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程馬甲
明初胡惟庸造反案中，李善長是其實是受胡惟庸案牽連所致。其實縱觀整個“胡惟庸案”案發過程，及牽連的人數及種類來看，都跟淮西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胡惟庸作為淮西集團的頭號人物，作為淮西出身的朱元璋為什麼要對淮西功臣部舊痛下殺手?其原因無非如下:
明初的朝廷各重要部門充斥著淮西官員和淮西將領。也就是說，掌管天下的朝廷由淮西掌管了，這就讓朱元璋又放心又擔心。放心的是，淮西人是自己的親兄弟;不放心的是，淮西人治不了淮西人，必定在處理政務上因為這層親密關係造成許多不公，以至天下人對大明王朝的反感。
這是個非常至命的問題，可作為統籌中樞上承天子，下統各部院的中書省左丞相在行政權力上僅次於天子。早期任丞相的李善長和時任丞相的胡惟庸並沒有這個意識，不遺餘力地在各個部院裡安插自己的同鄉任要職，這樣一來，其它各地有才能的人就無法得到任用了。
李善長和胡惟庸任丞相時，其實已經在朝野形成了“淮西人用淮西人，淮西人的天下淮西人管”的巨大負面影響，也就是當時人們所說的“淮西黨”。
其次，“淮西黨”以權壓法，以權壞法的事層出不窮。縱觀洪武年間所發生的大案要案，不管是“朱桓案”“附馬都尉案”“胡藍案”無不跟朱元璋的淮西老鄉有關聯，它們都有共同點就是:淮西人串通淮西人作案，淮西人掩護淮西人，形成一條共同的利益鏈。而這個條利益的源頭就是以李善長、胡惟庸為首要靠山的中書省左丞相。
李善長雖退了多年依然被告謀反的重要原因在:安插黨朋和與胡惟庸來往親密有關。我們不妨瞭解一下當時《明律》中有“奸黨罪”這部份:
《大明律·吏律·職制》“奸黨”條規定：“若犯罪律該處死，而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新。”
也就是說，皇帝要殺哪個官員，其他的大臣小官不得求情、申辯，否則就是“奸黨”。又如“交結近侍官員”罪，禁止朝官與近侍官員交結，禁止地方官員與朝官交結，禁止京官與京城家資富厚之人交結。
還規定“若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務要問，窮究來歷明白，犯人處新，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宰執大臣知情，與同罪”。為保證皇帝隨時掌握重大信息，還特設“阻擋上書陳言”、“朦朧奏事”等罪名，將“事應奏不奏”罪加重為死刑。
由於“胡惟庸案”發，胡惟庸與李善長的關係太過親密的原因，也順勢被牽連。從上述明代法律條文來看，李善長是因“沒告發奸黨”“事應奏不奏”而淪為“奸黨"被誅三族。其實真正的原因還是朱元璋要扳倒朝廷內的“淮西黨”，畢竟“淮西黨”輿論的負面影響使天下人心開始感到不公，直接威脅到了大明王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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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記載，自劉伯溫不明不白死去後，胡惟庸變得肆無忌憚起來，他大權獨攬，朝中生殺陟黜之事，他不待上奏，就自行決斷。對於各地送來的奏章，他都敢先行拆閱，凡有不利於自己的奏報，他就將之藏匿起來不往上呈。朝中的勢利之徒，紛紛趨附於他的門下，一時間，胡府裡珍寶金帛，堆積如山。
耿直的魏國公徐達看胡惟庸不順眼，就到朱元璋那兒秘密參了他一本，說胡惟庸乃奸佞之輩，肆意貪贓枉法，應該加以革除。朱元璋不信徐達的話，反而將此事故意透露給胡惟庸，胡由此深恨徐達。一次，胡惟庸偷偷買通徐達府裡的守門人，讓他誣告徐達圖謀不軌，不料弄巧成拙，陰計外洩，被徐達知道了， 胡反遭朱元璋的猜疑，於是他每日上朝都提心吊膽，害怕遭遇不測之禍。過了幾天，啥事也沒發生，他才逐漸放下心來。
胡惟庸收斂了一陣子，之後又覺得必須找個靠得住的後臺，於是就瞄上了李善長。在明朝的開國功臣中，武將功勳最著者，當屬徐達、常遇春，文臣論功一、二當推李善長、劉伯溫。李善長雖然已經不當丞相了，但朱元璋仍很器重他，經常請他出入宮廷，向他討教問策。胡惟庸和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是姻親。他藉此關係逐漸和太師李善長交厚，有了李善長這一靠山，他又開始弄權貪賄，無所顧忌起來。
恰在此時，傳聞胡家定遠祖屋的井中忽然長出幾支竹筍，鑽出水面數尺；他家的祖墳上，一到夜間就有紅光照耀天際，數里外都能看見。一班趨炎附勢之輩都爭誇祥瑞，胡惟庸聽後覺得是吉兆，於是愈發得意，野心勃發，不可一世。
不久，德慶侯廖永忠、平遙訓導葉伯巨、安吉候陸仲亨、平涼侯費聚等人相繼被朱元璋貶斥或誅殺。汪廣洋第二次被罷相後，遭流放雲南，不久便被賜死。朝廷文武官員動輒得咎，使得廟堂上人人自危，其心惶惶，深怕禍及自己。尤其是汪廣洋被賜死，更使胡惟庸感到震怖，他覺得朱元璋遲早要懲治自己，於是漸生反叛之心。繼而，朱元璋又追究起劉伯溫的真正死因來。胡惟庸頓感不妙，預感到自己奸謀行將敗露，即將大禍臨頭。他暗自思忖：“皇上對功臣勳戚都隨意處置，更何況對我，恐怕很難逃過此劫。與其束手就擒，不如先發制人，或許可以僥倖成功。否則，就只能坐以待斃了”。於是便緊鑼密鼓地準備起策劃謀反之事。
見李善長改變態度，胡惟庸有了底氣，加緊了舉兵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他暗中召集了許多亡命之徒，又偷偷招募了一批勇士結為心腹，並把明朝在各地的兵力部署瞭解的清清楚楚，再派錦衣衛指揮使林賢赴東南沿海招納倭軍（日本海寇），引為外援，還結交了一批掌握兵權的將領，約好一旦事發，就起兵響應。同時，他還秘密結好日本國派來的使節，準備一旦事敗後就攜帶金銀細軟退往島國。
洪武十三年( 1380年)正月初六，胡惟庸感覺一切佈置妥當，於是謊稱在其府中的水井中突然湧出甜酒，奏請太祖御駕臨幸品賞。元璋不疑有詐，欣然決定前往。當車駕剛出西華門，一位叫雲奇的內使突然衝出來擋駕，但因氣喘吁吁竟一時詞不達意。元璋以為不敬，勃然大怒，令衛士予以重擊。雲奇被打的兩臂折斷，氣息奄奄，卻仍強忍痛楚，以手指胡府方向。
元璋終於猛省，急忙登上城樓眺望，果然見胡府內人頭攢動，隱隱有刀兵之氣，端的是殺氣騰騰。太祖大驚，一面向雲奇道歉，許諾重加褒獎，一面令人攙扶他去治傷；然後他急調御林軍團團圍住胡府，將胡惟庸以及埋伏在帷幕、夾牆後的甲兵、死士全部捉拿歸案，遂一舉平叛。
因人贓俱獲，胡惟庸無法抵賴，只得承認謀反。胡惟庸被凌遲處死，並被誅滅三族。其黨羽陳寧、塗節、林賢等皆被處死，均禍及親族。朱元璋並未善罷甘休，他派出官吏，順藤摸瓜，四處株連，把胡惟庸案的新賬老賬一次算清，由擅權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長、陸仲亨等人陰欲謀反，由此牽連到胡惟庸的親族、老鄉、門生、故舊、同僚以及其他關係的人均被連坐誅殺，先後有多達3萬人因胡案而遇害 。就連被他譽為“勳臣第一”的韓國公、年已76歲的李善長也被處死，並禍滅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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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是明初政治當中繞不開的一個人。一方面，他的政治能力出眾，使他能夠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是其他庸碌的官員所無法比擬的。
另一方面，胡惟庸這個人富有心計，他看到了前任紛紛被貶黜乃至於處決的悲慘境地，因此處處逢迎朱元璋，可朱元璋也不是傻子，他對胡反而倍加警惕。
更讓朱感到不滿的是，胡惟庸還與前任宰相李善長有姻親關係。在古代政治當中，大臣之間交結姻親是帝王最敏感的，因此朱對二人勢力的擴張十分憂慮。
可是，朱的太監發現了府內的精兵，然後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了朱元璋，朱本來就疑心重，得到這個消息後當即派兵誅戮胡惟庸全家，並在之後又以相互勾結為名殺死了李善長和他的家屬，朱因此不再設丞相，明代政治也開啟了一個皇權高度集中的時期。
該文論述漏洞甚多，如有感興趣者，可繼續閱讀吳晗先生的兩部著作《朱元璋傳》與《胡惟庸黨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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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和李善長究竟有沒有造反真的不好說，不過知識分子與農民階層起家的朱元璋著眼點明顯是不同的：一個是由宋代流傳下來的立言立行思想，對君權明顯沒有那麼重視，還停留在宋代重文輕武、禮重士大夫的層面；一個是飽經剝削，對統治階層明顯抱有強烈不信任的態度，雖然朱元璋自己站在統治的頂端，但我覺得他明顯還是沒有完全適應這個角色，不明白或者說不想明白宋代為何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緣故(可能是因為宋代擁有那麼多的文臣死忠可依然亡了的緣故，導致朱元璋對文臣明顯沒有太多好感)。所以朱元璋對於武將功臣相對寬鬆-水平高的殺了，水平一般的尚可一用；而對於文臣就嚴苛多了，一有事就株連，大事大株連，小事小株連。明代初期的思想哲學幾乎空白，這種情形直到明中葉朱明皇室適應了皇帝的角色才有所改觀，然而成長於深宮婦人之手、受教於明經碩儒之輩的大明皇帝們可能是骨子裡的傳承，雖然承認了士人階層的重要性，但明顯不配合的態度卻貫穿始終。所謂物極必反，宋對士人的優待在多年之後發生截然相反的結局。各行各業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在某一時期內的政治優待可能在歷史長河中來說並不一定是好事🤗🤗🤗🤗
東濱之鳥
對於胡惟庸是否真的像造反，還是朱元璋給他安了一個造反的罪名。這一點還存在疑慮。要我說，無論胡惟庸是否真的想要造反，以他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都逃不過最後一刀。
胡惟庸之所以被朱元璋猜忌，主要在於：
一、胡惟庸官居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家許多事情完全可以一言以決。也就是說許多事不需要通過朱元璋，胡惟庸以宰相的身份做決策，下命令就行。這對於控制慾很強的老朱來說，相當於讓他退居二線啊，他怎麼會高興的。
二、胡惟庸為了讓自己說的話有人聽，大肆提拔淮西人士，四處拉攏朝廷官員，組成了一個以他自己為中心的鬆散的政治聯盟。這個聯盟的能量足以動搖皇帝的統治。試想，任何一個皇帝都不會忍受身邊有這麼一個政治聯盟的存在。所以，老朱要對胡惟庸及其背後的聯盟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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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胡惟庸李善長，這兩個人估計都不太敢造朱元璋的反，朱元璋是誰啊！而且也沒有確切證據說這兩個人造反了。胡惟庸最多也就是想擁有更多的權限，無形中有點要架空朱元璋的意思，這就足夠了，朱元璋對權力超級的敏感，任何分奪朱元璋的權力的行為，都是對朱元璋的一種嚴重冒犯。當然了，在朱元璋的眼睛裡，胡惟庸大概也就像一隻猴子，供朱元璋嬉耍，胡惟庸的一舉一動都是被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的。要說胡惟庸呢，能力是有，才幹不錯的，處理政務的能力很強。但權力過大，無疑會引起朱元璋的不快。朱元璋大概是覺得自己死了，胡惟庸會變得跋扈和難以控制，而李善長則更是不會造反了，李善長死的時候，都76了，離開丞相的位置都很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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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能說是造反，他們說不上，一是他們知道他們反不了，二是他們不能反，因為他們和皇帝都是一個地方的人，相當於在一條線上的。也是他們共同擁待的皇帝，他們沒有想反，反對他們沒有好處，這隻能說他們把權力私用，他們考慮的是他們淮西人的權位，他們維護的是淮西人跟本沒考慮天下。胡維庸他就是把皇帝給他的權力當成私有的，而李善長就是典型的維護淮西人的利益，這樣對皇帝來說就不行了，一是把自己賦予他們的權力當成私家的，這是他不允許的，一是皇帝是天下的皇帝，而不光是淮西人的皇帝。在就是他們這樣做讓皇權有極大的挑戰，他們拉幫結派的，把淮西人心聚在一起，一是讓皇帝無法制衡他們。二是他們這樣做其他地方的人無法得到發展，更談不上天下人才為我用了。這樣來其他地方的人心很難收復，這樣來會導致是得到了淮西人心，可是會失去天下人心，極大的威脅到皇權的穩定和天下的穩定，要知道這時天下大亂不久，人心還不穩，現在最主要的就是穩定人心，可他們做的是對立面，皇帝肯定不會允許，只能對淮西黨動手來穩定天下。他們這樣註定是在引火燒身。自取滅亡的。他們動搖天下的穩定，侵犯皇權。至於藍玉這是赤裸裸的挑戰皇威。至於為何牽連這莫廣，是因為皇帝是要把他們連根拔起，這也是為後繼之君做鋪墊，要知道他們的行為在朱元章在時危害不是太大，因為他是這些人擁護上的，對他還是很忌憚的，可是後繼之君要是強了肯定會分裂，弱了，那朱家天下恐怕不存在了。
起起落落快樂
中國古代歷來都有皇權與相權爭奪權力的問題。明朝嘉靖初的“大禮議”就是典型，雖然最後是嘉靖皇帝的皇權贏了；張居正卻也曾經將相權凌駕於皇權之上，萬曆皇帝一輩子都被相權壓著，文官集體太牛，所以也就懶得上朝了。個人猜想，老朱內心最根本的想法其實是將相權收回來，他也確實這麼做了，殺宰相，廢相位，將皇權、相權二合一，集中到皇帝手裡來，想想這樣做世子孫就可免除掉一大內部敵人，自此以後可以高枕無憂。可惜天不遂人願，顯然沒達到他想要的效果，大明亡於東林黨爭，也就是變相亡於相權強勢。說實話，胡惟庸到底有沒有造反真的很難說，感覺和劉瑾造反一樣，殺了後隨便栽贓無所謂，反正死人又不會辯解，史書又是自己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