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親率清軍突破長城防線，殺到北京城下。隨後崇禎皇帝接連犯錯，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件是，他在當年十二月把袁崇煥投入牢獄，導致袁崇煥率領的關寧援軍潰出山海關。
還有一個類似的錯誤，並不引人注意，但後續的影響很大，這就是山西援軍的潰散。
當初崇禎皇帝命令各地軍隊入衛北京，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耿如杞和總兵官張鴻功率領五千將士從山西奔往北京。
這位耿如杞是萬曆四十四年的進士，在擔任遵化兵備副使的時候，他得罪了魏忠賢。當時，遵化的文武官員舉行儀式，向著魏忠賢的畫像行禮，都是五拜三稽首，高呼九千歲，耿如杞不肯，只是草草做了半個揖。
這事得罪了魏忠賢一夥，以後給他安上一個貪贓的罪名，抓到鎮撫司審訊，受盡了苦頭，再送刑部，最後判了死罪。監候斬的滋味非常難受，今天某某人處斬了，明天誰誰又處斬了，說不定哪一天就輪到自己的頭上，整日裡惶恐不安。
結果當年秋天，在執行死刑之前，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垮臺，許多死刑犯一下子宣告無罪。耿如杞也一樣，可他已經被嚇破了膽，就給崇禎皇帝上疏，說自己驚魂未定，希望回家養病。
崇禎皇帝說那不行，我還要重用你這種有氣節的人，於是任命他為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
現在耿如杞和張鴻功率領五千人馬趕到北京，這些人馬都屬於邊兵，是明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部分。做為外地援軍，他們只能在北京的外圍禦敵，根本進不了北京城，結果這支軍隊最終譁變。
這其中的原因，一是明軍僵化的制度，二是崇禎皇帝的錯誤。
耿如杞的部隊屬於客兵，明朝軍隊的後勤保障，是有一套嚴格制度的。
首先是部隊按照上級的要求，趕到指定的地點，當達的當天，不準開糧，第二天在劃定的汛地內結好了軍營，後勤供應才會送到汛地來。這裡說的汛地，就是你的責任區，對這個區域的敵情都由你負責。
耿如杞的部隊最先被要求去守衛通州，趕到那裡的第二天，又改派他們前往昌平，剛到昌平又改派他們奔往良鄉。就是從北京的東部跑到北部，再跑到西南部。北京那麼大，這五千人在幾天之內圍著北京繞了大半圈。這種調動很好理解，主要是根據敵情的變化，隨時調整他們的位置。
問題是，因為一直沒有確定他們的汛地，後勤物資也就一直沒有送給他們。將士們辛苦奔波，卻一直吃不到飯，空著肚子在跑，自然是越跑火氣越大。
三天之後，軍中終於大亂，“噪而大掠”，他們不再管長官的號令，到民間去搶奪財物糧食。
《綏寇紀略》中說，最初軍士們只是沿山東一帶劫掠。崇禎皇帝很快得到消息，大怒，痛恨耿如杞和張鴻功不能約束軍士，下令逮問。此時距離袁崇煥被抓才十天。
巡撫和主將被抓，五千軍士沒有了首領，而且害怕被處罰，鬨然而散，一路奔回山西，於是山西也像陝西一樣亂了起來。
《明史紀事本末》中是這樣說的：“兵潰於涿鹿，叛走秦、晉間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
獄中的耿如杞再一次被定死罪，這一次沒有發生奇蹟，崇禎四年，他被斬於西市。
在袁崇煥和耿如杞的問題上，年輕的崇禎皇帝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在錯誤的時間，抓了不該抓的人。
把袁崇煥下獄並酷刑處死，崇禎皇帝關上了議和的大門。抓拿耿如杞、張鴻功，崇禎皇帝為山陝民亂的微火添上了一大捆乾柴。
可以說，這兩件事其實已經預示了崇禎皇帝敗亡的結局。
於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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