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二年（1087），文彦博、吕公著并相。
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元祐初，司马光推荐宿德元老文彦博。宣仁太后命他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恩礼甚渥。然而每一年他都请求隐退，过了五年，终于成功辞职，时年八十有四。
二月，程颐差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乞归田里。
邵雍曾经写了一首诗《四贤吟》，对当时的朋友作了如下评价：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
君宝之言优游，伯淳之言调畅。
“彦国”指的是富弼，“晦叔”指的是吕公著，“君宝”是司马光，“伯淳”是程颢。程颢也说：“我接触的人多了，纯而不杂者有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宝。”
在《张载语录》里也记载道：程氏规模广大。
王安石则评价程颢：“公之学如上壁。”程颢说王安石：“参政之学如捕风。”
程颢又对程颐说：“将来能使人尊师重道的，是二弟你啊。如果说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我不落后于你。”
邵雍告诫程颐：“面前路径，须令常宽。路径窄，则自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 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路径吟》：
面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
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大率多荆棘。
临终前，他戏谑程颐：“你说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
但是为人师者，不可不严谨。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游酢、杨时第一次去拜见程颐时，正值隆冬，程颐瞑目而坐。二人就在一旁站立等着。等到程颐醒来，看见他俩，说：“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二人告辞出门，门外大雪已深一尺了。这就是“程门立雪”。可见其门风是何等的严谨、恭敬。
程颐曾经说过：“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又说：“圣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
再说程颐在经筵时，正在讲着课，哲宗忽然起身去折柳枝戏耍。先生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哲宗听了，心中大不乐意。旁边也有人嫌程颐对圣上约束太过。岂不知这正是“格君之心”，因之一事，晓之一理。后来的明代，甘泉先生湛若水创立“大科书院”，立下《大科书堂训》，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
诸生凡居书馆，务要钤束家人，不许斫艾山中人家草木为薪。……每见学子居寺及祠宇，多有斫去梁桷等物为薪者，主人知而故纵，以此立心，便是不仁。当思初成之难，安忍毁之？
“当思初成之难，安忍毁之？”程颐也是这个意思。
有一天讲《论语》。讲到“南容三复白圭”，内臣用纸把“容”字盖上，变成了“南□三复白圭”。程颐不解何意，问为什么。内臣说：这是“嫌名”。
下了课，程颐对哲宗说：“夫人主处天下之尊，居亿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过当，便生骄心，皆是左右近习之人养成之也。尝观仁宗时，宫嫔谓正月为初月，蒸饼为炊饼，皆此类。请自后，只讳正名，不讳嫌名及旧名。”
第二天，孙莘老讲《论语》，把“子畏於匡” 读成“子畏於正”。
程颐哭笑不得，说：“连地名都要避讳啊？‘子畏於正’，这是个什么道理？”
其实，在《礼记·曲礼》里也说过关于“讳名”的事情，如：“《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以理相推，自然《论语》《孟子》也不应该避讳。
八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
◎元祐三年（1088）三月，程颐又乞致仕，章五上不得命。
四月，吕公著乞求去位。孔文仲卒。吕大防、范纯仁并相。
行文到此，不得不把东坡先生提出来，多说两句。前面说过，程颐和苏轼因为“哭、歌”的问题而结怨成敌。苏轼上奏道：“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
以前，宰相吕公著每遇到犹豫不决的事情，都向程颐请教。苏轼怀疑朝廷的用人，大多听从程颐的建议，于是开始极力诋毁程颐。当时苏轼在翰林，附和他的人也有很多，于是就有了“洛党”和“蜀党”之论。
当朝廷准备起用游酢（程颐的门人），苏轼不但阻止，而连带着诋毁程颐。
后来的宰相苏颂对苏轼说：“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观察求学于伊川门下的人，无一不肃，哪里像你说的。”
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上疏攻击程颐，他就是孔文仲。他上疏道：
（程）颐人品纤污，天资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必曲为卑佞附合之语，借如曰：“虽使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闲之余，深思臣之说，无忘臣之论。”又如曰：“臣不敢子细敷奏，虑烦圣听。恐有所疑，伏乞非时特赐宣问，容臣一一开陈。”
当陛下三年不言之际，颐无日无此语，以感切上听，而陛下亦必黾勉为之应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训、郑注是也。
后来，吕公著在私下里说：“（孔）文仲被苏轼引诱威胁，上书论事都是按苏轼的意思。”在《吕申公家传》记载着吕公著与吕大防、刘挚、王存一起反驳孔文仲所论“朱光庭”的事情。又说：
（孔）文仲本以伉直称，然蠢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愤郁呕血而死。
同朝为官的范祖禹，后来上书为程颐辩解，这件事情记载在《范太史家传》里，如下：
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实为希阔之美事。而才及岁馀，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馀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颐在经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以为颐党。陛下慎择经筵之宫，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却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于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
十二月，范镇卒。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薛奎驻守蜀地时，一见到范镇就很欣赏他，请他居于府舍，给子弟讲学。范镇更加谦让，每天都是步行来到府门，过了一年，大家还都不知道他是薛奎的客人。后来举进士，礼部把范镇取在第一位。
嘉祐中，仁宗突然得疾病，范镇上疏：“现在陛下不豫，天下惶惶不知所为，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是为了宗庙考虑，至深且明。往昔，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立了太宗，这是天下之大公。真宗因为周王薨，养了宗子在宫中，这是天下之大虑。愿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的故事，在亲属里面选拔特别贤良的，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他治理天下，以安天下的人心。”
疏送上，文彦博派人去问他：“为什么不和执政商量？”
范镇说：“我考虑这个章疏一上，我必得死罪。如果和执政商量，万一不答应，难道我要中途而废？”然后又连上几章。不报。
执政劝范镇说：“你何必效仿希名干进之人？”范镇说：“最近天象有变，应当有战事。我义当死职，不可死于乱兵之下。”执政又说：“现在间言已入，这个事很难做了。”范镇回答道：“事情，当论其是非，不要问难易。诸公说今日难于昨日，谁知道明日不难于今日？”
此后，范镇当着仁宗的面进谏了三次。他哭着进谏，听得仁宗也流泪了，说：“朕知道卿的忠心了，卿说得对，再等两三年吧。”
范镇接连上了十九章，回到家里，闭门待罪，过了一百多天，须发都白了。
过了三年，范镇进宫入谢的时候，首先对仁宗说：“陛下许诺过臣，现在已经三年了，请早定大计。”
直到最后，还是韩琦定策，立了英宗。
神宗时，王安石行“新法”。改革派为了证明《青苗法》有效，说一年就得了什百万缗钱。
范镇说：“缗钱什百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捡来的，也不是从你们家里拿来的，而是从天下的老百姓家里搜刮出来的！”然后连上五疏。
王安石看了范镇的上疏，勃然大怒，气双得手发抖。
果然不久，范镇致仕，凡是应该得到的恩典，一概不予。苏轼向他恭贺：“公虽退，而名益重。”范镇愀然道：“君子辅佐帝王，帝王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我没有做到，现在使天下受其害而我享其名，我何心哉！”
范镇的学问本于“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他平生与司马光相处最善，约定“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乐。他自认为得到了“古法”，支持房庶的“以律生尺”的说法。司马光则说不然。于是两个闲野之人，通过书信展开了一场宏大的辩论，来来往往，写了数万文字。
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范镇如约给他的墓作铭：
熙宁奸党淫纵，险诐憸猾，赖神宗洞察于中。……
范祖禹字淳甫，自幼而孤，他是范镇的从孙，范镇将他抚养成人。
进士以后，他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一干就是十五年。等到《资治通鉴》书成，司马光推荐他去做了秘书省正字。后又迁著作郎兼侍讲。苏轼称赞他是侍讲官第一。
他又编著了《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的治乱，学者尊称他为“唐鉴公”。
当初，哲宗准备起用章惇，范祖禹力言章惇不可用。哲宗没有听从。
◎元祐四年（1089），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并相。
二月，吕公著卒。
三月，赵瞻卒。
四月，孙固卒。
五月，蔡确安置新州。
六月，范纯仁出知颍昌府。
范纯仁字尧夫，他是名臣范仲淹的次子，自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都用来维持和创办“义庄”。司马光执政后，他对司马光说：“废掉极其过分的就可以了。《差役法》这个，要详细讨论、缓缓执行，不然的话，容易滋为民病。愿公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所谓的计谋不一定非得要自己来出；如果真要自己出计谋，谄谀之辈得到机会就极力迎合您了。‘役议’或许难以收回来，可以先在一个地方实行，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有无弊端。”
司马光不听。
范纯仁又说：“你这是不想让人提建议啊。如果献媚取悦于您，和那些年轻人拍王安石的马屁以求荣华富贵，有什么区别？……熙宁年间的‘按问自首之法’，已经执行了，有司立法太深，以致于现在天下的死囚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数倍，这个绝对不是先王‘宁失不经’的本意。”
苏轼被人攻击，韩维被贬放外地。范纯仁为这二人辩解道：“朝廷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党不党的，但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文彦博、吕公著都是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往昔先臣（范仲淹）与韩琦、富弼在庆历年间一起做官，各举所知，后来被人飞语指为朋党。结果他们三个人相继被放到外地补官。那些诽谤者居然相互庆贺，说：‘一纲打尽了。’这个事情不远，愿陛下戒之。”
蔡确写了十首诗《车盖亭》，有人认为是谤宣仁太后，把诗送到了朝廷。
范纯仁对太后说：“我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天的每一个案件，在将来都有可能被拿去作量刑的标准，所以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开启先河。”
吕大防上奏说，蔡确的党徒甚盛，不可不问。
范纯仁说“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又上疏道：“朋党的起因，是因为趣向的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然厌恶他异于我，于是逆耳之言听不进去了；既然欢喜他同于我，于是迎合之众越来越亲近了。最后导致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大都由此开始了。比如王安石，正是因为他喜同恶异，黑白不分，到了今天的风俗习气，还是以‘观望’为才能。后来的柄臣，应该引以为戒。现在处理蔡确这个问题，不必推治他的党人，旁及枝叶。臣闻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要举用正直的人，就可以化枉邪为善人，不仁者自当消失匿迹了。何烦分辨党人，或恐有伤仁化。”
宣仁太后病危，召来范纯仁，对他说：“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
范纯仁泣道：“敢不尽忠。
◎元祐五年（1090），文彦博、吕大防并相。伊川以父（程珦）丧去官。
程珦字伯温，河南府伊川县人，仁慈、忠恕又刚毅、果断。庆历五年（1045），供职于大理寺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遇到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他交谈，发现他是知“道”的人。于是让两个儿子师事周敦颐。这一年，周敦颐三十岁，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
他先后得到五次任命子弟做官的机会，都让给了叔伯的子孙。所得的薪俸，拿出来赡养亲戚中的穷人。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彰他的清节。
哲宗诏令赐帛二百匹，官府为他出葬。
二月，文彦博致仕。
早在元祐元年、司马光病逝的时候，王安石之徒就多为飞语，以摇动在位。吕大防和范纯仁畏惧退让了，打算参用其党，以平旧怨，说是“调停”。
苏辙当面驳斥吕大防的不是，并且上疏道：“君子小人不可并处。……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这是理之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小人赋闲在外，担心他们不高兴而把他们调进来，这是引狼入室。如果把他们调进来，就好像害怕盗贼偷东西，而把盗贼请进了寝室，又好像知道虎豹想吃肉，而向它们敞开牧野之门，哪有这种道理。而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因为小人为了贪利而隐忍含耻，就是攻击他们也不会轻易离开。君子就不同了，君子洁身重义，一遇到小人败坏他的名誉就会引身自退。古语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说的就是这个。”
宣仁太后认为“此言中理”，罢掉“调停”。
◎元祐六年（1091），二月，刘挚相。
十一月，刘挚罢。
嘉祐中，刘挚历冀州南宫令，徙江陵观察推官，经过韩琦的推荐，得到馆阁校勘。王安石一见他就非常器重，升检正中书礼房。后来神宗见到他，问：“你是王安石的学生吗？我听他经常夸赞你。”
刘挚答道：“臣是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认识王安石。”退朝后，又上疏道：
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义。故希赏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后。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其有爱君之心，忧国之言者，皆无以容于其间。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成，汉、唐党祸必起矣。”
又论“率钱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
王安石让张琥作“十难”以反驳。张琥推辞不干。曾布自荐写“十难”，攻击刘挚，连带着也攻击了御史中丞杨绘。
刘挚谪衡州盐仓。杨绘出知郑州。张琥也落了职。
哲宗即位后，刘挚改任秘书少监，升侍御史，被当时的人比作包拯、吕诲。他持心少恕，勇于去恶，被“朋党”构陷，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郓州。
◎元祐七年（1092），三月，除程颐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
六月，苏颂相。
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吕惠卿曾经对人说：“子容是我乡里的先进，只要他肯来拜见我，我必定会把他推荐给执政。”苏颂听了，笑而不应。
既拜相，贾易除知苏州，苏颂认为不可。谏臣杨畏、来之邵说，苏颂稽留诏命。苏颂上书辞位，出知扬州。后来，御史周秩又来弹劾苏颂。
哲宗说：“（苏）颂知道君臣之义，不要轻议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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