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遊蹤春風詞筆，落花心緒流水年華。”黃侃信手集來的這兩句宋詞，被年逾古稀的俞平伯工整地抄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8月一版一印、用來“供研究工作者參考、批判之用”的《紅樓夢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初版）版權頁上，字裡行間透出林黛玉式的無助和悽楚。
這會子他當然高興不起來。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那封紅彤彤的信，讓他徹底口服心服，老老實實承認“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以辭達”。好在毛主席、周總理還是關照他的。1971年1月，作為特殊照顧的老知識分子，俞平伯夫婦從幹校回到北京，他們的生活恢復了相對平靜。俞家又可以聽到優雅的崑曲了。
這場夢要從二十多年前的這兩本學術雜誌和“兩個小人物”說起。1952年，俞平伯應文懷沙之約，在上海將《紅樓夢辨》修訂為《紅樓夢研究》（李長之就不會把他的《魯迅批判》改成《魯迅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時，俞平伯已經在努力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了，但在慣性的作用下，治學走的仍是胡適提倡的考據的舊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三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正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的27歲的李希凡，和比他年紀還要小的山東大學同學、中學教師藍翎讀了這篇文章，不以為然，開始著手寫《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挑戰“紅學”權威俞平伯。但這篇文章的命運，就像毛主席在信裡說的，“兩個小人物”、“青年團員”，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毛澤東1954年10月16日《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場關於一部二百年前的小說的現代學術鬥爭驟然而興。勝負當然很快決出。作為胡適的弟子，俞平伯在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檢討發表後，俞平伯得以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解脫淡出，開始研究崑曲。
整理這些“涉紅”舊書舊報，由俞平伯題詩鈐印的《紅樓夢研究》說起當年這些文壇舊事，是因為看到近些年紅學界“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鬨勁兒，頗有感慨：你“考證”，我就“心解”；你“索隱”，我就“評點”；你“探佚”，我就“破案”；你研究服飾，我就研究醫事；你研究詩詞，我就考證硯臺（紅學定論脂硯齋是與《紅樓夢》關係密切的一個人，有的乾脆說脂硯齋其實就是曹雪芹本人。但脂硯真有其物倒也新鮮。這是近期央視“百家講壇”中“張伯駒與脂硯傳奇”一節裡展示的薛素素脂硯，據說曾短暫現身，又神秘失蹤，至今下落不明）。寫《班主任》出了名的劉心武老師老了，再寫不出長篇小說，但在家閒待著又不甘心，索性直接在央視講壇上把《紅樓夢》演繹成了一場驚悚恐怖的未遂宮廷政變大要案。給秦可卿看病的張太醫成了接頭的特務，還有什麼藥方、辭賦，您可別當成是園子裡哥兒姐兒的唧唧歪歪，那都是定時炸彈型號、武裝暴動聯絡密碼……端的熱鬧，把這一輪紅學研究成果推向新的巔峰。
記得當年我和李志武剛畢業分配到報社當記者時，因為初出茅廬、沒有名氣，很少有單位縣市捨得派車派人邀請我們這種“小傢伙”去採訪，多數情況下得自己想辦法去找題目、抓“活魚”。好不容易逮著一條好線索，倆人同時看中了，志武擅長寫通訊，我喜歡寫消息、評論，誰來寫、怎麼寫，難免就要打架。志武脾氣好，打圓場說出一句名言：“就這一盤菜，蒸著吃煮著吃炒著吃都行！”於是我就先寫消息點題，他跟上通訊解讀，最後我再來篇評論“昇華”，一條“活魚”就讓我們煎炒烹炸做了一桌，最後吃得連根魚刺都不剩。這法子真好，不打架，報紙看著熱鬧，我們還沒少掙工分領稿費。一想《紅樓夢》這通折騰，也跟我們那會兒差不多。
其實，按列寧說的，“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紅樓夢》也不過這麼一盤菜，煎炒烹炸醋熘熬燉，紅案白案千滋百味，都是文人自娛自樂、自尋煩惱。出了這個圈子，誰拿您當盤菜？
閱讀更多 濱州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