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命的诞生，母亲为其承受之痛不堪回首
困境：知晓度低、推广乏力、缺人！
“每一个无痛分娩手术，都需要配备医生、护士、助产士各一名，就算麻醉医生24小时待在产房，从最开始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手术，到和产妇交谈、和产妇家属沟通签手术同意书，再到给药、观察效果、陪产妇生产，最后进行术后观察，整个过程下来，有的甚至要超过20个小时，这个麻醉医生一天最多能进行10多例无痛分娩手术。”
麻醉师短缺成共性问题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谈到无痛分娩难以推广认为是观念的问题。对此，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晓江看来，这不是根本所在：“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问题，没有麻醉师别的都谈不上。”胡晓江列举道，其他事情比如遗体捐献、器官移植等，在技术、基础设施等环节都没有问题，只受观念的制约，“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倡导观念的改变是有效的，但无痛分娩更多是基础设施、麻醉师短缺的问题，麻醉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所以只呼吁改变观念作用不大。”
无痛分娩推广阻力大
受认知程度、费用较高等因素影响。在青海省妇幼保健院，使用麻醉分娩镇痛的比例在30%左右。据芦莉分析，当地使用麻醉无痛分娩相对较少存在多方面原因：“当地人对麻醉镇痛的认知和接受情况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一新方式，农村地区对麻醉镇痛的接受率相对较低；大多数产妇和家属认为使用麻药会对身体和胎儿造成不利影响；再加之麻醉镇痛需要有麻醉师、助产士等条件，过程相对复杂，费用相对高一些，大家更倾向于使用其他镇痛方式。”目前，青海省妇幼保健院首先提倡的也是非麻醉性无痛分娩。
分娩应更多体现人文关怀
关于分娩，从医生的角度出发，芦莉并不主张大力推广麻醉镇痛的无痛分娩方式，强调重点应多关注对产妇的人文关怀。
“尽管我们椎管内麻醉镇痛技术已经很成熟，安全性很高，它可以作为一种选择方式，但不是必须要去使用的。”在芦莉看来，医生会根据产妇的身体状况及个人意愿，选择最适合产妇本人的分娩镇痛方式。“麻醉一般是用来减轻病理性疼痛，而分娩疼痛是一种生理性疼痛，不是病理性疼痛，并非非麻药不可。麻醉是否会对产妇身体产生不利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和观察。当然，如果产妇对分娩疼痛特别敏感，难以忍受，我们会根据产妇身体状况和意愿，选择麻醉分娩镇痛，最大限度地减少她的疼痛。”
不可忽视的是，“产妇分娩应该是带有人文关怀的过程”。芦莉认为，公众不要过于把焦点放在是否使用麻药，而应是通过各种努力减少产妇的分娩疼痛。“在分娩过程中，我们要陪伴产妇，给予她人文关爱，可以通过呼吸调整、局部按摩、情绪安抚等无创伤性镇痛方式，帮助产妇调整好心理状态，保证产妇和胎儿的健康和安全。”
此外，分娩过程中的人文视角，离不开一个行业——助产士。助产士不仅是分娩的专业协助者、技术干预者（动用产钳，侧切或手术助产）同时也是分娩过程痛苦的见证者、抚慰者，分娩喜悦的分享者。王一方表示，仅有技术干预不够，助产士的培养与培训必须既重技术也重人文，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难养成。
专家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全面放开，激增的孕产妇人群使人们意识到助产士缺乏的现状。助产士的培养要和人文关怀同步发展，但这并非可以一蹴而就。
产妇有选择无痛分娩的自主权
曾有媒体报道，26岁的产妇小晨（化名）在宫口开到2指时，因无法忍受疼痛，要求采用无痛分娩，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无痛分娩同意书上签字，认为“打麻药对小孩儿会有影响，对大人也不好”。尽管医生反复解释无痛分娩的麻药浓度不会对大人和胎儿产生影响，但小晨的丈夫依然态度坚决。
类似的新闻还有不少。榆林产妇因难以忍受分娩疼痛情绪失控而跳楼的事件一度戳中社会痛点，也引发网友质疑：“产妇为何不能自主决定分娩方式，为什么不能自己签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建建指出，在法律上，无痛分娩的决定权是产妇个人的权利，意识清醒的产妇对无痛分娩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医务人员、家属对于产妇的决定应给予充分尊重，对于在医学上符合镇痛条件的产妇，应给予相关镇痛服务。
“产妇的选择权和签字权应该掌握在产妇自己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生育方面，更应该体现出对产妇个体的尊重，以及对产妇健康权、生命权的维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胡晓江说。
钱慧云指出，在生命权面前，医生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挽救生命，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而不是想着如何规避责任和风险。为了更好地保障产妇的权益，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当行政法规和法律发生冲突时，要以法律为主，遵循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同时，法律上要进一步明确并扩大手术签字人员的范围，产妇本人可以独立行使签字权，在孕妇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不仅局限于产妇丈夫，产妇其他近亲属或关系人也可以签字。
与时俱进也要量力而行
“无痛分娩率在一些国家高达90%以上，但在我国还不到10%。免于分娩疼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伤害，是产妇的基本需求。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涉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及观念更新等各方面的保障，并非轻而易举。”祁建建指出，在经济能力方面，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拒绝支付相关费用，导致符合镇痛条件的产妇无法获得相关服务的，可以构成对产妇的家庭暴力；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无力支付相关费用的，可以考虑由政府或者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提供援助。进一步而言，将来可以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考虑将无痛分娩纳入医疗保险范畴，由政府承担无痛分娩费用。
推广无痛分娩是性别平等的体现
1996年，导乐分娩正式在美国推行。从产妇待产到产后两小时，有专职医生、护士、助产士及导乐人员为其提供专业、全面、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胡晓江认为，随着社会进步，除了无痛分娩，无论是提高产妇及其家属的意识，还是通过助产士给予产妇心理关怀等都应体现出整个社会对产妇的关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建建表示，无痛分娩关系生育健康，是生育文明的体现，推广无痛分娩对于改善民生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都具有积极意义。无痛分娩可减轻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痛苦，这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中一研究员看来，既是生育文明的结果，也是社会性别平等的体现，尤其是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剖宫产，有利于妇婴健康。
“但是过于强调无痛分娩，也有陷入过度医疗的风险，违背生育自然性。有研究称，产痛可快速唤醒母性，利于乳汁分泌等益处。”和刘中一一样，不少专家表达了类似观点，既要充分尊重和完善无痛分娩的可选择性，又要尊重生育本身自然的科学性，从多方面关爱孕产妇。
推广无痛分娩、提升广大孕产妇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需要多方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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