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人類歷史上，群星閃耀，無數傑出人物在各自領域深耕，共同譜就了一曲常聽常新的“地球村”交響樂。
他叫黃嘉略（同黃加略），聲名鵲起於17世紀末18世紀初。
彼時，東有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西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曾扮演芭蕾舞劇《夜》中的太陽的角色，故被人們稱為“太陽王”），兩位君主身上具有一定共性，也有影響後世的重要互動。
康熙畫像
此前，大航海打通了歐洲通往亞洲的航線，一波又一波傳教士從海路來到中國，形成一場規模浩大的西學東漸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路易十四兩次派遣傳教團前往中國。僅康熙一朝，來自法國的耶穌會士就達到五十多位。有分析指出，康熙對傳教士的關注和信任也促進了天主教在中國各地的傳播，但“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倫理之間的嚴重分歧和衝突”對相關互動造成了衝擊，由此衍生出更多具有時代特色的事件。
傑出使者
黃嘉略(1679-1716，福建莆田人）本人的命運可謂這樣一個時代的縮影。他是中國第一個定居巴黎的留學生，是近代中國譯壇的先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8世紀歐洲掀起的長達百年的“中國熱”中，一大批歐洲學者醉心於研究中國的書簡、著述，並以之為參照系來提出或論證自己的思想觀點。在此背景下，黃嘉略作為中國第一個定居巴黎的留學生引起諸多法國學者的莫大興趣，
他身邊圍著一群法國學者，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影響，包括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植物學家茹西歐、漢學家加朗、地理和天文學家德利爾，還有後來成為法國漢學大師的埃狄納·傅爾蒙與尼古拉·弗萊雷，等等。著有《孟德斯鳩與中國》、《歐洲18世紀“中國熱”》、《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等書的許明龍先生指出：“在18世紀的旅歐華人中，黃嘉略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最大。”
據悉，1713年10月至12月，在黃嘉略的巴黎寓所，黃嘉略與孟德斯鳩多次談論中國的宗教、刑法、服飾、墓葬，家產觀念、文學、科舉、婦女地位、國家性質等等。孟德斯鳩多次筆錄並將對話內容整理成三次記錄，最長的達20頁，後均裝訂成冊，定題為“關於中國問題與黃先生的對話”。黃嘉略還協助孟德斯鳩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及《論法的精神》等著作。
籍籍無名
究其原因，有後來人分析稱，黃嘉略的研究成果沒有一項成書，因而很難像兩個世紀後的陳季同、嚴復等人那樣名垂青史，雖然他無疑是一個翻譯實踐家。至於為何沒能成書，除了《玉嬌梨》的翻譯工作是被勸停外，一些重要的手稿被埋沒乃是出於非常尷尬的原因：兩位文德很難讓人恭維的法國著名漢學家，也就是黃嘉略所培養的傅爾蒙與弗萊雷在他病逝後剽竊其成果，盜為己用。此外，還有法國漢學家以訛傳訛的緣故。
文匯讀書週報網站文章總結稱，黃嘉略的生平業績在中國典籍史料中沒有記載，甚至未著其名，被埋沒了近三百年。改革開放以後，許明龍先生赴法國，才在巴黎外方傳道會檔案室、巴黎國立圖書館等處查找到有關黃嘉略的記載及其著作。
範大祺指出，可以說黃嘉略既是中國漢語對外傳播事業的拓荒者，也是向世界譯介中國的奠基人。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像黃嘉略這樣在中國翻譯史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草創者卻不為今人所熟知。這說明，漢學史研究與當前的中譯外事業一樣，方興未艾，大有可為。特別是早期漢學史研究，對今天的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工作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鑑意義。通過對黃嘉略這樣極具象徵性的歷史人物進行深入挖掘，可以有效增進中國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增強中譯外從業者的文化和價值觀自信，同時，也為中外話語體系的互聯互通提供了更多的結合點和交匯點。
天妒英才
路易十四畫像
1706年，梁宏仁完成任務後回巴黎，候船回中國，但因健康問題滯留巴黎，黃嘉略因此不能回國。經法國王家學術總監比尼昂教士向王室總管蓬夏特蘭推薦，黃嘉略開始教法國人漢語，並得到一份年金。此後，黃嘉略受聘為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譯官，任務是翻譯傳教士信函，整理皇家圖書館中文書籍並翻譯諸如天文學和中國經典著作章節的原文，編寫漢語語法與漢法詞典。
巴黎外方傳教會本要讓黃嘉略學習神學，但他的研究已經轉向翻譯與文化研究。1711年，黃嘉略因在翻譯方面的貢獻而獲得了法國皇家文庫中文翻譯家的稱號。
“月是故鄉明”，黃嘉略雖時常思念故土，但因康熙皇帝怒逐教皇特使，下令禁止未經特許的傳教士留在中國，他心存疑慮，加上法國上層社會的挽留，便居留法國。後經比尼昂教士撮合，黃嘉略於1713年4月23日與巴黎女子瑪麗·克洛德·雷尼埃結婚。
不過，這段跨國婚姻似乎沒有想象中浪漫。黃嘉略在日記中有許多關於妻子發脾氣的記載，“黃小姐‘不肯睡’，怒，怒。”（1713年10月19日）“今天上午，黃小姐‘怒甚’，我們兩人一同去了奧古斯丁教堂，我去看望了吉雍神甫，然後做午飯，可是她不願意和我一起吃……晚上她還怒。”（1714年1月14日）“她莫名其妙地又生氣了。”（1714年6月17日）
黃嘉略夫婦像
看來這位法國太太的脾氣是相當大了，或是對拮据生活表達不滿，或性格使然，見仁見智了。黃嘉略則相對“柔情”了許多。“今天上午，黃小姐到她母親家裡，我做好午飯等她來。”（1714年8月8日）在黃嘉略的日記裡，還可以看到他分擔家務，下廚做飯，製作果醬，打掃房間，洗手絹，甚至為太太剪裁衣料，做針線，等等，一個體貼入微的“好男人”形象躍然紙上。
據悉，面對困境，黃嘉略一直表現出樂觀的人生態度。
弗萊雷寫道：“這個文雅、謙虛的中國年輕人使我深受感動，這個中國人比禁慾主義者更加沉著住氣。雖身處異國他鄉，生活拮据且無以生財，只有一筆不定的津貼維持生計，卻有一種鎮定和幽默，很令人驚訝。這一切都使我相信先前人們對中國人的描述。”天妒英才，紅顏薄命。婚後不久，黃嘉略夫婦先後亡故。1715年3月4日，黃嘉略妻子生下一女，不久因病去世。1716年10月15日，黃嘉略也因病逝世，年僅37歲。據悉，他曾希望女兒能夠繼續他的研究，但其女同年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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