创业者，而不是政府干预和国有化。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才49万个市场主体，发展到今天的1亿多个，从全世界来看也是少见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中国奇迹的根源。
我在13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预测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数量将会超过美国。1999年“全球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那时中国的世界500强只有6家，今天已经有120家，民营企业的比重也在上升。
中国的社保覆盖和待遇水平也在逐渐提高。2017年我们的医疗保险总体覆盖已经有11亿多人了，养老覆盖有9亿多人。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离退休职工的福利改善是明显的，2016年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平均是2300多元，底座人口的满意度是提高的，这是稳定的基础。
传统制造业在变革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但新旧动能转换也带来了很多新就业机会。比如传统媒体解决就业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新媒体和自媒体创造了新的就业。我问马云先生，靠淘宝、微信、头条、直播、游戏这些能够对冲传统制造业下行的就业压力吗？他给了我一个答案，未来的就业是新兴就业。新旧转化，单看传统产业，很悲观，但不能忘了，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机会产生出来。
新一轮超级周期将围绕中国
最近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北京一位教授因为“中国超越美国”的论文被批驳。实际上关于这个话题，最早出现的是国际大行的预测。渣打银行2010年的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历史上有三个超级周期，第一个超级周期围绕美国，第二个超级周期围绕日本，第三个超级周期是由全球贸易增长、新技术发展、新兴国家增长以及投资高增长驱动的，中国是大赢家。报告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跟美国几乎差不多，2030年中国占全球24%，美国只有12%。IMF在2011年就预测，中国在购买力平价上，2016年到2017年会超过美国，2013年的报告坚持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可见也不只是我们的一些学者看多中国。
中国20年内能不能全面超过美国
两年前，我跟时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的钱军先生有个辩论，他说中国将在20年内全面超过美国，我抽到反方，我说中国20年内不可能全面超过美国。总量会超过，但人均指标还不行，品牌价值还不行，环境代价也太大。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是全球平均劳动生产率的40%左右，我们生产全球GDP的15%-16%，但折合成标准煤的消耗却仍要23%，每年增量能源我们占到30%多，用了比别人更大的消耗创造GDP，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骄傲的。看全球营商环境的指标、廉洁指标、经济自由化指标、法治化指标，中国都是排在七八十位以后了。
我认为中国GDP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会超过美国，但支撑经济健康长期发展的基础体系的差距还很大。我们人多，经济规模大，但人均还不富裕。从人均指标来看，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的年平均工资是7万多元，私营单位只有4.5万元，农民工月收入3000多元。
二、当前社会经济压力的表现
我研究的方向是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所以和企业家接触的比较多。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社会经济压力的表现。
房地产僵局、地方财政困境、金融乱象频发
今年1至7月，根据中原地产统计，一线城市土地流标13宗，二线城市合计流标经营性土地154宗，三四线城市经营性土地合计流标达到了629宗，一共流拍了796块土地。今年的住宅用地成交价比去年同期已经降了20%，在这种情况下还流拍了17%，说明开发商也承受不了。这样流拍下去，接下来地方政府财政会很紧张，有些地方公务员和老师发工资都要借钱。再靠“铁公基”等基建拉动，受到地方债务约束的，效果也会递减。金融更不用说，P2P爆仓4000多家，债券违约、私募违约频发，甚至已经变成社会问题。
消费市场不景气
由于房地产的问题，引起橱柜、厨电、家用、照明灯饰等销量下降。消费意愿降低。房地产行业去杠杆速度加快，以恒大为代表又开始甩卖产品。前不久在广州参加“新媒体千人峰会”，这个会每年都有很多赞助商，今年的三个大赞助商，会议前全部取消赞助，就是因为上半年结算发现资金很紧张，只好捂紧钱袋。
贸易战影响
贸易战对大家的心态有非常大影响。大家没有想到美国朝野两党和各方面，包括当年为中国入世和最惠国待遇待遇呼吁的公司，现在也调转矛头，尽管它们也不支持对中国加税，但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我上个月到硅谷，我的高中同学说，中国去硅谷挖人，常常是地方政府书记市长带队，许诺条件，直接挖人，硅谷的公司很讨厌这种政府行为。我们的知识产权也存在问题，有的抄袭连BUG也抄走。这样做生意的方式别人受不了。
新动能遇到抑制
中国有好企业，像华为这样20多年前就在专心做研发的企业，是有自己的成功的。中国也有新动能、新模式，但我们对于新动能是不是真的支持？今年以来对于互联网视听领域的整顿很多，动不动就下架关停，有问题可以整顿，但要不要有个过程，先黄牌再红牌？什么都要牌照，那很多新媒体都不合格，包括罗胖的“得到”也没有视听许可证，无法上市。本来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像互联网+的一些模式已经起来了，但最后还是用传统管理方法抑制。
社会情绪不稳定
社会方面，教育、医疗、房子的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很多问题的表现形式都在固化、激化、极化。国企、国有金融机构在害怕出事的心态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接触了大量民企，我敢说按常青心态做企业的比例在下降。不久前我应邀去参加一个私人银行的活动，对方希望我讲一讲资产合理配置的问题，比如适当在海外置业。我发现根本不用多说，人家刚介绍完产品，很多人就去找业务员咨询怎么办手续了。
欧美日在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上完全一致
欧美日达成所谓零关税区，还有很多矛盾待解，但在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认知上，他们是空前一致的。5月31日他们在巴黎有个声明，“重申对欧美日之外一些国家非市场导向政策的关注”，“解决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给美欧日工人和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环境、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等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什么叫市场导向？就是企业对价格、成本、投入、采购和销售的决策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和做出，我们现在说是市场经济，但客观事实是还很不完善。政府对产业和微观的干预与扭曲还很多。
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
我一直不认为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泛儒家文化圈，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我们为什么不行呢？现在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掉进去。还有一个问题，在报喜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今天很多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到底如何？我去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都是喜不自禁地说引进了多少大项目，几十亿几百亿，一两个小时就谈好了，几个月就动工了，我非常怀疑这种项目的数字水分，也很怀疑最终的投资承诺和投资效益到底能不能保证。有个建筑业央企的管理者跟我说，他们承建的很多政府项目都付不出钱，转而给地，结果建了一大堆商业地产，但不知道怎么经营。如果我们的增长都是这样形成的，数字看起来漂亮，其实就是陷阱。
既得利益者制约改革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方案，大家可以看2012年2月28日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这个报告，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弄了15个月，从2010年就开始启动了。其中很多内容延伸到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但《2030年的中国》出来后，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国资委直接反对，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方案代表外国立场，所以戛然而止。2011年出版的《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应对战略》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增速下滑及其带来的风险，不能形成创新和服务驱动的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中国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改善社会治理、参与公共政策事务的要求会强化”。这本书里提到，最大的风险是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挠结构性改革。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特殊类型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在可贸易部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基础产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供给不足，并引起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
我写过很多文章为国有企业的价值说话，但是，从总体上，国企的回报水平令人堪忧，而且国资委的管理模式越来越固化。最近陈清泰先生提到国资部门管企业，企业按所有制被分成三六九等，国有企业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在获取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特许经营权、政府项目、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种情况继续延续，将极大地挫伤非国有经济的积极性，而且极不公平。
权力的异化无处不在
新华社2013年前后十问向公众收取的行政性事业收费或政府基金的资金去向，包括土地出让金问题、民航发展基金、住宅维修资金、公交卡押金、涉农补贴等等问题。很多部门都构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链条，并且都是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但没有办法挑战它们，因为它们总是“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让人头晕眼花，无法有效监督。这就是权力的异化。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简单就是一个“体制问题”、政府治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政府、市场、社会均衡、协调、共治的结果。中国方方面面的文明启蒙都没有完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既得利益的情况、机会主义普遍化的情况，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病毒。所以人人都在声讨官僚主义，但如果有机会，人人都会实施官僚主义，不是怎么为顾客服务，而是怎么为自己服务。“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政府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很小的一个问题，故意咬文嚼字终久得不到最后解决。”类似这样的情况哪个部门都存在。前几天我看《财新》杂志的评论文章，说最近央行和银监会分别从商业银行收集数据、互不分享的时代结束了，那就是说以前都是互不分享数据的，这些国家的精英，讨论起解决问题都头头是道，怎么从来不想想为下面的金融机构省点力、少提交一次数据呢？归根结底，下面不是顾客，是管制对象，部门最大的利益来自管制，这已经结构化、无意识化了。有个朋友在做国外癌症药的引进，他说这些年国外的各类癌症新药大概有56种，中国只引进了5、6个，为什么引进得这么少呢？本质是原来受益的药厂和和医生集团形成了固定关系，于是用各种理由阻挠，什么中国人的体制特征不适合等等。中国香港的人种可以引进，但内地都不行。现在很大的引进推动力是总理在推动，在承担责任。
客观地说，中国部门的廉洁度和效率比过去有提高，但也有很多不作为、懒政的新花样，有些基层部门的在编人员比例甚至低于50%，也就是靠不在编的人在干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迫切需要减税减负，就好像爬山，越往上空气越稀薄、越难，这是越希望包袱少一点。现在政府给企业带来的负担，从绝对数量上或有减少，但相对于处在困难中的企业的要求来说，并没有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增加。
三、当前社会经济压力的原因
老三期问题未解，新三期问题又现
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提出来三期叠加、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提出供给侧改革；2015年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三期叠加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现在看，这些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特别是结构，我们的增长主要还是靠基建和房地产。房地产的双刃剑效应终于到来了，一方面它是过去的繁荣之母，百业之王，另一面它捆绑了银行，捆绑了地方政府，捆绑了居民，因为居民财富的百分之六七十是房地产。
新三期是什么呢？第一是战略机遇的找寻期，第二是债务压力的释放期，第三是社会共识的撕裂期。这六期叠加，非常危险。我觉得现在不是最大危险的时候，但是是危险越来越大的时候，心理层面尤甚，所以最重要的是稳人心，而人心不是说说就能稳下来的，人平常怎么被对待，他就有怎样的心，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场景和体验，决定了他的心态。这些周期性问题、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素质性问题、心态问题纠结在一起了，压力在最近这几个月特别明显。
法治保障仍有待完善，否则不足以稳人心
我们《宪法》里写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并予以补偿。在很多地方政府那里，他认为他就代表公共利益，所以随意出让土地，随意征用，项目失败了他也不负责任。这也让很多人对未来存有担忧。
由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导致在国运大趋势仍在、中国潜力并未完全释放的情况下，却让很多国人信心下降，感到迷失。当前尤其要防止边际增长的乏力，引发存量矛盾的爆发。
我们的浩荡国运被卡在哪里、闷在哪里了呢？
是中美贸易战把我们的浩荡国运卡住了么？不是的。我认为中国入世以后，抓住了战略机遇期，我们的发展主要不是靠“制度套利”和机会主义，虽然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改善；我也不认为美国站在所谓正义的一方。在WTO中国被起诉了41起，美国被起诉了90起，败诉率一样，美国的问题不比中国少。
美国的一些诉求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认为它就是正义，我不觉得贸易战好像我们天然是亏欠的，我们犯了很多错误等着美国来惩罚。迄今我写的一篇最受争议的文章是《商业文明史上的2018：中国向前，美国向后》，有人说你又不在体制内，为体制这样唱赞歌，还不如回到体制内比较好。我说我在美国读的硕士，每年去美国三到四次，我并不是不了解美国，中国有问题，但我们自己不关心这个国家，我们自己不爱护这个国家，难道让美国人来帮助你吗？特朗普说他们的股市长了多少，我们4个月跌了27%，是事实，但这种说话的方式我很不齿，就像街上一个富人对一个穷人说我有多富你有多穷，将来达成协议你更穷，我看这个穷人会直接给富人一个耳光，“你这个烂人！”
为什么美国并不是那么正义，反而我们的社会如此分裂呢？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国民对于外部事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他们在内部所受待遇的影响。现在Google即将回归中国了，这件事情很好，这就叫开放。国人怎么真正感受开放、感受平等、感受公平正义，是实际的生活体验告诉他们的；第二个想法，我觉得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和世界沟通、和国民沟通的核心话语，太政治化的宣教是不够用的；第三个想法，今天的话语体系必须要有创造性的更新，方向是以人为中心、以顾客为本，而不是以既得利益为本。如果不从这里突围，而只靠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和加强统一管制，就不会真正有效。
四、关键时刻需要关键选择
要强调人类共同价值，以此指引我们未来的道路
关键时刻应该怎么办？应该怎样塑造新的国家话语？我们过去更多强调“中国特色”，未来要强调“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道路”。我们已经说了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承认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被妖魔化了，同时西方的价值观也并简单就等于普世价值，大多数价值是历史慢慢演进、实践的结果。所以我强调共同价值，用人类共同价值驱动中国方式和中国道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不缺乏人类共同价值的基因，我们也是《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文件的签署国，我们的宪法也体现了这些共同价值。我们过去四十年的成功，是拥抱人类共同价值的结果，就是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三公、透明、不歧视，等等。
我们要向世界表述，我们不是要走另一条路，而是走和人类共同价值一致的、和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一致的同一条路，只是步伐、工具、节奏不同。我们有信心把这条路走得更好，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价值观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
如果我们不确立这样一个价值观，我们在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在面对国民的时候，道义感是不足的。有时自己都心虚。只有把价值观鲜明提出来，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困难，人民是能够理解并且共同承担，共同走这样的道路。人类的共同价值就是我们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也是程序性的正义。只有拥抱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彻底消除我们的被动性，真正激发新的动力。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不是抽象的教旨。我们应该有信心成为共同价值的捍卫者和推进者。
如果我们的方方面面、每个部门都能建立起这样的价值标准，就会意识到，为顾客提供三公服务、清廉高效服务，才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不好好为顾客服务，只想着为既得利益服务，为上级领导服务，不管打着什么样的口号，都是不对的，畸形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我觉得每个权力部门都要细化这个原则，谁是我的顾客，顾客有什么诉求和不满，我应该怎么改善服务，可惜太多部门脑子里都先是长官，再是自己部门，最后才是应该去服务的顾客。人心都是肉长的，顾客就感觉不出来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有情绪。
从四十年的路找五千年的根
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四十年的路寻五千年的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明里没有现代性的要素，更多的是封建专制思想。但我认为，就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拿起了古希腊思想作为武器，我们把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经验总结好，也可以以此回溯到历史里面，找到中国“根文明”里面与人类共同价值完全一致的思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和而不同，等等，都有共同价值的底蕴。
谁先进和谁近，争当最先进
最近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成功是拥抱美国的结果，我认为应该表述得更准确一些。中国的成功不是拥抱美国的结果，而是谁先进就跟谁接近、并激发内在变革动力的结果。美国很多方面代表了最先进的地方，那就应该接近，学习，过去的中美关系大局对中国发展有巨大的正面作用。反过来，美国也有其问题，那在这些方面就不拥抱。有些该碰撞的就碰撞。但也始终不忘最大的大局。
2012年发布的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里，中国将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设法治、透明、有限、廉洁、高效的现代政府，建立基础更牢固、更具有创新与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建成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会。
我的一位朋友过去在外资企业做，现在自己做民营企业，他给我发了路透社的一张表格，表格上展示了中国在1987年到2017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面GDP增长了36倍，美国则是在1900年到2017年的117年时间里面GDP增长了36倍。中国是用了30年的时间走过了美国117年的路，中国无需贬低自己，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是值得骄傲的。
2017年冬季达沃斯，路透社做了“哪个国家将会引领下一个世代的全球议程”的投票，共3420人参与投票，美国获得了32%的支持率，有36%的人选择了中国，这说明当时，世界对中国未来十年的期望超过美国。我们更不应自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代责任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肯尼迪当年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跟他唱反调的弗里德曼说，“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自由！”无论你站在肯尼迪式的还是弗里德曼式的立场，都有一份责任要去担当。绽放中华民族的自由意志是我们应有的追求，唯唯诺诺不是我们的宿命。我坚信中国改革新的驱动力来自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来自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先”的态度清除方方面面的官僚主义、互害行为和机会主义。我也相信，开放透明的讨论空间，将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下为公，应该要人类共同价值放在中国特色之前；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谢谢大家。
活动现场
陆家嘴资本夜话”往期回顾（点击下面标题可阅读）：
管清友：回头却又似从前——从2014到2018
文字整理：邱敬文、张劲文、黄梦云、高敬唯、李子申
统筹：王韬 李志琴
摄影：沈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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