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时占据优势的吴王刘濞为何3个月就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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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国之初,高帝刘邦分封许多同姓诸侯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贾谊、晁错等人提出“削藩论”,力主削弱诸侯的权势。到了汉景帝上台后,采取激进的削藩政策,终于导致地方诸侯大叛乱,加入叛乱的共七个国家,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领军人物是吴王刘濞。在众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利用政策漏洞,开矿山私自铸钱,又煮海水生产盐,故而吴国富倾天下。当汉景帝下诏削去吴国三个郡中的豫章、会稽两郡,刘濞勃然大怒,遂联合楚、赵、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六国叛反。

吴王刘濞下达命令,吴国境内从十四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子,全部要应征入伍。很快,他便组建起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征兵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其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吴国有铜、盐之利,长期实行免征百姓赋税的惠民政策,故而刘濞是比较得民心的。

吴国与楚国合兵后,发布告诸侯书,宣布晁错的罪状,以清君侧为名,公然与朝廷对抗。吴楚联手后,首先进攻梁国,在棘壁之战中,梁军不敌,伤亡数万人,被迫退守睢阳城。

面对七国突然其来的叛变,汉景帝措手不及。他的慌乱之中,为了平息事态,竟然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和平。一直鼓吹削藩的晁错一生为专制皇帝的权力奔走,哪知最后落得个腰斩的下场。晁错之死,并没有让刘濞收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叛乱这一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刘濞不仅不投降,还打出“东帝”的旗号,与朝廷分庭抗礼。汉景帝白白牺牲了晁错,却颗粒无收,很失败。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国家有危难时,可以任命周亚夫为统帅。于是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权负责平叛。

周亚夫率三十六名将军东进,出发前,他对汉景帝说:“楚兵悍勇,难以争锋。请暂时放弃梁国,切断叛军粮道,如此方可克敌制胜。”然而,梁国的局势已经危若累卵,频频向朝廷告急,请求救援。周亚夫不为所动,并没有救援梁国,而是屯兵于昌邑,按兵不动。汉景帝不得不下诏给周亚夫,要求立即解梁国之围。

奉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周亚夫,拒绝执行汉景帝的命令。他坚持自己的战略方针,在昌邑挖深沟垒高墙,坚只是派轻骑兵部队袭击吴、楚叛军的后勤补给线。周亚夫的战略开始发挥巨大的威力,人数众多的吴、楚联军在粮食供应出现巨大的困难,饥荒蔓延。

吴王刘濞忧心忡忡,为扭转困局,他转而大举进攻周亚夫驻屯的昌邑。周亚夫仍然坚守不出,叛军发动强攻,均被汉军击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进攻频频受阻,又面临断粮的困境,不可一世的吴军终于露出疲态,刘濞不得不下令撤退。

耐心等待之后,战机终于出现了。周亚夫判断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果断下令追击。饥寒交加的吴、楚叛军全无斗志,撤退成了一场大溃败,损失兵力超过十万人。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自杀身亡。刘濞弃军而逃,逃到东越,被当地人诱杀,首级送到长安城。

政府军能在三个月瓦解叛军,归功于周亚夫的深谋远虑。他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主力;他一眼洞穿敌人弱点所在,人数虽众,补给线却太长,只要扼住其生命线,敌军可不战而溃。他截敌粮道,以逸待劳,仅仅一战便快刀斩乱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七国之乱”是关系到汉帝国命运的大会战。如果从民心向背来看,吴王刘濞并不完全处于下风。当时汉帝国刚刚经历文景之治,帝国臣民多数对朝廷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吴王刘濞统治吴国四十余年,根基很深,实行全免赋税的政策,吴国百姓也是得益匪浅,对吴王的起义是持有同情心理的。

在战争之初,叛军人多势众,优势明显,可惜的是,刘濞把一盘好好的棋给下坏了。刘濞年轻时曾跟随刘邦参加平定英布的战争,以作战勇猛而深得刘邦赏识。然而,当他垂垂老矣之时,他的军事思想显得十分陈旧、保守。

首先,吴、楚联军进攻思路简单,就是从东向西攻掠。吴国将军吴禄伯曾劝谏说:“兵聚屯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就是说,这种进攻思路,很容易被汉军所扼制。吴禄伯指出,应该要派出一路奇兵,沿江、淮而上,取淮南国、长沙国,出奇制胜,可是这个意见被刘濞否决了。

其次,吴军以步兵为主,而朝廷军则以车骑部队为主。步兵适合在山地作战,车骑部队适合在平原作战。吴国有位将军提议,吴军应该从大战略思想出发,不要逐城争夺,应该放弃沿途的城池,急速西进,控制洛阳、敖仓,凭借山河之险,阻止汉军车骑部队出关中,这样便可以号令东部中原各诸侯。这个提议,也被刘濞轻易否决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濞麾下不乏杰出的将领,他们都提出“以奇制胜”的战略主张,不要硬打硬拼,不要打持久的攻坚战,要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刘濞偏偏选择最笨的方法,就是孙子兵法说的“最下攻城”,最后城没攻下来,补给又给断了,进退两难,一战而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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