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自古便是隐士的乐园,是儒释道三教集聚生长的神圣之地。清末西方传教士强租牯岭开辟度假区，改变了它的历史轨迹。国民政府时期的“夏都”建设，更是把庐山推上了政治的风口浪尖。
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夏天，长江中下游晴热少雨，疫病流行。英国传教士李德立，难挡烈日下的酷暑，从汉口来到庐山避暑。小住数日之后，李德立萌生了在这里为自己修筑避暑屋的念头，便向狮子庵的僧人提出了购置土地的愿望,久不成议。他只好重新寻找目标，随后看上了庐山北麓、龙门山南的九峰寺。九峰寺僧人同意卖给他一块地皮。可是，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去办理税契时，官府人员发现这个叫李德立的竟然是一个外国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不过，这两次购地受阻,并未打消李德立在庐山购买土地的念想。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在湖北籍传教士戴鹄臣的陪同下,李德立登上庐山牯牛岭一带考察。他发现这里是一个理想的建屋避暑之地！
不过，前两次失败的经历，教给了李德立一些“经验”，这回他学会走官路了。他首先找到德化县令提出购地请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便花200余元，从上海购买了一个精巧的电铃和一套银杯，送给九江府同知盛富怀。盛富怀给李德立出了个主意：因为官厅不能直接与外国人签订卖地契约，所以不妨去找一个地方乡绅，让乡绅与官府立契，然后再私下转手达成交易。
后来的情况，史料所记有一些分歧，有说德化县举人万和赓帮助成全了此事，也有说是另外三人愿意负全责立契。不管怎样，最后的结果是，立契之后，当李德立向德化县申办税契时，再次遭到了拒绝。他这回找了英国驻九江的领事，请其出面斡旋。这件事情就这样办成了。随后，他把牯牛岭改名为牯岭，取英文“cooling”的“清凉”之意。
可是，九江的士绅得知此事后,迅速组织了一系列抵制活动。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在英国驻华公使的敦促下,牯岭土地案被重新提上日程。最终以中外的相互妥协，李德立改买为租，终于拿到了一份时间长达999年的永久租约，每年仅交租金1.2万两纹银。
有了地的李德立迅即展开全面行动，他成立了牯岭公司，将地皮按31000平方尺划成片，编成号面向世界各国出售。李德立的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多的外国人纷至沓来，纷纷以各种方式进入庐山，租借土地，建屋避暑。
可以想见，当时的牯岭,生长出了一座中国近代最美丽的花园城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爆发经济危机，中国局势也动荡不安，很多外国人售屋离去，牯岭归还中国也提上议事日程。1928年，李德立离开中国转往新西兰，自此从庐山消失了。
1926年，国民政府设立了“庐山管理局”，庐山避暑进入以中国人为主导的建设时期。
牯岭接下来的命运，与一幢叫做“美庐”的别墅密切关联。这幢别墅的主人就是宋美龄。宋美龄是上海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华人传教士宋耀如的第三个女儿。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嫁给了当时中国政局的核心人物蒋介石，其母倪桂珍就把位于脂红路的一套精巧别墅作为嫁妆送给了宋美龄。
起初，宋美龄非常喜欢这幢别墅，她和她的丈夫经常来这里避暑和休养。可家中高朋满座的时候，这套房子总是显得有些拥挤。1933年,宋美龄接收了她的朋友、英国女人巴莉的英式券廓式别墅，便把母亲送的嫁妆卖了。这里成为蒋介石夫妇每年夏天避暑和办公的场所。
1932年5月31日，蒋介石正式作出国民政府行政院暑期迁移牯岭办公的决定，并任命行政院政务处何廉着手筹办。这以后，每年夏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都上庐山来办公。庐山进入它历史上最为喧嚣的岁月，牯岭宛若中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由于庐山地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南京又是典型的“火炉”气候，为避暑以及工作方便，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要员们也向他们的委员长看齐，纷纷来到庐山修筑自己的别墅。当时“中央通讯社总社”等媒体在牯岭都设有办事处,凡有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这些媒体通常就以“牯岭电”向全世界发送新闻稿。
牯岭便利的生活条件、独特的西方文化风情和浓厚的政治氛围，也吸引了官员之外众多社会名流来庐山，购买、租赁或新建别墅居住。夏天旅游避暑的人，络绎不绝。牯岭的商业也盛极一时，上海、汉口各处的大商店，多在夏季的时候来庐山开分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在庐山设有分店；四大银行也开到了山顶。
庐山就此迎来别墅修建的第二个高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实业部长吴鼎昌、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国民革命军军需部长朱培德、陆军上将张治中、国民党老派人物李烈钧、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等大量国民党政要，以及蒋介石的老对手汪精卫、汪府幕僚曾仲鸣，都在庐山落了脚。
随着“夏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1936年，牯岭已然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山中都市。
“夏都”正在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军队日益壮大起来。这令蒋介石颇为头疼。他在庐山苦思冥想，寻找对付共产党的方略。从1930年到1933年，他对共产党的红军共策划了四次大“围剿”行动，前四次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令他颇为焦灼。
1934年，经过屡屡失败，蒋介石总算意识到自己军队的窝囊，于是决定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军官训练团选址于五老峰下的海会寺及白鹿洞书院一带。这是一个能容纳两三千人的训练基地，圈了方圆20多公里的地方为军事禁区，设重兵把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团长，请来德、意、美等国军事教官，帮助进行军事教育和政治训练，每期半月,一个夏季训练三期，数年间共训练了两万多人。后来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果然赢了。
1934至1936年，蒋介石在火莲院旧址，创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传习学舍”即国民党的中央党校。这里成为蒋介石训练各级层党政骨干的重要基地。在庐山成为夏都期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11次重要会议，史称“庐山会议”。1937年，国民政府甚至把《中央日报》搬上了庐山，出版“庐山暑期版”。
会议既定日期是7月15号开始，只是会议尚未召开，“卢沟桥事变”便爆发了，国情吃紧。但“谈话会”并未取消。7月14、15日,被邀各界人士纷至沓来，但共产党却未在被邀之列。
遗憾的是,1938年夏，庐山被日军包围，次年4月沦陷。日军在庐山盘踞6年有余，庐山遭遇千年来最大的浩劫。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美国特使马歇尔顶着七八月的酷暑，八上庐山调停内战，但始终未获成果。
1948年8月18日下午4点30分，蒋介石黯然下山，突然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涌上他的心头。他走近桌前，提笔写下了两个字:“美庐”。他命刻工连同他的名字及题写日期，一同刻在园内林荫间一块天然的黛青色大石头上。几天后，宋美龄也告别了庐山，从此再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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