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者 按
2015年5月，剛剛50歲的楊濤第一次確診前列腺癌時，已經是晚期——四期。在北上廣各大腫瘤專科求診，並經歷了質子重離子放療、多個化療療程後，仍復發。
“我問醫生還有什麼方案。”楊濤稱，“醫生說，不能連續放療，也不能手術。突然一下子，感覺前面就沒路了。”這讓在生意場上如魚得水、在家裡“一言九鼎”的小企業主楊濤無法接受。
楊濤的兒子為他推薦了另外一種可能。
國內醫療供需關係不平衡、對先進藥物和醫療技術的需求增強，以及相關醫療服務產業鏈的完善，讓海外就醫不再是超級富豪的特權。
病理分析之惑——對手是誰
“我現在呢，一是花錢買命，二是花錢買服務，三是花錢買我自己踏實。”現年69歲的曹女士曾是某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每天要籤閱無數文件的她，在職場上“殺伐決斷”，在家裡也是拿主意的人。但面對高度專業的醫療領域，曾經的女將軍披上鎧甲，卻茫然不知對手是誰。
初診當天，美國主治大夫稱，根據病理分析，發現腺癌細胞，“是結腸癌皮膚轉移，皮膚病變只是表現形式。”明確診斷後，“女將軍”曹女士踏實了，覺得迄今為止的30多萬美元（約200萬元人民幣）花得值。兒子是北京地產公司高管，自己在望京還有四套房，曹女士決定把抗癌戰爭指揮棒交給她嘴裡所稱的“美國鬼子”。
安德森癌症中心病理科的精準診斷水平，得益於90年代末期開始對病理醫生亞專科化的發展。絕大多數病理醫生，均專注於某一個器官系統，如肺部或胸部。
相比之下，受制於資金和管理模式等因素制約，中國病理科人才儲備不足。 按原衛生部下發的《病理科建設與管理指南(試行)》規定，每100個床位需配備1-2名病理醫生，病理醫生需求約為10萬人，但直至2017年初，中國註冊的病理醫生剛過十分之一，亞專科化更將是一條漫長的發展之路。
對於罕見病，細分程度更高且具有大量癌細胞病理數據庫的海外癌症中心，也讓中國患者覺得更有安全感。
孟先生正陪同90後的女兒在美治病。一年半以前，女孩查出卵巢腫塊，同年11月，接受單側卵巢切除。三個月複查後，發現癌細胞轉移至肝、脾等其他器官，於是，在最快的時間內，女孩的另外一側卵巢也被切除。術前，曾有女醫生提醒應考慮凍卵，但孟先生一家已無暇顧及。
赴美初診後，美國醫生告知，女孩患的是肉瘤——一種極為罕見的癌症。肉瘤會在身體中游走，恰好前段時間停留在卵巢上。“當著美國醫生的面，我們，夫人、女兒和我，一家人大哭一場，很複雜的感情。”
孟先生指著面前的水壺比劃著說明女兒此後每天需要承受的化療藥劑量，“這種病很頑固，會是場持久戰。”來美治病五個月的孟先生一家已花費20-30萬美元（約合130萬-200萬元人民幣），幾乎把此前一套一線城市投資房的大半收益花費殆盡，“若哪天要去討飯的話，我也肯定去。只要有一線希望，就堅定在美國治。你說我盲目相信也好。我不懷疑，要不然我還能去相信誰。”
（安德森癌症中心內正在會診的醫生）
個體全局觀——多學科會診
高度專業的醫療領域，讓曾經在各自職業領域叱吒風雲的楊濤、曹女士或是孟先生都陷入“使不上力”的心理體驗：當獲知自己或親人患上癌症的那一刻，彷彿被獨自扔進了一件密室。人會不自覺反省自己曾經做錯了什麼，氣憤、惱怒、傷心和無所適從。基於對癌症有限的認識，很多患者遵循手術、放療、化療“三板斧”的思路依次試過，但一個療程結束之後，又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楊濤親身體驗了MDT的好處。
讓楊濤感覺尤為便捷的是，主治醫生協調預約不同科室，無需患者挨個掛號。在國內掛號的經歷，曾讓楊濤在病痛折磨之外，徒增苦惱。當時，沒有門路的楊濤夫人凌晨5點排隊掛號，“排了三個小時，突然，跟我們說號沒有了。只能找門口的黃牛，500元掛上特診。問診時間也不超過30秒。”
（安德森癌症中心化療室門口的拼圖）
照顧病人的藝術——花錢買服務
與多學科會診興起一脈相承的，是以患者為中心，而非以疾病為中心的治癌理念。上世紀80年代開始，當化療和手術試驗無法明顯提升晚期癌症生存率之後，美國業界開始關注探討照顧病人的藝術。
術後的艾女士希望和主治醫生交流後續方案， “但主治醫生從未給我換過一次藥。總是來去匆匆。”艾女士有時會暗自懷疑，會不會是因為沒給紅包。
（安德森癌症中心中病人互相勉勵的話語 比如寫出自己最愛吃的食物）
在抗癌這場千人千面的戰爭中，受制於現代醫學的侷限，科學無法解答所有的疑問——既然不存在一勞永逸的根治方案，如何相信對面披著白大褂的陌生人會以最大的能力和善意對待自己？
美國哈佛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蕭慶倫從經濟學的角度向我們解釋患者的質疑，情有可原，“從經濟學來看，醫療是個失靈的市場。病人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醫療，他只能完全信任醫生。所以，不管在哪個國家，醫生都可以剝削病人。”蕭慶倫認為，面對失靈的市場，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同行之間互相牽制守住底線。而中國醫生的薪酬體系導致創收意願強烈，容易讓患者萌生不信任感，步入惡性循環的醫患互疑。
一年後，艾女士的另一側乳房發現病灶，在美手術時，收穫了她曾期望的“物有所值”，“醫生和護士會不斷詢問，你冷不冷。會拿毛毯給你，毛毯是剛從保溫箱裡拿出來的。如果護士看你神色不對，會不斷安慰你，甚至握住你的手。”
“不管他是職業出發，還是內心出發。我就是要這個東西。我很安心。”艾女士願意為這份安心掏錢。兩年以來在美治病的花費，已經接近100萬元人民幣。對於長期做外貿生意的她來說，付出這筆錢，還並不會影響生活質量。
與死亡周旋——再多一種選擇
衝著美國新藥療法和臨床試驗機會再次回到美國的，還有楊濤。
美國主治醫生向楊濤介紹了免疫療法。不會說英文的楊濤用首字母代稱自己的主治醫生為“E先生”，並用首字母代稱免疫藥物為“K藥”。K藥(Keytruda, Pembrolizumab 帕姆單抗) 於2014年9月在美國上市，成為第一個美國上市的PD-1抗體。K藥也被稱為“卡特藥”，因為曾經奇蹟般讓美國前總統卡特腦轉移後的黑色素瘤消失而聞名。
但免疫療法的高昂費用，對任何患者家庭都是一筆難以忽視的經濟負擔，更不用說是自費求醫的中國患者。美國的醫生有時也會困惑，來治病的中國人怎麼會那麼有錢。
在中國打拼多年、早已衣食無憂的楊濤不禁感嘆，“PD1真的貴”。每隔21天打一次PD1，每次3萬美元(約合20萬元人民幣)，迄今為止楊濤已經打了5次。加上之前20餘萬美元的手術費，這三年在美國求醫和生活的開銷，已達500至600萬元人民幣，遠遠超出楊濤第一次出國前的預估。
所幸的是，最近一次打完PD1之後，楊濤身上已檢測不到癌細胞。這對屢次遭遇死神敲門的楊濤來說已是額外的幸運——畢竟免疫療法也並非對所有人都有效。楊濤想著，未來最理想的計劃是在病情穩定後轉診去香港檢查或是打針——離家更近。
☟
關 於 全 球 創 新 論 壇
INNOVATION DRIVES THE FUTURE
「全球創新論壇」由北大後E促進會發起與傾力打造，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協辦，匯聚海內外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企業家、投資家和創客，傾力打造全球創新思想的發源地、創新產業的聚集地、創新投資的新高地。
閱讀更多 世界科技創新論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