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响
除中国之外，世界上与周恩来最有缘分的土地恐怕就是欧洲。在树立三观的青年时期，他不仅赴法旅居两年，还周游英国和德国。耶鲁大学教授罗达·威登堡以精神分析学方法研究了周恩来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发现“与周恩来同期赴欧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有很多，但他们都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在欧洲奠定了一生的基础”。正是在欧洲，周恩来为团结各党派留学生初展统战才能，熟悉了西方社会的思维逻辑、社会习俗。在欧洲，他不仅成长为革命家，更成长为外交家。也许，与西欧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是周恩来最得心应手的业务之一。
周恩来在德国柏林万赛湖留影
施罗德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除巴黎外，周恩来最熟悉的欧洲城市应该是柏林。1922年3月至1923年初，周恩来在柏林生活了将近一年时间，因为柏林生活费更低，更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在那里结识了朱德。周恩来很擅长运用生活经历拉近宾主距离，他谈起自己50年前居住在柏林康宁大街，是一个位于第五层楼的单间屋子，没有电梯，附近有湖。他还提起了“柯尼斯堡”，说“我从未用过加里宁格勒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用”。柯尼斯堡曾是德国人至为骄傲的文化古城，原普鲁士公国首府，哲学家康德的出生地。二战后这座城市被苏联占领，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柯尼斯堡”成为德国人心头之痛。这个禁忌之名从中国总理的口中说出来，令西德媒体大为感动。施罗德说：“我是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论德国，这就是这次交谈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施罗德评价周恩来是“有弹性的优质钢”。他对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回忆说：“周总理对国际局势观察的深入，判断的敏捷，在国际上是人所共知的，而我对他的富有人情味，使客人无拘无束地展开充分的讨论，更难以忘记。我做外交工作多年，接触过不少苏联领导人，他们的呆板、生硬，令人生厌。在西方政治家中，难以打交道的人也有不少。”
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西德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德统一后也以这一天作为建交日。在此前后，中国与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冰岛等欧洲国家建交，并与英国结束半外交关系正式互派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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