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進程與《鍾山》四十年”
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ZHONG
SHAN
莫言的感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該雜誌的包容性與綜合性。莫言說，《鍾山》發小說、發劇本、發詩歌的同時，還能用大量篇幅發很多重頭評論文章，這讓刊物變得非常豐富，也使得這個刊物在整個文學史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也因此，就像評論家張清華說的，某種意義上《鍾山》就是一部縮微的新時期文學史，它的四十年和中國當代文學的成長與變革，實際上是一體的，它們之間有著一種以小見大的關係。“所以，研究《鍾山》也就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變革。”
01
期刊對於文學影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組織”,使之 “流派化”、“思潮化”、“風格化”和“經典化”
張清華這麼說，看似在為《鍾山》背書，實則有他的道理。這一方面指的一些重量級的作家、評論家在上面發表了重要作品，據統計，從1978年第1期到2018年第2期，丁帆、王安憶、韓少功、葉兆言、史鐵生、遲子建、畢飛宇、李潔非、王彬彬等在該雜誌上發表了少則十來篇，多則66篇的頗有分量的作品。以評論家程光煒的觀察，雖然這個統計不一定全面，但已經把該雜誌幾十年的山川地貌描繪出來。“僅此名單，也可以看出南京和江蘇作者是主力軍，同時《鍾山》也吸收了全國知名小說家、批評家和學者參加，可見南京這座城市雖然有地方性、同人性的傳統土壤，卻並不保守，而是始終有全國性的視野。”
《鍾山》1988年第6期
經過前期理論醞釀，《鍾山》1988年第6期刊發文訊，預告將於次年初舉辦“新寫實小說大聯展”，這是“新寫實小說”的說法在文壇第一次正式出現，這一名稱也就隨著《鍾山》的“大聯展”被一錘定音。1989年第3期，《鍾山》新欄目“新寫實小說大聯展”正式出爐。《鍾山》在當期卷首語中界定了“新寫實”的概念、特點、目標，陸續刊登出一些作品。作為《鍾山》四十年的見證人，又是它的參與者，評論家丁帆表示，他和徐兆淮就叫“新現實”還是“新寫實”有過討論，寫卷首語的時候，還是決定命名為新寫實，這樣就和舊現實主義，尤其是從蘇聯進口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區別了開來。“這跟我那時正好在做茅盾研究有關，茅盾在早期提倡自然主義，自然主義發展到後面也叫寫實主義，寫實主義再發展就是現實主義。無論如何，‘新寫實主義’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史進程當中的一個重要的節點，它實際上是對先鋒的某種反撥，有其進步意義。但是新寫實主義後來發展到一地雞毛式的寫實，就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據統計，從 1989年第 3期至 1991年第 3期，該“聯展”活動歷時兩年多，一共舉辦了7期，共推出23位作家的26篇小說作品。與“大聯展”作品同步呼應的，是批評家們的近20篇評論文章。1989年10月 31日《鍾山》與《文學自由談》聯合召開新寫實小說討論會，1990年第1期刊發“新寫實小說”筆談，1990年 2月前後舉辦“新寫實小說”評獎活動。經過《鍾山》的努力，“新寫實小說”作為文學潮流或文學傾向，被理論界確認並正式命名。
而作為文學刊物,正如有評論所說，它對於文學影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組織”,使之“流派化”、“思潮化”、“風格化”和“經典化”。“而《鍾山》能依靠敏銳的對文學動態的把握能力，明確了對‘新寫實’現象的‘冠名’,並將其進一步文本化、學理化、定性化，從而推動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持續數年的‘新寫實主義’潮流，也奠定了《鍾山》自身在全國大型文學刊物中的先鋒地位。”
不止於此，2000年第 5期，《鍾山》推出“非虛構文本”欄目，欄目直到2012年終止，但“非虛構寫作”的理念一直在《鍾山》經由各種欄目、專欄、長篇散文及相關形態的寫作賡續著，某種意義上已構成了《鍾山》的文學立場和辦刊傳統。
改版後的《鍾山》雜誌網站
02
討論一本期刊的主體性，實際上討論的是其文學審美的獨特性
在評論家張莉的感覺裡，《鍾山》最為傑出的品質，正在於四十年來一以貫之的對文學品格的堅持，而且它有那種知識分子的氣質，它是文學性與思想性兼具的，是兼容幷包的，它有意識地拆掉文體間的壁壘。“最讓我有感觸的，還有它對當代文學史的深度介入和引領。在當代文學史上，《鍾山》是那種非常有意識地在深度介入文學史的特殊的期刊，它意識到文學期刊所應該具有的書寫文學史的義務，它在這方面起到了一個典範性的作用。”
以張莉的理解，我們討論一本期刊的主體性，實際上討論的是其文學審美的獨特性，如果把《鍾山》的所有專欄、把寫這些專欄的作家、學者的名字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他們雖然追求不一樣，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有著很強的文學性，還有始終如一的知識分子氣質，而且它的文風是沉靜而有力的。“近二十年來，《鍾山》可能沒有提過更有影響力的文學思潮的口號，但它引領了一些文學作品的持續推出，而且它內在地扭轉我們對許多事物的認知和理解。《鍾山》有一種文學期刊應該有的文學品格，它沒有被這個時代吹得七零八落，而是保有一種穩定的審美和文學追求，這使得它獨樹一幟，也凸顯了不可替代的文學史意義。”
張莉所說的“文學史意義”，一方面在於如吳義勤所說，《鍾山》作為一個文學刊物，卻注重文學性和社會性、思想性的結合，可謂承擔了思想史的功能，承擔了對社會的觀察、發現和批判的功能。另一方面則應歸功於該雜誌對文學評論的高度重視。吳義勤表示，有些刊物也發評論，但總是中斷，不成體系，但《鍾山》一以貫之，後來還推出“河漢觀星”欄目，側重作家論。“我寫了遲子建、趙本夫和葉兆言。這個作家論當時很有氣魄，不限篇幅和立場，很多都是兩三萬字，從作家論這個傳統來說，《鍾山》也是最早恢復的。”
事實上，早在 2006年，《鍾山》就以相對固定的方式在兩年間先後推出了六篇圍繞餘華、張承志、賈平凹、莫言、張煒、王安憶等當代作家創作侷限為主題的作家論。用賈夢瑋的話說，“創作侷限論”不是對一個作家的全面評價,而是專找問題而說。換言之,這是在“挑刺”。大體而言，六篇論文各有千秋,但它們對作家的侷限認識幾乎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讓評論家陳曉明頗為感慨的是，《鍾山》始終保持了一種探索和創新的前沿狀態，而且深刻、有力地表達和回應了新時期文學的歷史要求。以評論家王彬彬的理解，所謂回應歷史，在於《鍾山》恢復了中國現代文學時期辦刊物的傳統。1949年以後的刊物，因為有了作協、文聯機制的介入，刊物形成一個相對確定的模式，基本分小說、詩歌、散文三大塊，有的加一點評論，在文體上變得很單純，作者隊伍則變得很雜，而且還形成了不成文的規矩，一個人一期不能發兩篇。
反觀現代文學時期的刊物，卻有著很不一樣的面貌。王彬彬表示，那時的刊物，作者隊伍可能很單一，也不忌諱一個作者同時發兩篇或多篇，魯迅一輩子沒有像我們這樣在那麼多刊物上發文章。一些學者更是一輩子就在一兩家刊物上發文章，陳寅恪發表的所有論文加起來沒有超過五個刊物。與此同時，內容卻非常龐雜，像魯迅、胡適他們主持的刊物什麼都發。這個是談經濟的，這個是談農業的，中間突然來一篇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鍾山》恢復了現代文學上的這個傳統，就是‘雜’，而且這個‘雜’是一以貫之，不曾中斷的。”
03
王彬彬調侃道，《鍾山》不只是“雜”，它還有“榨”的傳統。“賈夢瑋逼我寫稿子，是沒有商量餘地的。這對我很重要，如果不寫這個專欄，很多書我不會去看。但看了以後，我發現它們對我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包括文學史，都很有幫助。”
不久前舉行的《鍾山》2018全國青年作家筆會
“比如我的一個短篇《虛擬》，賈夢瑋對我說，中間有一個地方不對，其實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我想，就一個短篇，也不是什麼大事。但聽他這麼說，正好印證了我的判斷，我就先把稿子扣下來，慢慢想，把這個點補上了，這篇小說最後出來時相對來講就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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