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早期是这样开发的

乍一看“李德立”三个字,一般人还以为是一位姓李名德立的中国绅士,其实他是一位披着“教士”外衣的英国商人。因为有学者从1886年查起,在所有来华的基督教各教会、各教区任命的传教士的名录中,怎么都找不至李德立的名字。再从其来华后的行为看,不是投机商业就是投机政治,不见其有什么具体的传教活动。可见,披着“教士”的外衣只是遮掩其来华攫取经济利益、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李德立,全名叫爱德华·塞尔比·李德立,英格兰肯特郡人,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汉语学者、商人、社会活动家,生于1864年,英国剑桥大学毕业,1886年到中国,为上海卜内门公司创办人,上海工部董事局董事。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促成清政府与孙中山在上海和谈。孙中山先生曾授予李德立“和平使者”勋章。长期在庐山(长达44年)和上海活动,取得庐山租借地成功开发后又于1928年前往新西兰,在那里又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后于1939年死于新西兰,时年75岁。

1.李德立租借牯岭过程 

九江口岸开放后,李德立随着一帮西方传教士来到汉口、九江一带传教,但汉口、九江夏季酷热加之水土不服,令这些传教士饱受折磨。炎热难耐、病魔折磨委实是教士们没想到的,李德立《牯岭的故事》中这样写道:“许多久居和常年旅居九江的传教士都这样认为:这里的夏天极为酷热,太难熬了,其炎热超过了中国所有其他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建一个能避暑的地方,在那里可以使被炎热折磨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的侨民恢复活力。大自然似乎总能为自身的某种缺陷提供补偿,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在灼热加毯的九江平原附近,安置了一座险峻、清凉的庐山。外国人根据规定的仁慈条款利用有限的区域,在这里尽享大自然的恩赐。于是,沿着这座大山脚下和在适当高度的山坡上建起了五套小平房。其中卫理公会拥有几间房子,汉口的圣公会,九江海关,俄国人和九江的社团也各自修建了几间房子。想要从和尚手中租用这些平房子,仅十分困难,而且每年还要支付相当昂贵的费用。因此,如果某个人要在某个角落多要几英寸土地,给每个佣人盖个蓬屋使用,也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要想到土地,就要展示强有力的金钱的作用,不过坦率地说,即使愿意交付这笔费用用,也不一定能保证得到土地。我们这里的平房总不够用,拥挤不堪,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些问题本身迫使我要当机立断为自已搞到一套平房,否则我们一家又要被迫在酷热的九江平原上,度过难熬的夏天了。我妻子和家人饱受酷热的煎熬忍受了七个这样的夏天,我明白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并且得不到改善的话,说不定我们还会失却去一个孩子。这说明,李德立当年上山开辟牯岭实是为了寻笕一方清凉地拯救妻儿于火热囚笼中,而随着避暑旅漩商机的发展,李德立野心澎涨,公然挂牌叫卖所租土地,那是后来的事。

且说在狮子庵购地久议无果,九峰寺租地又遇波折,李德立仍贼心不死。1886年的冬天,他邀好友湖北的传教士戴鹄臣陪他经昌九古驿道,从庐山石门涧景区旁的“九十九盘古道”登上了庐山。九十九盘路虽然崎岖难行,但却是一条“皇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纪念有功疯僧周颠,不惜重重困难,在庐山锦绣峰上建亭立碑。为了运送朱元璋的御碑上山,人们开辟了这条险峻的山路。李德立选择这条“御道”上山,也许寓意着要学学朱皇帝,要在这个世上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两人冒着寒冷,历经艰辛到达山顶,先来到天池山黄龙寺一带,接着又来到女儿城,望见长冲一带地势平坦,林木茂盛,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于是沿着逶迤小道下至谷底进行实地考察,只见“水流萦绕,地势极佳,合建屋避暑之用”。终于又发现了人间极佳纳凉避暑地,李德立高兴极了,决定在这里开创伟业了。

李德立托教友戴鹄臣辗转介绍,通过山下沙河一教书先生万启勋找到其同族德化县举人,山麓莲花洞人万和庚。经几人密谋,由万启勋动笔写下契约,以万和庚出立契据,私自将长冲永远租与李德立。李德立先付地价银100元,答应在县府缴纳契约的税款后,再付给400元。德化县衙以为李德立是中国人,同意其交纳签订的税款。后发现其真实的外国人身份后,官府拒绝了其购地纳税的请求。不甘心的李德立随即给九江道台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并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一致的结果,我会把知县的密令(指德化知县密信命庐山周边各地保及寺庙不得租卖土地给外国人)交其上司和北京。”迫于压力,德化知县“乃商请驻九江英领事与浔阳道交涉,允其购地之请,但声明官厅不能直接给予卖地契约,须向绅士方面接洽,得一契约,经过调杳,而认为合法,官厅可予税契。”作为交换条件,李德立放弃了原经讨价还价购买的九峰寺购地契约。当时正值中法战争之际,清政府处于困境,应付法国的侵略已力穷计竭,更不敢与英国惹起事端,没过多久,“九江二府承浔阳道之命,将盖印之契约交付,李将契约送领事阅过,并在领事府注册,系一人永租,约内载明该地由英国人李德立承租”,就这样,仗着英帝国主义的势力,李德立顺利地拿到了盖有官府大印的永久租赁长冲的所谓合法契约。

2.牯岭早期开发简况

李德立所租之地叫长冲,进山处山坳对面最高峰的名字叫牯牛岭,李德立不喜欢这个名字,“我给新租借到的这片地方起了个新名字叫‘牯岭KULING’,这个名字是根据英语单词‘COOLING’(英文即凉爽的意思)发音起的,音译过来就是‘牯岭 ’”。“牯岭”这个名字从此叫响全球。聪明的李德立取此名可谓一煎双雕,一来照顾了当地人情感,现名不失原地名之音义,算是最恰当的名称。二来现名具广告效应,告诉人们纳凉避暑就来这清凉之地吧。拿到盖有官府大印的契约后,李德立壮志满怀,立即首手修路建屋,然而好景不长,李德立的购地行为遭到当地百姓和部分官员的强烈反对,当地名绅李玉其联合九江城内绅士和官员,沿出入庐山的几条干道遍贴传单,反对购地。迫于民间压力,九江官府向李德立交涉,欲索回契约。到嘴的鱼肉岂肯轻易吐出,李德立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对洋人毫无办法的官府只好拿中国人开刀,于是凡是参入此案者(计13人)皆被捕入狱,江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员,于九江考棚地审讯盗卖人员。受九江知府之命全程参与盗卖案的九江府外事专员盛富怀(二府)畏罪吞金自杀,李德立听闻后,惋惜地说:“那些对西方有好感,赞同西方生活方式的人都为他们的友好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职位,甚至生命。”

从九峰购地到长冲租地,数十位参与人员先后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而草菅人命的李德立毫无顾虑地一面通过九江英领事,诉诸英国驻华公使,直接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一面继续着他的建房避暑计划。此举激怒了九江、德化的民众,他们放火烧毁了临时建筑的木屋板棚,以及李德立的别墅,一度限制了李德立的人身自由,阻止道路的施工。这样,事态扩大了,延续数年,不得了结。光阴似梭,转眼到了1894年,这年到1895年的4月,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力日益衰败。为了不得罪西方列强,清政府要求各地“与外国人融洽关系,在处理外事事务必考虑周全,还要切实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李德立不失时机地加紧了租地合法的工作,江西巡抚采取屈辱退让的态度,由九江分巡道与英国驻九江领事签订了出卖主权的《牯牛岭案解决协议条款》。协议规定将长冲一带永远租与英国人李德立建屋避暑,年租金仅1200元。但清政府需赔偿李德立损失英洋4115元,受李案牵扯的九峰寺购地案及长冲地租借案的相关人员悉数从宽释放。

按照协议条款,李德立租借地为牯牛岭、女儿城、大小教场、高冲、讲经台以及不知名的山群,他把这些租来的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在华外国人以牟利,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李德立又使尽各种手段,扩充租地。1904年10月,九江英国领事又与广饶九南道主管外事的官员签订《庐山草地坡等处协议租地条约》,李德立扩大租地范围至草地坡、下冲、猴子岭、大林冲等四处,面积900余亩,分四区划共244号,每号租银200元、岁租3元元。1907年,李德立把猴子岭东坡及医生洼南段的原美租赁地全部买下来,每年仅付租金1000元。李德立还采用卑鄙的手段,非法移动原租地界石,疯狂侵占租地周边土地达1000多亩。至此在牯岭拥有租地约4500余亩,范围由东谷扩大到西谷,成为牯岭势力最大的租借区。

拿下官署的契约后,李德立等人立即组成牯岭公司,将长冲土地划分成若干号出售。每号合3.7亩,售价300元。几年之内全部售完,李德立获利颇丰。随后强租的草地坡、医生洼等地都与长冲相接或其附近,李德立修筑大小道路,将其连成一片,加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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