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朝，就不得不提起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倭寇之亂，大家自然會想到戚繼光、俞大猷兩位抗倭英雄，確實，他們在平定倭寇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無愧於民族英雄的稱號。但是，細析研究倭寇之亂，就會發現其發生到消亡，都與明朝的“海禁政策”息息相關。倭寇興起，源於元朝侵日之後，貫穿元明，而又在明朝達到高峰。“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這句話是抗倭名將戚繼光說的（選擇《止止堂集》）。詩句中的“但願海波平”，所指的也是希望平定“倭寇”之患。
倭寇之患，史有前期倭患（真倭）和後期倭患（假倭）之說法。前期倭寇是指元朝及明初一段時期的倭患，以日本海盜為中心，主要攻擊範圍為當時朝鮮、中國沿海各地和南洋，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從事中日走私貿易 。14世紀初，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封建諸侯割據，互相攻戰，爭權奪利。在戰爭中失敗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組織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劫燒殺的海盜活動，歷史上稱之為“倭寇”。
至於後期倭寇，實質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形勢轉變，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搶掠船隻事件已經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中國和朝鮮的海商與海盜，他們依從過去倭寇搶掠的方式繼續為禍於東海，也被歸於倭寇之列。明史《日本傳》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盜大概只佔三成；而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亦記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
明成祖發動叛亂，奪取政權，遷都北京後，據說建文帝在南方的殘餘勢力與日本海賊合作，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報復性侵擾，由於這些南方人體形上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一詞來稱呼由日本人與南方明朝人所組成的海盜集團。
明成祖晚年，由於陸上北方威脅未除，南方鄭和下西洋以後，激增的海陸來往也帶來了漸盛的倭寇侵擾，遂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嘉靖二年（1523年）爆發了爭貢之役，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大明朝廷遂宣佈中斷一切貿易 ，期望以圍堵的政策來減輕倭寇的威脅，但也斷絕許多自唐朝以來整個貿易產業鏈相關從業人員（漁業、手工業、造船業、貿易）的生計，致使貿易地下化，商業糾紛無從解決，遂轉成武力報復，倭寇之亂不減反增，造成嘉靖倭亂。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飢挨餓，要麼鋌而走險落寇為伍。
正如當時負責海禁的趙文華所說的：“海上居民，近來海禁太嚴，漁樵不通，生理日蹙，轉而為盜”，“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之愈嚴而寇愈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於是海濱人人為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另一個學者謝傑則說的更為明瞭透徹：“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漳、寧紹人主之也；寇與商同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謝傑明白的指出，所謂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較松他們就是商人，如果海禁過嚴就轉為倭寇，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經過時的海禁政策。
雖然有如此多的有識之士為大明朝廷獻言獻計，但是明廷依然喪失了開放海禁的最好時機，當時大海盜王直主動向政府示好，提出了“開港通市”的建議，王直主張明朝廢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貿易合法化，這樣，沿海的商人們因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關稅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但是由於保守勢力的阻撓和遵守祖制的慣性，朝廷依然命令胡宗憲將其斬首示眾，王直的死不但沒有平息倭患，反而讓倭亂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於朝廷的背信棄義，再也不會有海盜會輕信朝廷了，這無疑使朝廷剿滅倭寇的行動更為艱難。
明初時期，由於國力強盛，重視海軍、海運建設，政治較清明，人民尚能安居樂業，在少有內憂的情況下，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外患，儘管明初有倭寇騷擾，但範圍不是很廣，對社會也沒有造成很大的破壞。但明英宗正統以後，明朝政治日趨腐敗，貪汙賄賂之風盛行。
至嘉靖時期，隨著東南沿海一帶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相當發達。沿海一帶私人經營的海上貿易也十分活躍。一些海商大賈、浙閩大姓為了牟取暴利，不顧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販賣貨物，他們成群分黨，形成海上武裝走私集團，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結日本各島的倭寇，於沿海劫掠。這些海盜商人如王直、徐海等，與倭寇勾結，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時一些明朝官僚也與這些寇盜建立了聯繫。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絝巡撫浙江，兼提督福建軍務，朱絝到任後，封鎖海面，擊殺了通倭的李光頭等96人。朱絝的海禁觸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們指使在朝的官僚攻擊朱絝擅殺，結果朱絝被迫自殺。從此，罷巡視大臣不設，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來。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繼光率戚家軍等在臺州九戰九捷，殲入寇台州之敵。此後，戚、俞聯合，基本肅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繼光與俞大猷二軍配合，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東南沿海的倭寇最後蕩平 。
戚繼光、俞大猷在平倭戰爭中嶄露頭角，戰功顯赫，後人對他們表示敬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求證於史實，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並非戰爭，而是明朝政策的轉換。面對勢不可擋的國際貿易大潮流，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或者說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明朝中後期倭寇之亂的實質是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大明朝廷必須放棄海禁政策。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輔政大臣主張實行比較開放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許人民航海前往東洋、西洋貿易，大量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刺激了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既然能夠合法的賺錢謀生，又有誰會去做犯法的事，落得個千古罵名？宜疏不宜堵，永遠是治國安邦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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