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後7年，諸葛亮曾親自率兵5次北伐，雖竭盡全力，但仍無法奏功。
是人不努力還是天不幫忙？還是對手過於強大？歷來眾說紛紜。
“丞相西趨十萬來，秋風原下久徘徊”，一代賢良“出師未捷身先死”，往事令人唏噓。
不過，對歷史的反思只能來自於理性的考辯，而不能以道德的高標和對智慧的膜拜，代替對歷史謎題和真相的探究。失敗終究是失敗，找出失敗的原因與憑弔英雄一樣重要。
那麼，造成諸葛亮五伐中原而不勝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這一點其實可以在諸葛亮最初為蜀漢事業所作的頂層設計《隆中對》中找到答案。這次對策不僅是一次“面試”，讓劉備對諸葛亮“一見傾心”，而且也規劃了此後劉備集團的發展原則、發展方向和具體路徑，更是諸葛亮不斷北伐的思想基礎。
人們讚賞和歎服《隆中對》，
因為它對當時局勢的分析如此透徹而準確，在它的指引下劉備迅速扭轉了之前的頹勢，佔領了荊州、奪取了益州和漢中，發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所有的一切盡在諸葛亮的預料，也盡在《隆中對》的掌握。
之後蜀漢正式立國，劉備稱帝，似乎《隆中對》的使命該結束了。但此時天下仍三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關羽、劉備卻突然偏離了《隆中對》中“外結好孫權”的戰略，先失荊州，後敗夷陵。
再之後，永安託孤、後主繼位，諸葛亮“開府治事”。
新的形勢下，應該有新的指導思想、制定新的戰略，但諸葛亮似乎仍堅持按照隆中對策時的思路引領蜀漢帝國前行。
《隆中對》中說“南撫夷越”，這個成功了，諸葛亮親自平定了南中，蜀漢有了相對穩固的大後方，諸葛亮的個人威望也達到頂峰。
《隆中對》中說“內修政理”，這個也做得不錯，諸葛亮是史上不可多得的治世良才，發展經濟、整頓吏治、拓展外交，處處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
《隆中對》中還說“霸業可成，漢室可興”，於是整軍北伐，完成“先帝遺業”。
但是，新問題也來了。
第一，《隆中對》制定的北伐路線圖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這個現在不存在了。
荊州已成了孫權的地盤，“上將”關羽已身首異處。
“將軍”指的是劉備，他也在白帝城駕鶴西去。
應該說《隆中對》制定的兩路出擊計劃是高明的也是最穩妥的，這兩路大軍中想必有主次之分，劉備率軍由漢中出關中應是輔攻，目的是牽制；關羽出擊宛縣、洛陽，這才是“直搗黃龍”。
現在只剩下諸葛亮率一支人馬出擊了，他掂量了一下，沒敢直接由秦嶺棧道進攻長安，而是繞到了很遠的祁山和隴右。
沒法大決戰，只能來一場爭奪戰。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諸葛亮積極作為的精神值得欽佩，但也預示著這樣的北伐較《隆中對》所定的戰略縮水不少。
第二，《隆中對》提出的北伐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天下有變”，這是北伐的時機選擇。
“天下有變”指的應該是北方發生了重大變故，站在赤壁之戰前去預測未來的事，這樣的變故可能會很多。
比如，曹操在軍事上遭到嚴重挫敗，勢力走向衰落。
比如，漢室與曹操發生了激烈的權力爭鬥，政變、暗殺、叛亂不止，北方陷入一片亂局。
但後來發生的事卻相反，曹操做事還算穩當，政治上也未冒進，臨終前交給兒子曹丕一個好班子，曹丕、曹睿雖缺父祖的雄才大略，但還算稱職，曹魏政權沒亂。
這樣，又一個北伐取勝的先決條件不存在了。
第三，《隆中對》強調“人謀”，但這也是有條件的，不是什麼時候都管用。
漢末紛亂，在群雄逐鹿中出現了多次“以弱勝強”的案例，《隆中對》認為“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個判斷是準確的。
《隆中對》之後發生的赤壁之戰更是如此，是更典型的“以弱勝強”。
但並非任何時候都能做到“以弱勝強”，更不能誤以為“弱”的反而比“強”的還要強。
“弱”就是弱，“強”就是強，這是巔撲不破的真理。
曹操之所以在官渡戰勝袁紹，自己的發揮佔一半，對手的失誤恐怕要佔是更大的一半，面對輕敵冒進、戰術不清、內部勾心鬥角的對手，曹操想失敗都難。
孫權、劉備之所以在赤壁戰勝曹操，自身的努力佔一小半，更大的一半則是曹操戰略時機選擇的錯誤和戰術指揮上的失誤，剛剛取得荊州，穩紮穩打才是上策。
“人謀”的先決條件是對手有失誤，對手如果不失誤，就不靈了。
諸葛亮北伐的對手是曹睿，一個生性內向但很聰明的人，更要命的是他跟諸葛亮的性情相似：都不喜歡冒險。
曹睿手下有個曹真，打仗很有一套，在軍中也很有威望，讓諸葛亮難尋破綻。
曹真倒是有急進的毛病，讓諸葛亮抓住機會狠狠教訓了一番，
但繼任的司馬懿卻比諸葛亮性子還穩，諸葛亮沒招了。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為劉備所作的頂層設計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這是“創業戰略”，管的是眼前，事實證明其戰略是正確的，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後一段是“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這是“北伐戰略”，管的很久以後的事，應該根據的後面情況的變化做出調整。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在公元228年，《隆中對》已經提出20多年了，時間在變，對手在變，形勢也在變。
事實證明，對於戰略而言“以不變應萬變”不是求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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