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9日，《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一份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从此，全面抗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1937年7月15日上午，在位于庐山东谷的仙岩饭店，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汇聚一堂，畅谈国事。胡适像以往一样先声夺人。但此次他一改往日消极抗日的观点，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
见证中国诸多历史事件的仙岩饭店
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还未开口，就已经泪湿眼眶，一番铿锵有力之语令满座动容：
“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多愁善感的梁实秋喜欢掉书袋，他提到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诗：
“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抗日诗，壮怀激烈。诗是四年前写的，可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插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最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达成共识，一致表态拥护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慷慨激昂。
第二天，蒋介石邀请这些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应战宣言》的具体内容便是此次会议的议题。大家看过宣言草案之后，对内容完全认同。但是在是否公开发表、何时发表等问题上，争持不下。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自己的犹豫不定：“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7月17日，蒋介石信心更为坚定，在日记中写道：“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7月19日，蒋介石已经作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随即，蒋介石决定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同时他意识到“应战宣言”这几个字可能会对日方产生刺激，经过再三考虑，改为“庐山谈话”，并对之前激烈的措辞作出调整。即便如此，《庐山谈话》仍然彰显出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中日问题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他在谈话中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之后时局的发展，彻底打碎的蒋介石的残存希望，这从他这一时期的话语间可以看出。蒋介石先是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后来又觉得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
蒋介石号召全民英勇抗敌
蒋介石比较乐观地判断对日作战比内战好打，甚至预计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会在一年内以中方胜利结束。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戎装，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史称“庐山抗战宣言”。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２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剩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该《宣言》的措辞空前坚决，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激奋人心，坚定了全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鼓舞群众投身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去。
这份抗战宣言是由蒋介石口述、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执笔，仅花三小时写成。宣言里的很多后来流传很广的句子，包括蒋介石之前在演讲中使用的原句，如“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蒋介石讲话结束后，整个会场情绪热烈，很多人更是热泪盈眶。
7月19日，该文稿稍加改动后作为《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
蒋介石在庐山视察高级军官训练团
在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已经被国民党承认，并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12月17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在这一重要讲话中表示：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情势之下，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庐山宣言》发表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最英勇的一次卫国战争拉开帷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从此，中国军民不分种族、党派，不分阶级、职业，不分男女、老幼，用鲜血和生命投入到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抗战大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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