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達特洛夫斯基
這個問題不知道是誰提出的，這麼久了一直沒有人回答。接下來我將
從美國政治文化傳統，或者說美國自我形象的核心，即美國例外論的角度來嘗試回答一下這個問題。我覺得，無論是當年羅斯福總統倡導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國際貿易組織，還是今天特朗普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其實都與美國例外論是聯繫在一起的。所謂美國例外論就是堅信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是特殊國家，代表著進步和未來世界最好的社會模式，而且美國優越於其他國家，是其他國家的楷模。同時，美國人又是具有特殊使命的人民，具有拯救其他人民的使命。這種帶有濃厚的樂觀主義宗教情節的政治文化和國民特性，一直以來，都影響著美國的對外政策。當年羅斯福倡導成立世界性的國際貿易組織，今天特朗普威脅要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其實都有著濃厚的美國例外論色彩。
倡導建立世界性的國際貿易組織的羅斯福總統，是一位深受美國自由主義傳統影響的國務家。羅斯福的自由主義某種意義上是對美國古典自由主義的修正，可以稱之為新政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主要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一種“修正”。而隨著新政的提出和發展，美國社會出現了以新政原則為指導或價值取向的思潮，如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經濟上主張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社會生活中主張由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社會民主主義等，自由主義開始被用來指稱這些激進的左傾思想，進而獲得了新的含義。同時原有的堅持古典自由主義基本思想的自由主義者卻被稱為保守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為代表的美國自由主義精英支持美國在歐亞大陸的介入。而羅斯福的外交是一種
以現實主義手段推行理想主義理念的外交。美國的道德理想主義者將理性和良知看做是美國立國的道義基礎，並以此作為全人類共同準則而向全世界推廣。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主張美國參與國際組織，支持國際法、裁軍、自由貿易，強調加強國際間的友好往來、提倡人權和民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美國的這種價值觀的對外輸出的戰爭。而羅斯福倡導建立世界性的國際貿易組織，其實就是這種理念推動的結果。而這種絕對的民族道德邏輯同樣也導致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個極端，即孤立主義與擴張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居世界之首，其在經濟上對海外資源和市場依賴日益加強，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試圖壓倒社會主義蘇聯，其全球擴張的傾向越發明顯。因此1947年，杜魯門總統就聲稱無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侵略，只要威脅了和平，就關係到美國的安全。當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提供經濟援助的“第四點計劃”，就是力圖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操縱，以向全球推行“自由貿易”為旗幟進行經濟擴張，制訂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國際經濟關係的規範和體制。從這個角度來說，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積極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推動關稅總協定的簽訂，建立多邊貿易體制，其實正是這種擴張主義的體現。同樣的，冷戰結束後，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依仗其實力，擴張主義傾向又一次抬頭。正是因為這種擴張主義傾向，這時美國才推動以世界貿易組織代替關貿總協定，更進一步使得自由貿易體系制度化。因而，像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主要是美國持自由主義觀念的精英們，因其理想主義對外政策傾向，而主張通過建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方式，推動美國的觀念、經濟與政治在全球的擴張的產物。而這種觀念，恰恰是美國例外論的一個典型體現，即美國優於他國，美國有義務將其制度、文化推廣到全世界，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倡導建立全球性的國際貿易組織這樣的制度化的自由貿易體系安排。而特朗普，則恰恰相反，是一個典型的保守主義政治家。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分野並非是簡單的主張擴張或者孤立。某種意義上，保守主義者也主張要對外強硬。例如保守主義者們支持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
冷戰結束後，很多保守主義者開始支持孤立主義觀點，即反對對外經濟援助，支持嚴格的移民限制，很多保守主義者尤其反對過多捲入國際組織事務中，以防美國失去行動自由權。畢竟，美國例外論強調美國是特殊的，美國不能用衡量其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美國可以超越現有國際體系，國際制度與國際法而獨自行事。換句話說，美國國家利益第一，即強調美國至上主義。這種美國至上主義其實同樣也是美國例外論的延伸，美國利益是最高利益，在具體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美國至上主義經常體現為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因此，作為保守主義政治家，特朗普強調美國第一，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根本不顧國際協調，無視別國利益，在追求美國利益時將美國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利益之上，甚至有時候為了達到目的不考慮後果。某種意義上，特朗普的外交是單邊主義、孤立主義的。所謂單邊主義，就是美國要獨自處理外交政策與外交事務的傾向。具體來說，就是美國在所有事務上都以美國利益為重，而不能讓美國受其他國家、國際組織、或者條約或者聯盟的制約。 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上臺以來，不斷的退群，甚至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因所在。孤立主義同樣也是特朗普外交的一個特點。孤立主義事實上在美國外交史上是經常出現的。例如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實力和地位相對下降，在越南戰爭中元氣大傷，此時要求在美國實行戰略收縮的國內“新孤立主義”呼聲也隨之高漲，接著出現了以“尼克松主義”為標誌的戰略調整，即強調均勢外交。而在現實政策上，美國緩和了對蘇關係，實現了中美關係的突破用以牽制蘇聯，加強了同西歐和日本的夥伴關係，調整了美國對外貿易和國際金融政策，所有這些政策都是為適應美國實力相對削弱的現實。尼克松主義本身並非孤立主義，但卻是在國內孤立主義情緒上升的形勢下出現的。同樣的，我們是否可以說，特朗普的外交，某種意義上是國內孤立主義情緒上升的情況下出現的呢？因而，特朗普這樣的美國保守主義精英，強調美國至上，可以拋開現有的國際體系、國際制度、甚至國際法而自行其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傾向。而特朗普的這種外交，同樣也是美國例外論從另一個角度的體現，即美國是獨特的、是優於他國的，因此不能用衡量其他國家的標準倆衡量美國，美國可以超越現有國際體系，而獨自行事，對美國衡量要有一套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標準。這也正式為什麼特朗普不斷退群，甚至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因。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