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精彩導讀

面對學生,教師逐漸喪失了對“熊孩子”的“批評權”,成為學生的“保姆”;面對家長,教師也不再是擁有人格平等地位的“先生”,而是日益淪為小心翼翼的“客服人員”;面對領導,教師則成了生產線上按指令機械操作的“提線木偶”。

01

備忘錄

最近,連續曝出幾則與教師相關的新聞事件。

還是先來回憶一下,做個備忘錄。

畢竟,在移動互聯時代,人們健忘的速度常常超過熱點爆料的速度。

其一、5月初,湖南衡陽網友質疑當地某中學老師“收入不透明”,理由是“某些教師買了房子和小汽車”,“中學教師工資怎麼可能買得起房子和小車?”是不是“截留了學生的學費?”

其二、5月底,中部某省教師“散步”維權,遭遇粗暴“執法”;

其四、6月5日,江西贛州某中學校長劉某,身為特級教師,江西省先進工作者,贛州市十佳校長,因抑鬱症選擇了墜落自殺。遺書中寫到:“巨大的工作壓力讓我身心俱疲,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了,在天堂裡我願意繼續做老師。”

其五、高考結束後的6月8日,四川資陽某中學老師杜某被家長舒某糾集的社會人員毆打,起因是杜老師曾制止舒同學在校“耍手機”“耍朋友”,家長對學校老師的管理不滿,隱忍到高考後,“考後算賬”。學生畢業日,正是毆師時。目前,行兇者已被刑拘。

其六、6月11日,安徽蚌埠,某小學老師因未能及時回覆某女性家長的消息,該家長就口出汙言穢語,在其他老師解釋老師可能在做飯或休息時,仍衝到學校辦公室對同為女性的老師進行暴打。其間,其他家長看不下去,在群內要求該家長道歉,該家長霸氣側漏:我有資格打老師,老師沒有資格打我。

其七、6月13日,還是安徽,某小學劉老師因批評了課堂違紀的董同學,被學生的家長在路上堵截暴打,血流滿面,額頭傷痕達十幾釐米。

看來,六月份不僅是考試月,期末月,也是“教師捱打月”“家長洩憤月”。

怒懟乃至暴打老師,不僅過癮,而且安全。

結論:老師過街,人人喊打。教育儼然已淪為民憤極大的“眾矢之的”,教師也成為如假包換的“弱勢群體”。不要再奢談“師道尊嚴”“天地君親師”,教師行業早已“斯文掃地”。

02

無緣無故的恨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但卻常有無緣無故的恨。

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有論者說是由於教師經濟待遇偏低,所以社會地位走低,捱打不奇怪。

有觀者說是緣於學校和教育局“甩鍋”,不敢為教師維權,打了也白打,白打誰不打?

有觀點說是源於教育產業化市場化,教育淪為“服務業”,“服務”不合格,作為“上帝”的家長顧客們,就該打“服務員”。

有聲音說是應試教育催生的壓力和“負能量”,宣洩轉嫁到老師身上,竟然沒讓孩子考上名牌大學,不打你打誰?

有專家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家長”,要提升家長的素質,可問題是,誰來教育“熊家長”?誰敢教育“熊家長”?

有群眾說是不良媒體惡意炒作教師的負面新聞,助長了輕師、辱師、賤師的社會風氣。

貌似也都有一定道理。

似乎又“隔靴搔癢”。

03

職業定位的扭曲和職業邊界的缺失

個人認為,出現類似現象,很重要的原因在於:

其一、教師身份“職業定位”的衝突。

全社會對教師的職業“定位”與教師對自身職業的“自我定位”產生了巨大沖突。部分家長、部分媒體、部分管理層仍以傳統社會“精神人”“聖人”“春蠶”“蠟燭”的職業標準來定位教師,而無視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教育早已不是傳統的教育,教師也不可能再是傳統的教師,

越來越多的教師日益認同自己“普通人”“職業人”“經濟人”的職業定位。兩種定位之間的巨大反差必然帶來劇烈衝突。

其二、教師工作“職業邊界”的反差。

社會、家長、媒體,包括主管部門和學校領導層,對教師(學校)的職業邊界缺乏科學界定,一方面不斷擴大教師的職業“職責邊界”,學校有成為“無限責任公司”、老師有成為“無限責任監護人”的趨勢。另一方面,家長的強勢、媒體的造勢和教育管理層的弱勢,又在不斷壓縮教師職業的“權力邊界”與“權利邊界”。責任和風險無限放大,權力和權利無限縮小,二者的強烈反差必然產生嚴重的惡果:教師不斷縮小的職業權力不足以支撐日益放大的職業責任;教師缺乏保障的職業權利不足以對抗日益放大的職業風險。通俗說:掙的是“白菜錢”,操的是“白粉心”;被捆起來手腳,還得負責去抓賊。

以前述一系列教師新聞為例。

質疑老師不該買房買車,是因為某些人對教師的職業定位就是“窮教師”;

優秀校長墜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學校承擔了過多的非教學負擔和考評壓力;

高考過後暴打老師,一個誘因是家長認為教師無權將“熊孩子”停課;

未及時回覆消息遭暴打,家長的邏輯是老師應該24小時全天候無縫服務。

以聖人的標準質疑教師的道德,以學者的批評老師的業務,以客服的方式要求老師隨時在線,以民工的勞動強度證明老師的“清閒”,以發達地區個別名校的收入推斷全國教師的“高薪”……這不正是對教師職業“定位”的扭曲和職業“邊界”的紊亂嗎?

04

教師、學校的職業邊界有多混亂

教師的職業邊界缺乏清晰的定義。

沒有哪種職業比教師的職業邊界更模糊的了。

“傳道、授業、解惑”,本身就似是而非。

至於所謂“教書育人”,若“教書”尚有邊界可尋,而“育人”,則是一個很難界定的“定義域”。

隨便舉幾個例子吧。

工作時間邊界的擴大。

教師職業教師一天的工作時間應該是幾個小時?學校該不該像社會上其他單位一樣,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社會上普遍認為教師有“雙休日”和“寒暑假”。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內地省份大量學校的節假日早已名存實亡。迫於升學壓力、學校生存和家長們的訴求,雙休日加班和寒暑假補課現象愈演愈烈,畢業年級(初三、高三)尤甚,越是所謂的“重點學校”“名牌學校”,學生在校時間越長,老師無償加班時間也越長。

2018年5月2日《中國教育報》第12版以《打造高中教育創新發展的範本》為題,報道了河北某縣級重點中學的“特色發展之路”。文章第二部分的標題為“標準化人性化管理”,該部分用一段詩意化的語言描述該校的“先進經驗”:當第一縷陽光冉冉升起,校長便提前來到了學校,5:15成為校長的標誌。在校園路口,學校領導會準時迎候著各位主任。處室主任每天早5:20,便在操場上迎候著各位班主任;班主任每天早5:25,笑容可掬地迎候著一隊隊朝氣蓬勃的學生(跑操)……。如果此報道屬實,不禁讓人產生疑問,該校的校長、處室主任和班主任又是幾點起床的?又是幾點休息的?早上5:25開始跑操,那孩子們又是幾點起床的?如此顯著違規的作息時間,又是如何能作為“特色發展之路”的“先進經驗”而大肆報道的?

其實,類似河北某中學的這種超負荷工作的“超長待機”現象,不僅在河北早已變本加厲,而且在內地大量省份也是愈演愈烈氾濫成災。

當然,部分家長的邏輯可能是:上班時間教師在上班,我也在上班,我沒時間發消息,教師也沒時間看消息。等到我休息了,老師也休息了,正好我有時間發消息,老師也有時間看消息。所以在休息時間給教師留言是合情合理的。這種邏輯顯然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邊界:家長在自己的休息時間聯繫教師,對於自己來說,是完成父母教育子女的“工作”,而對於教師來說,在這個時間段接收回復家長的消息,就等於是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完成“工作”。道理很簡單:教師與學生關係再親密,畢竟也不是學生的父母。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是職業關係,不是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內部,是無須也無法區別職業和生活、工作與休息的。而職業關係內部,界定“工作時間邊界”與“休息時間邊界”是必須的,也是合理合法的。

部分偉大的教師樂意壓縮自己的休息邊界,延長自己的工作時間邊界,固然是值得欽佩讚歎的愛崗敬業之舉,但社會、媒體、家長並沒有權力要求全體老師都按這種“高標準”去無限制延長工作時間。

當然,教育職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工作時間段”與“休息時間段”劃分的不夠清晰。畢竟,學生的成長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學生的問題也不會有時間段劃分。所以,教師職業,尤其是班主任崗位,從“育人”工作的特殊屬性出發,常常需要利用休息時間處理班級工作中的偶發事件,很多時候很難區別自己的“生活”與“職業”。但,這並不等於學校、家長、社會可以無原則、無節制、無上限的要求教師全天候24小時“待機”。

“工作”不是上帝,工作更不應該是“魔鬼”。

“奉獻”當然寶貴,但“奉獻”不該是強迫,“奉獻”的前提是“自願”。

工作職責(內容)邊界的擴張。

如果說教師的職業內容僅僅是“教書育人”,那對當下的教育肯定是太不瞭解了。現在的學校和老師,除了承擔“升學任務”外,其他非教學負擔之重,有愈演愈烈氾濫成災之勢。

其一、花樣繁多的各類檢查、評比、“迎檢”、“創建”。

教學檢查、質量評估、文明創建、衛生城市、安全校園、扶貧、繼續教育、花園單位、交通治理、傳統文化進校園、特色體育創建……名目繁多,推陳出息。上邊千根線,下邊一根針,如今的各種檢查標準越來越高,要求越來越細。每種檢查都要有計劃、有措施、有臺賬、有表格、有照片記錄、有活動體會、有反思總結、有評比頒獎。作為業務性很強的事業單位,學校和教師為各種檢查和“創建”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2017年5月,著名學者和知名資深班主任李鎮西老師開展了一項題為《請問,是哪些因素讓你的精力耗費在無效甚至無聊的忙碌中》的調查。參與此次調查的共有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2787位教師,其中一個問題是:除了基本教學任務之外,以下哪些事情耗費了您在校期間的大量精力和時間?

調查結果如下:(多選)

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如上表,“迎檢”佔據非教學任務的第一名;其次是非學校交辦的非教學任務;第三名是完成各級各類的網上學習任務(如繼續教育、政策學習、專業課時等。)

據筆者瞭解,某普通中學在一學年內接到的上級通知、會議、評比、檢查總計590多項,可以說是很恐怖了。有的常規工作並不繁瑣,可怕的是臨時性突發性的“迎檢”或“創建”,所有資料、檔案、報表、數據、實物都要緊急突擊,責任到人,按評估的細目逐一落實,其中不乏形式主義的造假充數。

其二、責任大過天、難度賽登天的各類“安全責任”。

不知從何時起,“學生安全”成了校園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校長們掛在口頭的兩句話:安全無小事、安全大如天。現在安全工作的範圍日益擴展:運動安全、飲食安全、人身安全、財物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網絡安全……,每一項都成為老師“不可承受之重”,尤其班主任,可謂“聞安全則色變”,幾成驚弓之鳥。

舉身邊幾個因學生安全引發的真實例子。

某學校住校生晚上翻牆出去上網,不小心摔傷,家長起訴學校失職。學校無奈,安排班主任在宿舍內值班。

前幾年某學校新生軍訓期間,學生不慎摔倒導致骨折,年輕班主任承受不了心理壓力,軍訓未結束就選擇了辭職。

某學校走讀學生中午出去上網,家長投訴學校管理不當。學校無奈,只得安排班主任到附近網吧蹲守,結果你猜怎麼著?網吧老闆糾集流氓揍了班主任一頓。

交通安全。不少地區的教育主管部門發出通知學校參與治理不規範的校車,可學校哪裡有對社會校車的檢查權與執法權呢?

飲食安全。還有奇葩管理層責令學校治理校外小吃攤。學校要求班主任管理本班學生不要在校門口小攤就餐,表示要將各班“違規就餐”人數納入班級考評。試問:班主任如何有體力和辦法去監管校門口的小吃攤呢?

心理安全。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越來越多(毋庸諱言,有心理疾患的老師也越來越多),心理問題引發的人身意外傷害已不是偶發事件。據筆者瞭解,現在老師凡與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談話都提心吊膽,與這些同學的家長交流也如履薄冰,唯恐一言不合就遭遇投訴或舉報。部分老師迫於無奈,已養成了凡是和學生、家長溝通交流,必保留錄音或截圖以求自保的習慣。

針對教師和學校的職責趨於無限擴張的趨勢,網上曾流傳這樣的一副對聯:教書、禁毒、扶貧、網安、迎國檢,眉須俱抓無所不能;下聯:堅韌、執著、忍辱、負重、吃萬苦,境界合一將封神。橫批:班主任。

影響: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非教學任務上耗散了過多精力,在教學中必然會精力不足,降低教學質量是難免的。教學質量降低了,自然催生出更多的教育問題,更多的教育問題也會衍生出更多的“非教學負擔”。如此一來,就會形成一個“負向反饋”的惡性循環。

問題:是不是學生在成長期間遭遇的所有事件都該由老師和學校“背鍋”?學校和教師的教育職責應該是無限大還是有限大?學校究竟在教育學生方面應該承擔多少教育“職責”?哪些教育職責該是家長的?哪些職責該是“有關部門”的?“有關部門”到底該是哪些部門?

05

學校、教師權力與權利邊界的萎縮

不知從何時起,隨著媒體和專家倡導“人性化教育”、“保護兒童個性”、“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規範辦學行為”,學校辦學的約束越來越多,教師的課堂教學自由度每況愈下,家長對教育行為的干預越來越深。

理論:按照管理學的一般規律,責、權、利三者應該是正相關:責任擴大,權力也應該擴張、利益也應該提升。

現實:與日益攀升的“無限責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學校(教師)在履行職責日益缺乏起碼的管理權,且教師的人身權利(經濟權、休息權、健康權、人身安全權、名譽權)都每況愈下。

連鎖反應:對教師賦權不足使教師履職能力受限;職業權利(收益)的貧困使教師履職動力不足;履職效果欠佳催生管理層更嚴厲的“問責”;當教師履職的職業責任越來越大,職業權力越來越小,職業權利越來越少時,教師履職產生的職業風險會迅速升高,而日益升高的風險大多都由教師直接承受(尤其是由班主任承擔)。

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職業風險和收益分佈圖

如圖:縱座標為“職業責任”,橫座標為“職業權力和權利”。假如軍人位於右上藍色方框,公務員位於右下粉色方框,工人農民位於左下綠色方框,則當下的教師(尤其是班主任)顯然已處於左上紅色方框區,即“責任大、權力小、權利弱、高風險、低收益”。

如果用此座標圖對照校園內的教職工,大致可以做出以下劃分:管理層位於藍色區;行政人員位於粉色區;任課老師位於綠色區;班主任位於紅色區。總之:距離家長、學生越近,發生職業風險的概率越高。

學校、家長、學生、教師的角色定位逐漸發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變化。

學校成了提供產品(分數)的“公司”、“工廠”;家長成了予取予求的“上帝”、“客戶”;學生成了惹不起的“祖宗”、“熊孩子”;老師成了捉襟見肘束手縛腳的“奴隸”。

面對學生,教師逐漸喪失了對“熊孩子”的“批評權”,成為學生的“保姆”;面對家長,教師也不再是擁有人格平等地位的“先生”,而是日益淪為小心翼翼的“客服人員”;面對領導,教師則成了生產線上按指令機械操作的“提線木偶”。

教師進行正常的課堂管理,屢遭學生的投訴和家長的舉報,背後是校方的軟弱、和稀泥,教育局的甩鍋、無是非,無良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和斷章取義。

案例:

近日,江蘇揚州某小學,某家長在校門口扯橫幅稱:老師多次辱罵、毆打學生,天理難容!該家長同時在當地教育局門口跪地鳴冤。經調查,事實真相是,當事學生在英語課上無故大喊大叫,老師同學無法上課,老師讓他到隔壁辦公室,不要影響其他同學。結果該生在辦公室肆意打砸,辦公用品一片狼藉。通知家長來校領孩子,家長就說老師打了孩子,要舉報要告狀。又有其他家長爆料:此前該生曾在考試時將試卷扔在地上,老師用試卷敲打了他一下,結果家長以體罰為由起訴學校和老師,最終當事老師無奈賠償三萬元人民幣。這種“熊孩子”背後的“熊家長”,已經成功發明了一種發家致富的“創業新途徑”。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當下的中小學,越是負責任的老師,產生職業風險的概率越高。屢屢曝出的校園師生衝突大多發生在“負責任”的“優秀教師”身上(如去年湖南邵東弒師案中的鮑老師,就是有口皆碑的優秀班主任。)。職業風險和職業收益的不對等,已經催生部分有能力的教師用腳投票:逃離公辦學校。而更多的老師則選擇明哲保身,

竭力避免當班主任。

近期網傳視頻學生在課堂喝酒吃肉,老師安之若素無動於衷,其他同學也見怪不怪熟視無睹。

怪誰?老師不履職盡責?

有個地方叫“城鄉結合部”。

這些地方的部分學生,早已不再是“熊孩子”層次了,完全可以列入流氓行列而不遜色了。老師要是敢上前制止,我估計這幾個身強力壯的所謂“學生”敢當場圍毆文弱年邁的教師。其他學生估計也是看熱鬧的吃瓜群眾,至於學校管理層的“批評教育”又能有多大力度呢?

該是“校警”出面的時候了。

有些教育責任不屬於教師,而是屬於警察和監獄。

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道德邊界的“雙重標準”。

有一個詞兒叫“道德”。

這個詞兒大約最模糊、最籠統、最善變的概念之一。

估計一千個讀者心目中,有一千個道德的標準。

我大天朝大約是世界所有“文明國度”中最愛拿“道德”說事兒的國家了。畢竟“以德治國”是傳統社會的主流三觀。

各行各業都該有“職業道德”,教育行業尤其如此。

毋庸諱言,既然教師從事的工作對象是孩子,是未來,是文明傳承,那麼,對教師提出較高的道德要求是必須也是恰當的。

這正是教師行業特別注重“師德”的原因所在。

人們去市場買西瓜,主要關心西瓜甜不甜、價格低不低。種西瓜的瓜農人品如何,賣西瓜小販脾氣是否暴躁,固然也可能會影響西瓜的品質,但並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人們購買房子,主要關心房子的質量、朝向、戶型、位置,至於開發商的私德如何,是否隨地吐痰當眾吸菸,並不是消費者考量的基本因素。

可老師,就不一樣了。

由於教育的產品是“人”,是文明、道德的再生產,牽涉到未來整個民族的基本素養,所以,社會、家長、媒體在正常的職業服務外,對教師行業附加一個較高的道德要求,無不妥。

但問題是:

“較高的道德要求”該有多高?

是“聖人”標準?是“好人”標準?還是“普通人”標準?

把個別優秀教師的高道德操守當成全體教師必須奉行的基本規範,是否恰當?

社會、媒體、家長是否很容易將教師的個人道德與職業道德混為一談?

規範教師行業基本準則vs宣揚感人淚下的道德楷模,哪個才是科學的做法?

要求教師無上限犧牲自己成全學生的,是否涉嫌“道德綁架”?

教師行業從來不缺乏感人肺腑、感天動地的正能量。案例:

河南林州衡水鎮王生英老師工作的學校因水災變成了一片廢墟,王老師就將自己家的新樓房當成了學校教室;

河南濮陽第三中學的王老師,30多年來為學生煮過4000多枚“生日雞蛋”,縫過無數的校服,買過無數的書包,做過無數的“病號飯”,經常為沒錢回家的學生支付過路費;

河南鎮平某鄉村小學教師張老師,16年來逢雨雪天接送學生上下學,收入微薄,卻先後資助了300多名兒童求學;

河南邢臺的郭老師,安徽六安的徐老師,因腰疼,跪在凳子上給學生上課,批改作業。

河南濮陽的張老師,帶著輸液瓶上班,邊輸液邊為學生講解輔導。

……

講真,身為一名老師,看到同行這些催人淚下的敬業水準,一方面是感動,一面是慚愧:同為老師,我,是真的做不到。

有病就去看病,帶病上班固然感人,未免不利於教師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長期沒有教室上課,該問責主管部門,用教師家的房子做學校,打的是誰的臉?

為學生支付路費,煮飯做飯,偶爾為之尚可,長期如此,已遠超教師的職業責任,這是父母、監護人的失職。

以“道德”要求老師並無不妥,但以超出教師職責的“過度道德標準”要求教師無止境的奉獻犧牲,就顯得十足荒誕了。事實上,“高尚”往往是受益方對不合理的讓利方的一種“補償”,但切不可就此認為對方的“高尚”是對方應盡的“義務”,這不僅霸道,而且貪婪。

案例:

某學校某家長認為自己孩子的任課老師“水平不高”,自己孩子的成績不理想。要求學校調換任課老師,被學校拒絕。然後該家長找到該校另一位“水平較高”的老師,要求其為自己的孩子無償補課,該老師婉言拒絕。然後該家長將兩位老師同時投訴,投訴第一位老師業務水平不高,投訴第二位老師不輔導孩子學生功課。

這是什麼節奏?這是什麼邏輯?

我的利益不能特殊保障,我就投訴。

反正你們學校和教師也拿我沒辦法。

以聖人的標準約束別人,以賤人的標準要求自己。

寬以待人,嚴於律己,這是聖人。

嚴以待人,嚴於律己,這是直人。

寬以待己,寬於律己,這是常人。

嚴以待人,寬於律己,這是啥人?

碰到聖人師,這是天上掉餡餅,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常態;

碰到直人師,這也該值得珍惜,畢竟現在認真的人不多了;

碰到常人師,這也還算過得去,至少人家態度還算不錯了。

遭遇最後一類,該舉報舉報,該投訴投訴。

最可怕的是,自己是最後一類,還強迫別人當第一類。

引一段胡適先生的話吧: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都開始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迴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人人都爭當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都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

傳統社會是鄉土社會、熟人社會。傳統社會中,用道德規範人際關係,其成本最低。

現代社會是城市社會、生人社會。現代社會中,用法律規範人際關係,其成本最低。

既然中國已經由傳統的鄉土社會、熟人社會急劇轉型為現代的城市社會、生人社會,還是多落實法律,少談些道德吧。

還是多培養些現代社會的守法公民靠譜,把建設“中國夢”的希望寄託到滿口仁義道德的真假“君子”們,如果不是天真,那就是愚蠢。

在拜金主義氾濫、功利主義至上的時代裡,做“優秀教師”的成本越來越高,付出與收益不成比例;做“合格教師”也常常被批評為“不思進取”、“自甘墮落”。那總有一天,優秀的人才會成批逃離教師行業。

當教育成了服務業,“春蠶”成了保姆,哪裡才是教師的職業邊界?

06

教師這麼慘,為何你還不辭職

講一件小事。

分班了,高一某班拆了。

一個小女生,W同學,被分到了我的班。

她學習超級認真,對老師超級恭敬。

不是裝模作樣的戲精,而是發自肺腑的單純。

有一天晚上,我偶然打開他們原班鎖著的門,進去挪一些桌子。

她看到原班燈亮了,迅速來到原班教室。

“老師,我拿點東西。”

她走到講臺附近,把牆上粘貼的課程表、座次表、教師輔導表小心翼翼的撕下來。

“這不都作廢了嗎?還要它們幹嘛?”

“可上邊印著老師的名字,還有同學的名字啊。”

“老師和同學們不都還在學校嗎?”

“……,可這上邊有老師、同學的名字啊,他們對我可好了。我不想讓別人把這些給毀了,我想留著,老師對我可好了……”

“那你能保存多少?這輔導表、監考表可多了去啦。”

“……我已經保存了一些了,能蒐集多少就保存多少。”

說著說著,這孩子眼圈紅了,聲音也有點哽咽。

聽了這些話,我又好笑,又感動,又心酸。

當我在另一個班講這件小事兒時,

班裡和W同學曾經同班的好幾個同學,竟然也擦起了淚水。

你看,不管家長如何誤會你,不管領導如何壓榨你,不管媒體如何糟蹋你,但,只要你對學生真的好,總會有學生記得你的好。

身為教師,你可能衰老的更快,你可能掙的錢不多,你可能會累,你可能會委屈,甚至可能會捱打……但有一點是教師永遠的優勢:

只要你真心付出了,別人說你“好”的概率,比任何職業都高。同時,還有一點也要警惕,如果你無視這份職業的特殊性,別人說你“壞”的概率,也比任何職業從業者都高。

謹希望,教育的行業邊界越來越清晰,教師的職業邊界越來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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