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談及白先勇的時候，總圍繞著三個話題：《紅樓夢》、崑曲，另一個就是他的文學作品。
白先勇，已年過八旬，狀態仍舊年輕。歲月的流逝對他而言，彷彿只是單純跳動的數字。即使在漫長的時光裡，白先生見過了太多的醜陋，但他卻保持著天然的樂觀和率真。
他曾說：不能讓自己的心只有巴掌那麼大。
所以有時候，過著過著，甚至會忘記自己的年紀。只是偶爾想起自己已邁過80的門檻，似乎也與他無干。
這麼看來，白先勇實為一位可愛的老人，當然更是一名可敬的作家，是教授，還是白崇禧之子，亦是崑曲製作人。多重身份，殊途同歸，共同鑄就了獨一無二的白先勇。
“中國最後的貴族”
白先勇是民國時期著名的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的兒子。這樣的身份，讓他在童年時期能夠隨意拜訪那些歷史書裡赫赫有名的人物。
身處於亂世，誰也沒有辦法偏安一隅。自他有記憶之時，逃難就是生活的全部。白先勇跟隨家人從桂林逃到重慶。1948年，白先勇11歲，他記得那時在廣州乘上了一輛船，一覺醒來到了中國香港，後來又去了中國臺灣。自此之後，與大陸一別39載。
在他的生命裡，很少會有安穩的情節。
兵荒馬亂、無常顛簸，像一塊揮之不去的陰影。唯一能夠照亮他的，是母親。父親常年在外，個性堅強的母親一個人帶著十個兄弟姐妹，幾乎成了孩子們心中英雄般的人物。
1962年12月4日，母親馬佩璋因高血壓逝世，終年59歲。那一天，是白先勇生命中的分水嶺：“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於是他毅然去了美國，開始了另一段人生。
“臺北人”在紐約
去國離鄉的他，隻身一人。白先勇開始提筆寫作。
“我寫作，是因為我想用文字來表達人類心中一種無言的痛楚。”
也就是在這裡，誕生了《臺北人》與《紐約客》。
《臺北人》像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臺北眾生相，這些人有著不同的背景、年齡和身份，但卻無一例外的都來自大陸。
他們的故事，總是千絲萬縷，像一截斷了的藕，藕絲連著根莖，若有若無的，卻怎麼也弄不斷。《紐約客》也是類似，只不過漂泊的“紐約客”們的文化隔閡感更重。人們總說這兩本書加起來，便是白先勇先生這一輩子漂泊的記錄本——既是在中國臺灣長大的大陸人，又是漂泊在美國的中國人。
《紅樓夢》與崑曲
白先生喜歡《紅樓夢》，愛崑曲，尤其是《牡丹亭》。這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每每在訪談中被主持人問到關於這些的話題，他回答的時候眼睛裡總是閃著光。
1965年，白先勇取得愛荷華大學碩士學位後，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他開設了一門課程，專門讀《紅樓夢》。在這期間，因為文化差異和外國學生們產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這一教，就是三十年。
在他眼裡，紅樓夢是一本奇書，一本寶藏，甚至可以是“天下第一書”，因此願意用自己的一生做一個個孤單英雄般的傳道者。
崑曲是另一個他心中割捨不下的東西。緣分開始於1945年，他在上海看了一場梅蘭芳和俞振飛聯袂出演的《牡丹亭》。
“假如那天唱的不是《遊園驚夢》，可能錯過了也不一定。人生奇怪得很。”
白先勇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廣著崑曲。
2004年開始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最初的也是最大膽的嘗試。
那時的他，七十歲，挑選了一批年輕演員，並親自對《牡丹亭》進行了更符合現代審美的年輕化的改編。
當然，這也遭到了一些傳統崑曲藝術家的質疑，認為這是有悖於傳統。而白先勇有自己的想法，在崑曲面臨的危機之下，他想要做出的努力，就是吸引年輕人到戲院來看。
2017年，由江蘇省蘇州崑劇院與白先勇合作的崑劇新版《白羅衫》首次亮相香港舞臺，吸引了大批觀眾；2018年4月，已經81歲的白先勇與其他嘉賓一起，為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崑曲)傳承基地揭牌，由他擔任總製作人的校園傳承版《牡丹亭》亦順利首演。
“我的崑曲就是一個實驗，累得我啊，脫了九層皮。人家說你幹嗎啊，其實這等於是一個事業，一個載體，我試試看，我們的古文化還有沒有。崑曲給我很大的信心，我們的古文化給它適當的養分，它可能把我們過去的源頭跟現代接起來，重新“回春”。”
人們常說，喜歡一事，一時容易，一世卻難。
白先勇是名將後代，亦是漂泊遊子。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以及對傳統文化炙熱的愛，這些元素交織起來，構建成了現在的白先勇——外表溫和而親切，內心卻有著超乎常人的果敢與勇氣。
愛講述人間煙火，心中亦能夠常懷悲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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