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记者，不收“封口费”，最终死于“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有时是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因揭普鲁士反动政权的伤疤而遭查封。
重庆《新华日报》，也由于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受到特务分子不停的干扰，最后停刊。
上述，都是敌我之间的生死搏斗，反动派掌握着政权，无产阶级的舆论敌不过反动派的枪刀和锁链。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杜绝腐败，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这道理，路人皆知。但是，民的国时期的舆论监督，一直受到围追堵截，有时让人心惊胆战，有的记者甚至“抛头颅，洒热血”。
刘煜生是民国时期江苏省会镇江市的《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1933年1月21日，因为揭露官吏公卖鸦片和吸毒的黑幕，以“共党”“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被省主席顾祝同下令枪决。
刘煜生因舆论监督而死，不是民国记者第一人。当时的很多记者，为了报道事实真相，可谓不遗余力，他们有操守，讲自律，不变节，拒收买，敢拼命。
但是，政客们也需要记者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制造舆论，他们就封官许愿，收买记者。
据说，袁世凯曾向著名记者黄远生开出10万元报酬，外加部长头衔的筹码。条件是，黄远生必须在袁的御用报刊上撰写文章，粉饰帝制。
钱和权，都是好东西，但黄远生不但不稀罕，还偏偏不拿袁世凯当“干部”。他拒绝权钱交易后，先是拖延，后来出逃，还在报纸上发表反对帝制的文章，对“袁大总统”进行“舆论监督”。
袁世凯大怒，黄远生只好远走美国。
不幸的是，作为一名远离党派之争的独立记者，黄远生不但抨击袁世凯，还曾经多次批评国民党。因此，舅舅不亲，姥姥不爱，两派都视他为眼中钉。黄远生来到美国旧金山后，当地的中华革命党并不知道黄远生与袁世凯已经决裂，误以为他是来美国鼓吹帝制，就派出刺客，暗杀了黄远生。
那一年，黄远生年仅30岁。
邵飘萍是一位有着极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1918年创办《京报》，亲任社长和主笔，并坚持“公平真确”的办报理念和宗旨。
邵飘萍敢对大军阀张作霖进行“舆论监督”，他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张作霖自由行动》。文中写道：“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
文章见报后，有人向张作霖咬耳朵，但张作霖不懂“舆论监督”的威力，全当耳旁风。不久，张作霖的“马贼”之名传遍中外。这个中国最大的“马贼”终于坐不住了，托人给邵飘萍送30万元“封口费”，只求日后“笔下留情”。
邵飘萍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颜面扫地，心生杀机。
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部下张宗昌进入北京，张作霖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邵飘萍。
临刑前，邵飘萍向围观人群拱手笑说：“诸位免送！”
然后，他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死后百日，著名记者林白水也因“舆论监督”，被张宗昌所杀，刑场也是在天桥。
林白水开始当记者时，就说出了流传至今的名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林白水以“善骂”出名，被他骂过的官员下场都很惨：轻者被削去官职，重者锒铛入狱。
奉系军阀张宗昌率军入京后，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骂了张宗昌的手下潘复。
潘复是土匪出身，没改土匪做派，立即派人抓捕林白水。之后，张宗昌一声令下，被押至天桥南大道杀害。
史量才是《申报》老板，《申报》最大的“公信力”，就是敢于对权力进行监督。
1931年12月17日上午9时，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3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总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下决心抗日。国民党南京警备师二旅武装士兵挥舞大棒和刺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肆屠杀，造成30多名学生被刺杀，100多名学生受伤，60多人被捕，这就是“珍珠桥惨案”。
珍珠桥惨案发生后，《申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
对《申报》的舆论监督，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禁止邮送”。
有一天，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
史量才针锋相对：“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蒋介石看史量才软硬不吃，极其不爽。
1934年11月，蒋派军统特务将史量才暗杀在沪杭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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