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经常举行各种宴会招待客人，中餐吃腻了，就改吃西餐。德国兵阿尔伯特·起士林多次应邀为袁世凯的家宴做主厨，后来他在天津开了一家起士林餐厅，店面越做越大，精选法式、德式、俄式菜品，成为天津乃至中国一百多年来最著名的西餐厅。
溥仪对起士林餐厅留下看深刻印象。他第一次吃西餐是在紫禁城，在《我的前半生》中他曾回忆——我让宫里的太监去给我买西餐……买回来之后，大碗大碟子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见一碟黄油，黏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吃，就让太监尝尝，太监吃了一口，连连说：“太难吃，太难吃。”
但溥仪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吃过之后立即爱上了西餐，在养心殿外面设了番菜厨房，由京城一家西餐馆的主厨进宫做西餐。到了天津之后，溥仪带着皇后婉容光顾起士林，一吃之下，觉得比京城西餐馆主厨的手艺更好，于是愈发爱上了西餐，一个月内要有半个月都吃西餐。后来去了长春，他还高薪聘请了起士林的西餐厨师王丰年、于清和，到长春继续为他做西餐。
张爱玲关于起士林的记忆，在小资中流传已久。张爱玲童年在天津生活了六年，童年记忆里的天津西餐时常令她回味，她在《私语》中写道：“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
天津西餐的形成，源于租界的设立。后来天津九国租界内外云集了大量满清皇室、遗老遗少、下野军阀政客、洋人买办，这些有钱人催生了餐饮业的繁荣，东西方的餐饮文化在高档餐厅和富家厨房里融会贯通。像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天津都留下很多和西餐有关的故事。
二三十年代，天津租界内外西餐馆林立，知名度较高的有利顺德、国民、惠中、福禄林、福德、义顺合、起士林，在天津可以吃到英法德俄意各式大菜，甚至在日本料理遍地的日租界，也有日本人经营的西餐馆新明食堂。
法租界六国大饭店，以“纯粹西餐”吸引消费者；意大利人在法租界经营的DD’S西餐厅以意大利面条著称，餐厅长期有三名外国乐师演奏西洋乐曲；位于英租界维多利亚路的皇宫饭店，经营正宗英式西餐、下午茶，最有特点的是奶油咖啡双色冰激凌。
利顺德大饭店早年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吃西餐的地方，后来接待过比利时大使，晚宴菜单包括1928年的法国白酒；1929年的红酒；1899年的香槟、白兰地和甜酒；炸比目鱼、凉龙须菜浇蛋黄汁，以及冰激凌、沙拉。
华人开办的西餐馆，最有名的是小白楼的义顺合，这家餐厅的经营者——山东人齐竹山和郝如九，从哈尔滨请来白俄厨师，专营俄式大菜。义顺合准备建一座七层大楼，但开工第二年就赶上天津闹大水，大楼地基被泡，只能盖四层，竣工后楼顶有霓虹灯和露天花园餐厅，这就是现在的起士林。
（早期起士林）
民国时期的天津，经营西餐的小餐馆也很多，法租界有一家华宫餐厅，经营俄式零份西餐，口味地道，价格低廉；劝业场附近有一家文利西餐馆，全天供应冷食和西餐；小白楼有太平食堂、天津食堂和华富林食堂，都是白俄夫妻店，供应一菜一汤，只要进店消费，面包随便吃，咖啡免费喝；大沽路与徐州道拐角处有一家大成西餐厅，经营俄式大菜和西餐小吃；正昌咖啡店位于法租界今哈尔滨道，店主来自希腊，各种咖啡豆现磨现卖，同时也经营法式西餐和西点。
天津西餐烹制考究，无论精美的头盘、最见功力的汤类、风味各异的主菜，还是各式各样的甜品、面包或洋酒、咖啡，都力求正宗纯正，保持了原汁原味。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
（维格多利餐厅）
60年代，是起士林西餐厅最后的辉煌期。当时去起士林吃西餐，土豆火腿沙拉、红烩杂拌、紫菜头、气司雪鱼，四个冷菜是必点的；汤是红鱼汤，菜谱上见不到；酒是啤酒、红葡萄酒或一种叫作味美思的酒；热菜是铁扒杂样、黄油鸡卷，这两道是起士林的招牌菜，另外还有罐焖鸡、罐焖牛肉、法式猪排、炸猪排，还有两道奶油东西，奶油烤鱼归、奶油烤杂拌。
做西餐看似程序化，其实要用心，要用料，最重要的是每道菜的味道都有它的魂，那种铁扒、芝士，麦香的味道其实很难把握。牛扒从几分熟开始往上数？哪里的牛？牛的哪个部位？还真是要吃过见过对比过，才有发言权。拿鹅肝酱来说，不是哪个西餐馆都能把它用好的。面包最简单，但香与不香，更是真功力。
（起士林招牌菜）
那个时代吃西餐，大家点完菜，摆一桌子一起吃，刀叉怎么舒服怎么使，也确实没什么讲究。不会像外国人或假洋鬼子那样“个人点个人的”。吃完再要几份水果山德、冰激淋。一算帐二十多块钱，但在当时也算比较奢侈。现在再没有可能吃到那个时期起士林厨师的手艺了，也享受不到当时的那种氛围。
客观说，天津的西餐，在经历了70年代末最后的辉煌后，如今已经彻底隐匿于高级大酒店的西餐厅深入，至于民间街头，几乎断了血脉传承，可圈可点的早已不多了。（文：何玉新）
（起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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