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1844-1927)，原名俊，字昌碩，別號缶廬、苦鐵、老缶、缶道人等等，漢族，浙江湖州人。中國近、現代書畫藝術發展過渡時期的關鍵人物，"詩、書、畫、印"四絕的一代宗師，晚清民國時期著名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與任伯年、蒲華、虛谷齊名為"清末海派四大家"。吳昌碩的藝術別闢蹊徑、貴於創造，最擅長寫意花卉，他以書法入畫，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章法融入繪畫，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他以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筆力敦厚老辣、縱橫恣肆、氣勢雄強，構圖也近書印的章法布白，虛實相生、主體突出，畫面用色對比強烈。
一絕：詩
吳昌碩善作詩文，苦吟數十年，未嘗間斷。所作詩篇以傲兀奇崛古樸雋永見長，一般地說用典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絕句純用白描手法，活潑自然，接近口語，具有明麗俊逸的特點，風格上與民歌很相近。所作題畫詩寄託深遠，頗有浪漫主義氣息。
他喜畫梅，作《梅石圖》題詩曰：“梅溪水平橋，烏山睡初醒。月明亂峰西，有客泛孤艇。除卻數卷書，盡載梅花影。”；作《梅花》題曰：“寒香風吹下東碧，山虛水深人絕跡。石壁矗天回千尺，梅花一枝和雪白。和羹調鼎非救飢，置身高處猶待時。冰心鐵骨絕世姿，世間桃李安得知？”
這些詩文，無不精神飽滿，文氣盎然，想像豐富，讀來酣暢淋漓。充分體現了吳昌碩的舊學功底、文學涵養和藝術才華。
二絕：書
他的楷書，始學顏魯公，繼學鍾元常；隸書學漢石刻；篆學石鼓文，用筆之法初受鄧石如，趙之謙等人影響，以後在臨寫《石鼓》中融匯變通。沙孟海評：吳先生極力避免“側媚取勢”，“捧心齲齒”的狀態，把三種鐘鼎陶器文字的體勢，雜揉其間，所以比趙之謙高明的多。吳昌碩的行書，得黃庭堅、王鐸筆勢之欹側，黃道周之章法，箇中又受北碑書風及篆籀用筆之影響，大起大落，遒潤峻險。60歲後所書尤精，圓熟精悍，剛柔並濟。喜將石鼓文字集語書寫對聯。晚年以篆隸筆法作草書，筆勢奔騰，蒼勁雄渾，不拘成法。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廬從1898年開始就向吳昌碩請教，並向日本篆刻界介紹，產生極大的影響。
圖/八十自壽聯
三絕：畫
吳昌碩最擅長寫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響最大，由於他書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書法、篆刻的行筆、運刀及章法、體勢融入繪畫，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獨特畫風，他自己說：“我平生得力之處在於能以作書之法作畫。”他常常用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筆力老辣，力透紙背，縱橫恣肆，氣勢雄強，佈局新穎，構圖也近書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對角斜勢，虛實相生，主體突出。用色上似趙之謙，喜用濃麗對比的顏色，尤善用西洋紅，色澤強烈鮮豔。名重當時的畫家任伯年對吳昌碩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畫拍案叫絕，其酣暢淋漓的“大寫意” 表現形式直接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畫壇。
四絕：印
吳昌碩少年時，因受其父薰陶，即喜作書，印刻。篆刻從“浙派”入手，後專攻漢印，也受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人的影響，成為一代宗師。他的篆書個性極強，印中的字饒有筆意，刀融於筆。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現出雄而媚、拙而樸、醜而美、古而今、變而正的特點。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麗處顯蒼勁，流暢處見厚朴，往往在不經意中見功力。
此印刻於光緒二年(1876)，吳昌碩時年三十三歲，是其早期的一方名作。“道在瓦甓”，語出《莊子》。意思是說，道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吳昌碩是提取其文辭，說明要在秦漢高妙而又少為人涉獵的磚瓦文字中借鑑、學習、消化、生髮。“道在瓦甓”印文是吳昌碩篆刻藝術畢生追求的主旨，也是成就他之後書畫大業的基點。
此印作於光緒十二年(1886)冬，是吳昌碩四十三歲時為畫家任伯年所刻。任伯年大吳昌碩四歲，成名較早，且生活在有書畫半壁江山之稱的上海，因而求畫者不絕，任伯年應之無暇，遂自稱“畫奴”，延請吳昌碩刻石。
這是吳昌碩常用的一方兩面印，朱文“俊卿之印”和白文“倉碩”。原印作於光緒丁丑(1877)九月，時吳昌碩三十四歲，後於丙寅歲(1926)被小人竊去，遂囑王個移仿刻之。整方印密處呈右二左一的三角形結構，再輔之於調動破邊、做虛等技法，不愧為大家之作。
綜上可見，吳昌碩的作品詩、書、畫、印配合得宜，融為一體，對藝術創作主張“出己意”、“貴有我”，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性格特點”。其藝術風尚對我國近現代畫壇影響極大，對日本影響也很大。吳昌碩著有《缶廬集》、《缶廬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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