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最近圍繞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討論很多，深圳一位券商經濟學家的演講和北京一位大學教授的演講都引起了很大關注和爭鳴。8月7日晚，第15期陸家嘴資本夜話特邀人文財經學者、秦朔朋友圈的發起人秦朔發表主題演講，他坦誠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精彩觀點：
Ø 企業家精神是中國奇蹟的根源
Ø 法治保障仍有待完善，否則不足以穩人心
Ø 關鍵時刻需要關鍵選擇
Ø 世界對中國未來十年的期望超過美國，我們更不應自棄
致辭：
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秘書長趙雷致辭
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秘書長趙雷表示，“陸家嘴資本夜話”一是議題接地氣，又緊跟熱點，實在、大氣；第二，嘉賓的陣容越來越強大，高端不重樣，多元不走樣，堅守正確的價值觀；第三，現場參與的觀眾層次也越來越高。總結起來，就是“好思想帶來好聲音，好聲音吸引好耳朵，好耳朵養成好聲音，最後形成好平臺”。今天，作為“好耳朵”的代表，作為一名粉絲跟偶像講兩句心聲，能夠為秦朔老師的演講致辭，感到榮幸。
秦朔朋友圈是一個大IP，在財經圈、金融媒體圈、朋友圈等頻頻展現了強大的圈流能力，被形容為“圈圈套圈圈”。近來社會經濟熱點層出不窮，秦朔老師在海量的信息中用最快的速度、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讓我們感受到濃濃的人文情懷、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批判精神和曾經南方系的媒體風骨。最後，用秦朔老師公號首篇文章裡面的一句話總結：“讓知識流動，讓信息流動，幫助封閉的開放，讓美好更美好，也讓堅強的更堅強”。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總裁助理潘恆寧致辭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總裁助理潘恆寧介紹，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是新華社的直屬機構，是新華社和上海市的戰略合作項目，服務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新華社打造國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戰略目標。
“陸家嘴資本夜話”系列講壇是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聯合眾多權威機構搭建的平臺之一，至今已成功舉辦了14期，逐漸成為上海金融、經濟和資本市場重要的信息平臺、知識平臺和思想交流平臺，也成為金融白領閒暇時進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場所。
中美貿易戰疊加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將使出口受到衝擊，房地產投資增速也將回落，工業品價格增速放緩疊加、社融增速降至新低，則會降低製造業企業的投資意願。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已經顯現。日前，在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下半年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在改革開放和結構調整等方面積極進取，加強統籌協調，形成政策合力，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保持經濟健康發展。今天就“當前經濟社會壓力與出路的深層思考”這個話題，一起來聆聽秦朔先生的觀點。
人文財經學者、秦朔朋友圈發起人秦朔
秦朔簡介：
復旦大學新聞系學士，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公共管理碩士，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博士。1990年到2004年在廣州《南風窗》雜誌工作，1997年起擔任總編輯，領導《南風窗》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政經雜誌。2004年11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創刊後任總編輯。2009年底任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第一財經是中國品種最全、規模最大的財經媒體群。著有《大腦風暴》、《傳播成功學》、《感動中國》、《美國秀》、《大變局》、《告別GDP崇拜》等著作。論文《中美雜誌比較研究》是國內雜誌業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作為國內最早提出“告別GDP崇拜”和“探求國民幸福總值”的代表之一，所著《GDP先生的講述》一文被收入《宏觀經濟學》研究生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秦朔創立中國商業文明研究中心和新媒體“秦朔朋友圈”，開始新的創業。
演講實錄：
一、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看法
企業家精神是中國奇蹟的根源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從世界GDP佔比非常低的位置一直向上提升，上升曲線比歷史上美國的上升曲線還要漂亮。相信我們這一代人一定會見證到中國曲線和美國曲線交叉，然後超越。
經濟學基本原則告訴我們，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於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通過恰當的激勵，勞動成果能夠在市場上交換。中國的發展，從宏觀看是數億計的勞動力從產出非常低的農村走向城市、工業流水線、服務業的結果。從微觀上，這麼多人要轉移，必須要有承接，這個承接者就是企業和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促進了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促進了法律規範的制定，通過恢復高考促進了人力資本的提升。政府這隻手對經濟發展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本質上，中國的成就應該歸功於勞動者和創業者，而不是政府幹預和國有化。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才49萬個市場主體，發展到今天的1億多個，從全世界來看也是少見的。企業家精神就是中國奇蹟的根源。
我在13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20世紀看外商，21世紀看華商》。預測世界500強的中國公司數量將會超過美國。1999年“全球財富論壇”在上海召開，那時中國的世界500強只有6家，今天已經有120家，民營企業的比重也在上升。
中國的社保覆蓋和待遇水平也在逐漸提高。2017年我們的醫療保險總體覆蓋已經有11億多人了，養老覆蓋有9億多人。中國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離退休職工的福利改善是明顯的，2016年企業離退休職工的基本養老金平均是2300多元，底座人口的滿意度是提高的，這是穩定的基礎。
傳統制造業在變革過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難，但新舊動能轉換也帶來了很多新就業機會。比如傳統媒體解決就業沒有以前那麼多，但新媒體和自媒體創造了新的就業。我問馬雲先生，靠淘寶、微信、頭條、直播、遊戲這些能夠對沖傳統制造業下行的就業壓力嗎？他給了我一個答案，未來的就業是新興就業。新舊轉化，單看傳統產業，很悲觀，但不能忘了，現在確確實實有一些新業態、新模式、新機會產生出來。
新一輪超級週期將圍繞中國
最近一個熱議的話題是，北京一位教授因為“中國超越美國”的論文被批駁。實際上關於這個話題，最早出現的是國際大行的預測。渣打銀行2010年的報告，認為世界經濟歷史上有三個超級週期，第一個超級週期圍繞美國，第二個超級週期圍繞日本，第三個超級週期是由全球貿易增長、新技術發展、新興國家增長以及投資高增長驅動的，中國是大贏家。報告認為到2020年中國經濟規模跟美國幾乎差不多，2030年中國佔全球24%，美國只有12%。IMF在2011年就預測，中國在購買力平價上，2016年到2017年會超過美國，2013年的報告堅持2019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可見也不只是我們的一些學者看多中國。
中國20年內能不能全面超過美國
兩年前，我跟時任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的錢軍先生有個辯論，他說中國將在20年內全面超過美國，我抽到反方，我說中國20年內不可能全面超過美國。總量會超過，但人均指標還不行，品牌價值還不行，環境代價也太大。我們的勞動生產率大概是全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40%左右，我們生產全球GDP的15%-16%，但摺合成標準煤的消耗卻仍要23%，每年增量能源我們佔到30%多，用了比別人更大的消耗創造GDP，也沒有什麼值得特別驕傲的。看全球營商環境的指標、廉潔指標、經濟自由化指標、法治化指標，中國都是排在七八十位以後了。
我認為中國GDP在接下來的五到十年會超過美國，但支撐經濟健康長期發展的基礎體系的差距還很大。我們人多，經濟規模大，但人均還不富裕。從人均指標來看，2017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的年平均工資是7萬多元，私營單位只有4.5萬元，農民工月收入3000多元。
二、當前社會經濟壓力的表現
我研究的方向是商業文明和企業家精神，所以和企業家接觸的比較多。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前社會經濟壓力的表現。
房地產僵局、地方財政困境、金融亂象頻發
今年1至7月，根據中原地產統計，一線城市土地流標13宗，二線城市合計流標經營性土地154宗，三四線城市經營性土地合計流標達到了629宗，一共流拍了796塊土地。今年的住宅用地成交價比去年同期已經降了20%，在這種情況下還流拍了17%，說明開發商也承受不了。這樣流拍下去，接下來地方政府財政會很緊張，有些地方公務員和老師發工資都要借錢。再靠“鐵公基”等基建拉動，受到地方債務約束的，效果也會遞減。金融更不用說，P2P爆倉4000多家，債券違約、私募違約頻發，甚至已經變成社會問題。
消費市場不景氣
由於房地產的問題，引起櫥櫃、廚電、家用、照明燈飾等銷量下降。消費意願降低。房地產行業去槓桿速度加快，以恆大為代表又開始甩賣產品。前不久在廣州參加“新媒體千人峰會”，這個會每年都有很多贊助商，今年的三個大讚助商，會議前全部取消贊助，就是因為上半年結算髮現資金很緊張，只好捂緊錢袋。
貿易戰影響
貿易戰對大家的心態有非常大影響。大家沒有想到美國朝野兩黨和各方面，包括當年為中國入世和最惠國待遇待遇呼籲的公司，現在也調轉矛頭，儘管它們也不支持對中國加稅，但支持特朗普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批判。我上個月到硅谷，我的高中同學說，中國去硅谷挖人，常常是地方政府書記市長帶隊，許諾條件，直接挖人，硅谷的公司很討厭這種政府行為。我們的知識產權也存在問題，有的抄襲連BUG也抄走。這樣做生意的方式別人受不了。
新動能遇到抑制
中國有好企業，像華為這樣20多年前就在專心做研發的企業，是有自己的成功的。中國也有新動能、新模式，但我們對於新動能是不是真的支持？今年以來對於互聯網視聽領域的整頓很多，動不動就下架關停，有問題可以整頓，但要不要有個過程，先黃牌再紅牌？什麼都要牌照，那很多新媒體都不合格，包括羅胖的“得到”也沒有視聽許可證，無法上市。本來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像互聯網+的一些模式已經起來了，但最後還是用傳統管理方法抑制。
社會情緒不穩定
社會方面，教育、醫療、房子的問題大家都感同身受，很多問題的表現形式都在固化、激化、極化。國企、國有金融機構在害怕出事的心態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接觸了大量民企，我敢說按常青心態做企業的比例在下降。不久前我應邀去參加一個私人銀行的活動，對方希望我講一講資產合理配置的問題，比如適當在海外置業。我發現根本不用多說，人家剛介紹完產品，很多人就去找業務員諮詢怎麼辦手續了。
歐美日在對中國市場經濟模式的認識上完全一致
歐美日達成所謂零關稅區，還有很多矛盾待解，但在對中國市場經濟模式的認知上，他們是空前一致的。5月31日他們在巴黎有個聲明，“重申對歐美日之外一些國家非市場導向政策的關注”，“解決導致產能嚴重過剩給美歐日工人和企業帶來不公平競爭環境、阻礙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破壞國際貿易的正常運行等非市場導向的政策和做法”。什麼叫市場導向？就是企業對價格、成本、投入、採購和銷售的決策根據市場信號自由決定和做出，我們現在說是市場經濟，但客觀事實是還很不完善。政府對產業和微觀的干預與扭曲還很多。
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
我一直不認為中國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泛儒家文化圈，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都成為了高收入經濟體，我們為什麼不行呢？現在我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會不會掉進去。還有一個問題，在報喜文化的影響下，我們今天很多統計數據的可信度和真實性到底如何？我去很多地方，政府官員都是喜不自禁地說引進了多少大項目，幾十億幾百億，一兩個小時就談好了，幾個月就動工了，我非常懷疑這種項目的數字水分，也很懷疑最終的投資承諾和投資效益到底能不能保證。有個建築業央企的管理者跟我說，他們承建的很多政府項目都付不出錢，轉而給地，結果建了一大堆商業地產，但不知道怎麼經營。如果我們的增長都是這樣形成的，數字看起來漂亮，其實就是陷阱。
既得利益者制約改革
其實中國不是沒有好的方案，大家可以看2012年2月28日發佈的《2030年的中國》這個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銀行弄了15個月，從2010年就開始啟動了。其中很多內容延伸到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但《2030年的中國》出來後，引起了爭議，特別是國資委直接反對，還有一部分人認為這個方案代表外國立場，所以戛然而止。2011年出版的《陷阱還是高牆：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實挑戰與應對戰略》也有很多有價值的觀點，例如，“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增速下滑及其帶來的風險，不能形成創新和服務驅動的新的增長動力，那麼中國也可能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他們對於改善社會治理、參與公共政策事務的要求會強化”。這本書裡提到，最大的風險是既得利益集團會阻撓結構性改革。儘管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特殊類型的二元結構，一方面在可貿易部門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基礎產業中的行政性壟斷導致效率低下和供給不足，並引起日益增長的社會不滿。
我寫過很多文章為國有企業的價值說話，但是，從總體上，國企的回報水平令人堪憂，而且國資委的管理模式越來越固化。最近陳清泰先生提到國資部門管企業，企業按所有制被分成三六九等，國有企業屬“體制內”，有行政級別，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在獲取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特許經營權、政府項目、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以及市場準入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這種情況繼續延續，將極大地挫傷非國有經濟的積極性，而且極不公平。
權力的異化無處不在
新華社2013年前後十問向公眾收取的行政性事業收費或政府基金的資金去向，包括土地出讓金問題、民航發展基金、住宅維修資金、公交卡押金、涉農補貼等等問題。很多部門都構成了自己獨特的利益鏈條，並且都是以犧牲消費者利益為代價的。但沒有辦法挑戰它們，因為它們總是“政治正確”，各種各樣的繁文縟節讓人頭暈眼花，無法有效監督。這就是權力的異化。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簡單就是一個“體制問題”、政府治理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應該是政府、市場、社會均衡、協調、共治的結果。中國方方面面的文明啟蒙都沒有完成，在某種意義上都有既得利益的情況、機會主義普遍化的情況，這是我們整個社會的病毒。所以人人都在聲討官僚主義，但如果有機會，人人都會實施官僚主義，不是怎麼為顧客服務，而是怎麼為自己服務。“官僚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忽視現實，專講形式，在政府下級機關可以解決的問題，而又不需要詳細規定的事，卻要提交上級機關以延長時日。很小的一個問題，故意咬文嚼字終久得不到最後解決。”類似這樣的情況哪個部門都存在。前幾天我看《財新》雜誌的評論文章，說最近央行和銀監會分別從商業銀行收集數據、互不分享的時代結束了，那就是說以前都是互不分享數據的，這些國家的精英，討論起解決問題都頭頭是道，怎麼從來不想想為下面的金融機構省點力、少提交一次數據呢？歸根結底，下面不是顧客，是管制對象，部門最大的利益來自管制，這已經結構化、無意識化了。有個朋友在做國外癌症藥的引進，他說這些年國外的各類癌症新藥大概有56種，中國只引進了5、6個，為什麼引進得這麼少呢？本質是原來受益的藥廠和和醫生集團形成了固定關係，於是用各種理由阻撓，什麼中國人的體制特徵不適合等等。中國香港的人種可以引進，但內地都不行。現在很大的引進推動力是總理在推動，在承擔責任。
客觀地說，中國部門的廉潔度和效率比過去有提高，但也有很多不作為、懶政的新花樣，有些基層部門的在編人員比例甚至低於50%，也就是靠不在編的人在幹活。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迫切需要減稅減負，就好像爬山，越往上空氣越稀薄、越難，這是越希望包袱少一點。現在政府給企業帶來的負擔，從絕對數量上或有減少，但相對於處在困難中的企業的要求來說，並沒有減少，有些地方甚至還在增加。
三、當前社會經濟壓力的原因
老三期問題未解，新三期問題又現
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提出來三期疊加、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提出供給側改革；2015年提出五大新發展理念。三期疊加是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現在看，這些問題都沒有真正解決，特別是結構，我們的增長主要還是靠基建和房地產。房地產的雙刃劍效應終於到來了，一方面它是過去的繁榮之母，百業之王，另一面它捆綁了銀行，捆綁了地方政府，捆綁了居民，因為居民財富的百分之六七十是房地產。
新三期是什麼呢？第一是戰略機遇的找尋期，第二是債務壓力的釋放期，第三是社會共識的撕裂期。這六期疊加，非常危險。我覺得現在不是最大危險的時候，但是是危險越來越大的時候，心理層面尤甚，所以最重要的是穩人心，而人心不是說說就能穩下來的，人平常怎麼被對待，他就有怎樣的心，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場景和體驗，決定了他的心態。這些週期性問題、體制性問題、結構性問題、素質性問題、心態問題糾結在一起了，壓力在最近這幾個月特別明顯。
法治保障仍有待完善，否則不足以穩人心
我們《憲法》裡寫到，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進行徵用並予以補償。在很多地方政府那裡，他認為他就代表公共利益，所以隨意出讓土地，隨意徵用，項目失敗了他也不負責任。這也讓很多人對未來存有擔憂。
由於上面所說的種種原因，導致在國運大趨勢仍在、中國潛力並未完全釋放的情況下，卻讓很多國人信心下降，感到迷失。當前尤其要防止邊際增長的乏力，引發存量矛盾的爆發。
我們的浩蕩國運被卡在哪裡、悶在哪裡了呢？
是中美貿易戰把我們的浩蕩國運卡住了麼？不是的。我認為中國入世以後，抓住了戰略機遇期，我們的發展主要不是靠“制度套利”和機會主義，雖然我們也有很多問題可以進一步改善；我也不認為美國站在所謂正義的一方。在WTO中國被起訴了41起，美國被起訴了90起，敗訴率一樣，美國的問題不比中國少。
美國的一些訴求是有道理的，但我不認為它就是正義，我不覺得貿易戰好像我們天然是虧欠的，我們犯了很多錯誤等著美國來懲罰。迄今我寫的一篇最受爭議的文章是《商業文明史上的2018：中國向前，美國向後》，有人說你又不在體制內，為體制這樣唱讚歌，還不如回到體制內比較好。我說我在美國讀的碩士，每年去美國三到四次，我並不是不瞭解美國，中國有問題，但我們自己不關心這個國家，我們自己不愛護這個國家，難道讓美國人來幫助你嗎？特朗普說他們的股市長了多少，我們4個月跌了27%，是事實，但這種說話的方式我很不齒，就像街上一個富人對一個窮人說我有多富你有多窮，將來達成協議你更窮，我看這個窮人會直接給富人一個耳光，“你這個爛人！”
為什麼美國並不是那麼正義，反而我們的社會如此分裂呢？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國民對於外部事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他們在內部所受待遇的影響。現在Google即將回歸中國了，這件事情很好，這就叫開放。國人怎麼真正感受開放、感受平等、感受公平正義，是實際的生活體驗告訴他們的；第二個想法，我覺得我們沒有找到更好的和世界溝通、和國民溝通的核心話語，太政治化的宣教是不夠用的；第三個想法，今天的話語體系必須要有創造性的更新，方向是以人為中心、以顧客為本，而不是以既得利益為本。如果不從這裡突圍，而只靠傳統意識形態話語和加強統一管制，就不會真正有效。
四、關鍵時刻需要關鍵選擇
要強調人類共同價值，以此指引我們未來的道路
關鍵時刻應該怎麼辦？應該怎樣塑造新的國家話語？我們過去更多強調“中國特色”，未來要強調“人類共同價值的中國道路”。我們已經說了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承認人類共同價值的存在。“普世價值”這個概念被妖魔化了，同時西方的價值觀也並簡單就等於普世價值，大多數價值是歷史慢慢演進、實踐的結果。所以我強調共同價值，用人類共同價值驅動中國方式和中國道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不缺乏人類共同價值的基因，我們也是《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文件的簽署國，我們的憲法也體現了這些共同價值。我們過去四十年的成功，是擁抱人類共同價值的結果，就是科學、民主、自由、理性、三公、透明、不歧視，等等。
我們要向世界表述，我們不是要走另一條路，而是走和人類共同價值一致的、和人類文明發展大趨勢一致的同一條路，只是步伐、工具、節奏不同。我們有信心把這條路走得更好，我們應該用這樣的價值觀推動社會方方面面的進步。
如果我們不確立這樣一個價值觀，我們在面對國際社會的時候，在面對國民的時候，道義感是不足的。有時自己都心虛。只有把價值觀鮮明提出來，儘管在前進的道路上會出現困難，人民是能夠理解並且共同承擔，共同走這樣的道路。人類的共同價值就是我們的終極價值和目標，也是程序性的正義。只有擁抱人類共同價值，才能徹底消除我們的被動性，真正激發新的動力。人類的共同價值是歷史演進的結果，不是抽象的教旨。我們應該有信心成為共同價值的捍衛者和推進者。
如果我們的方方面面、每個部門都能建立起這樣的價值標準，就會意識到，為顧客提供三公服務、清廉高效服務，才是它們存在的理由。不好好為顧客服務，只想著為既得利益服務，為上級領導服務，不管打著什麼樣的口號，都是不對的，畸形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我覺得每個權力部門都要細化這個原則，誰是我的顧客，顧客有什麼訴求和不滿，我應該怎麼改善服務，可惜太多部門腦子裡都先是長官，再是自己部門，最後才是應該去服務的顧客。人心都是肉長的，顧客就感覺不出來嗎？他當然知道，他當然有情緒。
從四十年的路找五千年的根
我寫過一篇文章《從四十年的路尋五千年的根》。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歷史文明裡沒有現代性的要素，更多的是封建專制思想。但我認為，就像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拿起了古希臘思想作為武器，我們把改革開放40年最好的經驗總結好，也可以以此回溯到歷史裡面，找到中國“根文明”裡面與人類共同價值完全一致的思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和而不同，等等，都有共同價值的底蘊。
誰先進和誰近，爭當最先進
最近有一個經濟學家說，中國的成功是擁抱美國的結果，我認為應該表述得更準確一些。中國的成功不是擁抱美國的結果，而是誰先進就跟誰接近、並激發內在變革動力的結果。美國很多方面代表了最先進的地方，那就應該接近，學習，過去的中美關係大局對中國發展有巨大的正面作用。反過來，美國也有其問題，那在這些方面就不擁抱。有些該碰撞的就碰撞。但也始終不忘最大的大局。
2012年發佈的世界銀行《2030年的中國》的報告裡，中國將重新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建設法治、透明、有限、廉潔、高效的現代政府，建立基礎更牢固、更具有創新與競爭活力的市場經濟，建成廣泛參與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諧社會。
我的一位朋友過去在外資企業做，現在自己做民營企業，他給我發了路透社的一張表格，表格上展示了中國在1987年到2017年短短三十年的時間裡面GDP增長了36倍，美國則是在1900年到2017年的117年時間裡面GDP增長了36倍。中國是用了30年的時間走過了美國117年的路，中國無需貶低自己，我們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是值得驕傲的。
2017年冬季達沃斯，路透社做了“哪個國家將會引領下一個世代的全球議程”的投票，共3420人參與投票，美國獲得了32%的支持率，有36%的人選擇了中國，這說明當時，世界對中國未來十年的期望超過美國。我們更不應自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時代責任在我們每個人的肩上。肯尼迪當年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是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跟他唱反調的弗裡德曼說，“自由人既不會問他的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麼，也不會問他能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而是會問：‘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麼。’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我們的自由！”無論你站在肯尼迪式的還是弗裡德曼式的立場，都有一份責任要去擔當。綻放中華民族的自由意志是我們應有的追求，唯唯諾諾不是我們的宿命。我堅信中國改革新的驅動力來自對人類共同價值的弘揚，來自以“創造顧客價值為先”的態度清除方方面面的官僚主義、互害行為和機會主義。我也相信，開放透明的討論空間，將有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下為公，應該要人類共同價值放在中國特色之前；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謝謝大家。
活動現場
陸家嘴資本夜話”往期回顧（點擊下面標題可閱讀）：
管清友：回頭卻又似從前——從2014到2018
文字整理：邱敬文、張勁文、黃夢雲、高敬唯、李子申
統籌：王韜 李志琴
攝影：沈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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