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大陰陽論/專注佛、道、易、王陽明的高品質原創公號。
【一】
王陽明最為人熟知的話，也許就是他在臨終之時說下的那八個字了：“此心光明，亦復何言。”而實際上，王陽明的臨終遺言是有三個版本的，且都有權威的出處。其中緣由，我們已經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知道的只是，這三種遺言，當我們細細體會去，全都指向心學的極深處，每一個都堪稱心學的絕唱。
王陽明是在歸鄉的船上病逝的。那時船到了離江西南安不遠的青龍鋪，距他的故鄉浙江餘姚還很遠。時間是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時，公元1529年1月9日上午8時左右，彌留之際的王陽明，讓家童把唯一在身邊的弟子周積叫進船艙，然後徐徐睜開眼睛對他說：“吾去矣。”周積泣不成聲，問先生有何遺言，王陽明微笑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便闔目而逝。
這便是第一個版本，以及最著名的版本，記載於《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的《年譜三》中。這個年譜，是由王陽明的高足及最親近弟子之一的錢德洪編纂的。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這句話之所以深入人心、傳之最廣，是因為最好地代表了王陽明的一生，以及心學的根本精神。王陽明一生學問歸本於良知，這種精神，正如他晚年在《中秋》詩中所說：“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
這句話也深深打動了我，原因卻不是上面這些，而是王陽明臨終之時、說出這句話那刻，所處的情境。如果你能設身處地地站在他當時的處境體會，你才會知道，這句話是他抵達一生的生命高潮後，迅速歸入的無盡寧靜。就像一顆巨大的煙花在夜空中綻放，然後迅速歸入夜的沉寂中。這時絢爛雖已沒，那種無盡的悠遠和深沉的意蘊，卻無聲地瀰漫開來。
這要從王陽明的歸鄉之旅說起。王陽明的後半生，基本都是在貶謫、宦遊和征程中度過，如果你完整讀過他的傳記，就會知道他後半生內心情感的主旋律，便是對故鄉的思念和對與門人講學生活的嚮往。這種情愫貫穿了他的後半生，直至生命的最後。那時他剛剛完成一生最後的征程，平定了廣西思恩、田州的叛亂，結束了八寨、斷藤峽的最後一戰。
這王陽明一生“三徵”中的最後一徵，本是他抱病推辭卻不被允許，無奈之下才勉強接受的，征討結束，他的身體也已經到了極限。壞到了什麼程度呢？在給朝廷的捷報上疏中，他自述道：“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在給黃宗賢的信中，他又寫道：“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到了最後，他在給何廷仁的絕筆信中寫道：“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已經連坐立都不能了。本來身體就不好，征戰地又多是瘴癘暑熱、水土不服的環境惡劣之地，打仗又是極辛苦的差事，朝廷又只知壓榨他的才能而毫無顧惜之情，王陽明這時已經幾近於油盡燈枯。
這樣的勉力支撐，就是王陽明對家國百姓的擔當。可是他也是一個人，有自己的心情和願望。在戰事了結後，他兩次奏請歸鄉養病，卻遲遲得不到朝廷的回覆，最後只好下定決心先行乘船出發，邊走邊等朝廷之命，以致只能日行五十里，而逝於中途。假如他能早早得到朝廷恩准，或者不去顧及對朝廷之忠，也許就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回到故鄉了吧，那便至少不會留下這個遺憾，能夠最後看一眼故鄉的山水和故人。這個決心裡，不知道有沒有他對自己來日無多的預感，那個思念故鄉和牽掛講學的心底情愫因而也愈加得強烈。王陽明是十一月出發，這個月還沒過完，他便走了。
是的，當我們站在王陽明這個人的角度看，他的生命是有遺憾的，而且對於他無比強烈和巨大。他在生命最後有些孤注一擲的行為——在他逝後也為他惹來了大麻煩、佞臣讒言之下嘉靖帝震怒而削去其伯爵封賞及子孫世襲、其學問也被打成偽學，就是他半生情愫湧動的高潮。而就是在這樣的遺憾情境下，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還用多說什麼，僅此我們便已經能夠體會王陽明生命的巨大張力，以及心學和儒家的精神歸宿是什麼了。
這讓我想起了魏晉玄學裡那個經典的論題：“聖人有情還是無情？”從王陽明身上看，他當然是有情的，而且無比地深情。陽明以開悟姿態援禪入儒，在儒學內確立和集大成心學一派，無疑開天闢地之功，又堪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千古第一典範，“聖人”這頂帽子，他是有資格戴的。我更想起了王弼最後對這個論題一錘定音地解答：“聖人有情，而不為情所累。”當王陽明說出“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時，不正是對這個答案的最好註解嗎？
所謂生命的張力，所謂心學和儒家的精神歸宿，全在這裡面。或者可以說，一切生命的張力及大丈夫頂天立地的姿態，都是從這有情而不為所累中出的。
【二】
那麼有情而不為所累，如何才能做得到？依憑的又是什麼？王陽明強調了太多實落用功的重要性，講了太多工夫方法，後人的解讀和理解上更是五花八門，充滿分歧而常常莫衷一是，在我看來都是因為沒抓住致良知之外心學工夫的另一大要點。這要點只是一個字，是陽明常常無意中就會說到的，人們卻即使看到也大大忽視了。
陽明心學與《大學》的淵源甚深，陽明一生學問都囊括濃縮在《問》中。這是心學集大成的精華之作，是王陽明病逝前一年在最後出征之前與錢德洪的問答，錢德洪稱之為“師門之教典”。就是在《問》裡，王陽明解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次第，反向推導至致知時，把致知明確地解釋為致良知。作為天命之性、心之本體的良知“自然靈昭明覺”，能夠“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有著對是非善惡的先天準確辨別力和判斷力，只要遵循良知的指引行事則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此即本體工夫，王陽明一生學問的得意和得力處。
然而致知之前還有個格物。格物可以說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根本性的概念了，不僅在《大學》中是工夫起點和根本之一，在陽明心學中也同樣如是。致良知之所以要以格物為基，王陽明說因為致良知不是“懸空無實”的，而是必須“實有其事”，所以“致知必在於格物”。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王陽明接著說了一段重要的話：“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說白了，就是
致良知必須要在事上、必須要藉助於事，事上的著眼點則是“意”，下手處則是“正”，把不正之意扶正，意正事自正，便是為善去惡，便是格物。常見人說心學與禪之別，要害是在這裡。要承認心學與禪在本體上絕無相異，但在導向上心學則有著明確而強烈的事之傾向，“良知”這個詞自帶的情感色彩也明確呈現了這一點。禪宗也說日用是道，但沒有涉及真正的入世，在這點上心學要更為徹底。禪總歸是更關注心體多一些，陽明心學則特別重視事，事的重要性至少是與心體對等的。而這一切又是那麼自然而然、渾然天成，所以心學何止是王陽明對儒學內涵的拓展，又何嘗不是對禪學內涵的拓展。道不離物、體不離用，陽明心學在這點上展現得更完全。而“正”，正是我所說致良知之外心學工夫另一大要點的那個字。
所以在弟子陸澄收到兒子病危的書信而憂悶至極時，王陽明對他說“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理由則是既承認“父之愛子，自是至情”，但“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以此引申開來便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這可以作為王陽明對七情六慾之態度的代表——不能沒有，因為這是人之常情、人之為人。但不能過，《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即心體和良知的狀態，“和”則是良知之體的外在展現。所以“才過便非心之本體”，王陽明說七情六慾的失去中正有兩種情況，過和不及，但“多隻是過，少不及者”，所以
要重點關照這個過。那麼反過來不過之“和”也正是呈現心體的工夫手段，“正”則正是動態的和。如果過了，“必須調停適中始得”，調停適中就是正，這個辦法比起負面的控制壓制和正面的出離超越，可要容易得多了，更妙的是不僅毫不影響且同樣有助於回覆本體，而且落在自心和世事上也更實際可行。適中和不過的標準又是什麼呢？沒有絕對也允許波動，只要能不被七情六慾牽著鼻子走，保持著明白和攝受的主導，有一份收得住之意。也即俗話說的有“度”，能hold住。良知之體用，都能在這其中呈現和有序運行。還有人曾問王陽明念頭無法止息怎麼辦，王陽明也答“念頭如何息得，只是要正”，一切念頭皆是本體妙用，沒有用也就沒有了體，又如何能息、如何可息。所以只能去正，念頭之正，同樣是不被它牽著走。
善與惡、公與私是陽明心學中的重量級和代表性觀念，可以概括一切事的性質，而從上面可以看到，它們全都可以歸於“正”之一字，只是個正與不正。這是一種偉大的轉換，因為可以讓人擺脫善惡是非的尖銳對立和不能並存，而逼近本來一體，善惡是非皆是人認知侷限和內心虛妄下的自造作，故陽明言：“善惡只是一物。”西哲羅素亦言：善惡如同一條路的上坡下坡，本質仍是那條路。善惡只是一種向外和向內、開放與封閉的公私趨向罷了，善實際是包含了惡的、公實際是包含了私的，它們是格局關係，而不是取捨關係。正與不正則很好地呈現了這一點，天理本是正，不正皆來自我私，有我私故有偏向，所以才會過，不過所以能逼近本體。說白了就是你格局夠不夠大，而跟是否有欲無關，只要心能歸於本體之正，則人慾便皆是妙用，所謂“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省察克治、事上磨鍊等心學工夫法，也只有把定這個正字，才算摸到了機關和要害 。
但要注意良知與正的關係——在陽明心學中，致良知的遵照良知指引與事上調和成正，不僅重要性對等，也是相輔相成的。調正才能合乎心體的展現狀態而呈現心體，同時調正又必須結合良知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就像惡事本身就是不正，不能在此不正上再談正與不正，比如不能說少殺幾個人就比多殺人要正。也就是相對中要有絕對，相對歸調正，絕對歸良知。調正才能愈加呈現良知之精明，良知精明才能更有力地促進調正。所以良知與調正必須是要結合起來的，或者說它們本來就是一體，不過是一個偏主觀一個偏客觀，一個在乎性一個在乎相。但總歸是要歸於自心上完成，從這個角度說就是王陽明的一句話：“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如果上面所說還不夠有說服力，就再來看陽明心學最高概括的“四句教”，也正是圍繞這兩個核心展開的。前兩句的“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實際指向的就是體與用，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意之動的“意”就是用的發端，陽明所謂“意之所發必有其事”，它從心體而生所以能夠溝通心體；意之發動便必有正與不正，陽明所謂“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意的正與不正自然就決定著能否溝通心體。所以
這兩句其實同言根本，而不是隻有心之體才是，還要有個意之正。至於後兩句的“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則純言工夫了，一為遵循良知，一為格物歸正。所謂“大中至正”，大中即性之本體，至正即相之本來。心學工夫，如此才算看見了全貌，合之才能事半功倍。
【三】
而這些，就隱在“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這句人們最熟知的遺言背後。七情六慾有而不過，世間之事力行而不陷，便是有情而不為所累的內涵和方法所在。這就是第一個版本的遺言所指向的心學極深處，以及陽明心學的第一重絕唱。陽明言工夫：“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良知如此，歸正亦如此。
有智慧的人，皆有數。有良知的人，皆有度。
來源：大陰陽論/專注佛、道、易、王陽明的高品質原創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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