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點被學界一些人所詬病，但不得不承認，他的大歷史觀確實給了我們另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
黃仁宇在他的著作《中國大歷史》中詳細闡述了他的歷史觀，與傳統的研究不同，黃仁宇並非將目光聚焦於王侯將相的一舉一動上，而是將目光放在了更長遠的背景上。
黃仁宇認為，中國古代之所以沒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中國政治制度過於早熟，過早的大一統壓制了基層組織的發展，使得中國沒能誕生“數目字管理”，數目字管理即對社會資源尤其是財稅的精確調配，這是現代化國家必備的特徵之一。
黃仁宇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過於早熟，在基層組織沒有完備之前。過早實行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他就像一個早熟的孩子一樣，開始傲視群雄，但由於沒打好基礎。所以發展後勁不足，並最終被別人反超。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往往致力於削弱地方的職權。這使得原本就發育不足的基層組織進一步潰爛衰退，從而造成了中國社會的散沙化。
黃仁宇將中國的社會結構稱為潛水艇夾麵包，即上層和基層過於龐大，負責聯繫上下層的中層則異常弱小。在歐洲，地方貴族承擔著承上啟下的作用，負責維持地方的秩序。而在中國，所有的貴族亦或地方勢力都被皇帝所剿滅，這使得中國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富甲天下的皇帝之下是成千上萬的貧民，中間缺乏有效的緩衝和聯繫。
缺乏中層的後果就是，高層難以得知基層的真實情況，幾乎無法有效調動國家資源，從而導致了帝國的低效和無能，這在中央集權化最完善的明清，顯現的極為明顯。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就描寫了這種窘境，皇帝雖然大權獨攬，卻難以精確調動帝國的力量，皇帝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可以兵丁可以調動，也不知道自己的帝國有多少財富可以任用，皇帝也無力知曉基層的貪汙狀況，朝廷的所有命令，幾乎都要大打折扣。
明代軍備的廢弛以及明末財政困難都與此有關，縱使江南富得流油，皇帝卻沒有手段精確調集富裕的資源以支援前線。
即使到了抗日戰爭，情況依然沒有改善，蔣介石作為總司令，不清楚自己手下究竟有多少軍隊，國家究竟有多少男丁可以徵召，更無力調動社會的財富和資源，民國時的中國，同樣沒能實現“數目字管理。”
“數目字管理”、國家能力、對財政的調配能力，一直貫徹黃仁宇所有的著作。
黃仁宇開創了“技術”分析方法，以前的學者在論述中國為何在近代落後於西方時，要麼執著於政治制度，要麼執著於保守的儒家文化，鮮有從“行政技術”方面論述的。僅這一點，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就是一種開創性的理論。
除此之外，黃仁宇還提及了其他一些有趣的理論。
比如他認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早熟跟黃河和遊牧民族的侵襲有關，中國為了治水和防備遊牧民族，不得不結成大一統的模式，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適用於中國的自然環境，有其必然性。
再比如他提出了中國歷史是在螺旋之下的緩慢前進。中國歷史自秦朝以後呈現治亂循環態勢。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前進，他只是以一種比較緩慢的速度前進。
另外，黃仁宇個人對於中國的未來是十分看好的，他有一本《我相信中國的前途》，裡面充滿了他的愛國熱忱。
總之，黃仁宇即使不為學界的一些學者承認，也無愧於他歷史大家的稱號，他的大歷史觀也是獨樹一幟的理論體系，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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