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距离江南，隔着两三千里路。俗话说“百里不同风”，两地的风俗应该相去甚远，可是《红楼梦》中，常常南北风俗杂糅，一会儿是北方习俗，一会儿是南方的习俗，让人傻傻摸不清头脑，其实这并非作者标新立异，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
历史上，北京曾是辽、金、元、明、清的首都。除去辽、金只控制北方而外，到了元大都时代，北京已经是包括江南在内的全国的首都。在元世祖忽必烈等统治的六七十年中，政治比较安定，南北交通频繁。元代之后，到明朝，除去一个短时期在南京建都而外，自明成祖朱棣又在北京建都，直到《红楼梦》产生的年代。
朱棣当权时先动迁了二万户直隶、浙江的百姓到北京落户，充“仓脚夫”。又动迁了应天（南京）、浙江三千户富民充北京宛（宛平）大（大兴）二县厢长（见赵翼《廿二史札记》）。
这样北京不仅有大量的居民都是江南人，而且这些人还带来了江南风俗，及江南的生产方式，在这里落叶生根。
晚明沈德符《野获篇》记云，江南的“蛙、蟹、鳗、虾、螺、蚌之属”，在北京“潴水生育，以至繁盛”。
北京西北有丰富的水源，形成小小的水网地带，叫“丹凌”，有水稻、菱藕、鱼虾之利，主要都是明代江南人到北京来开垦经营的。
随着江南商旅、货物不断来京，在明代嘉靖年间，北京已出现了专门供同乡居住、聚会的江南各地的会馆；每三年一次会试，全国各地举子都来北京参加，其中又以江南各省人数最多。
明代永乐之后，北京作为京师，各衙门中大小官吏，也以江南人为最多，逐渐形成一个宫廷、官僚为中心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讲吃、讲穿、讲第宅、讲园林、讲书画文玩、讲娱乐戏剧、岁时节令、看花饮酒、品茗弈棋，无一不以江南为尚。在这样的历史影响和延续下，江南风俗在北京就变成最高贵、最风雅、最时尚的了。
在政治上，清代入关，因明室之旧，仍以北京为京师，典章制度也完全采用明代的。满族的风俗习惯有其特征，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原始落后的。这些人在进关之前，久慕江南仕宦人家之繁华儒雅，因而就很快地效法起来。贾雪芹家就是最早居住在江南的大官。时代繁衍生息，早已习惯江南人的儒雅生活方式，同时也保留原有北方习俗，所以在《红楼梦》时代，描写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等都是南北杂糅，其实这些都是最真实的生活记录。
康熙、乾隆两朝，共南巡十二次。由一六八五年到一七八五年，这一百年中，清代统治集团，不但把江南作为常来常往的游览胜地，而且有些旗人来江南做大官，久住江南。直到清末，这样的旗人还有很多。如著名的《天咫偶闻》的作者瓜尔佳氏震钧，就是久在江南的旗人，习惯于江南生活风俗。
也有大量的江南的人，在北京做大官，把江南风俗带到北京。清代二百六十八年，共会试一百十三科，一百十三名状元，江苏五十人，浙江二十人，安徽九人。清代江苏、安徽并称江南，这样江南、浙江两省的状元占了全国三分之二，只苏州一府就二十三人，占五分之一强，而东三省、山西、甘肃、云南则一个人也没有。江南的学霸基因真是太强大了。
在经济上，江南历来是富饶之地。加上明清时船运交通发达，南北风物可以两地运输，许多江南货物可以大量运输北京，如：松江的布，江宁的宁绸、库缎，杭州的纺绸，湖州的绉，横罗、直罗，各种纱、绣品；纸、笔、墨、砚、扇子；糖、木料、竹器、瓷器等生活必需品。乾隆时期，北京的琉璃厂几乎全是江南人的天下。不要说湖笔、徽墨、宣纸、苏杭雅扇，是江南人贩运、制造、经营，连大小书铺，也都是江南人所经营的。
在社会上，人们饮爱南酒，食重南味，曲尚南曲，糖称南糖，衣着讲南式，园林效苏杭，一说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听懂南方话，也觉十分得意。曹雪芹一家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则很好的把这种南北风俗杂糅的喜欢带入贾家，让我们见证到当时江南人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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