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活躍著一大批如吳昌碩、張大千、劉海粟 等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其中有一位來自溫州的印人以其傳承古代鳥蟲篆之舉，引導後輩之功，在近代篆刻史上佔據了特殊的地位，他就是方介堪。
1901—1987
方介堪
方介堪原名文渠，字溥如，後改名巖，字介堪。二十世紀傑出篆刻家，工書，能畫，尤長於篆刻。曾任西冷印社副社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中日蘭亭書會顧問。
1、藝術人生
1901年11月8日，方介堪降生於溫州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精擅書法，幼年在父親的薰陶下，方介堪早早地開始接觸翰墨金石，七歲開始習字，九歲學習篆刻。十二歲那年，方介堪開始學習浙派諸家，經過五六年的摸索自習，幼小的他居然能表現出浙派篆刻的蒼老之趣。於是，介堪便在父親的翰墨軒設攤刻字，初露頭角。此時，時任溫州道尹的張宗祥和在溫州閉關修佛的弘一法師發現了方介堪，弘一法師還贈給介堪一管大斗筆。
方介堪訪弘一法師
後從溫州名家謝磊明，由於謝磊明家收藏曆代碑帖印譜甚富，方介堪眼界大開，並在謝磊明的指導下學徐三庚，後又轉趨吳讓之和漢印，幾年間刻了數千方閒章，篆法刀法嫻熟，為後來的成就打下堅實基礎。
1926年春，為求發展，方介堪來到上海，被介紹給趙叔孺。當時趙氏金石書畫在上海頗負盛名，他對方介堪嫻熟的篆刻深為驚異，欣然將其收為弟子，並將他推薦給上海西泠印社，任該社木版部主任。
方介堪老師：趙叔孺
不久，方介堪拜謁吳昌碩，又受到吳昌碩的激賞，以後又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專教授。從此躋身藝林，與黃賓虹、馬衡、經亭頤、王福廠、潘天壽、徐悲鴻等交誼深厚。特別是與國畫大家張大千的友誼最為深厚，交情長達半個多世紀，張畫方印，相映生輝，成為藝壇佳話。
二十世紀20年代末，方介堪與張大千等合影。前排左一長髯者為張大千，左二為吳昌碩；後排左一持扇者為方介堪，左三為黃賓虹，後排右一為於非闇。
方介堪非常欣賞張大千的繪畫，張大千也十分喜愛方介堪的篆刻，後來，兩人同在上海美專任教，來往更為密切。1930年，大千舉辦個人畫展，請方介堪為他配刻印章50餘方。畫展大獲成功。張畫方印，相得益彰，人稱金石書畫雙絕。
方介堪與張大千的金石緣
1937年3月，方介堪和大千被邀赴南京參加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的評審工作。評審結束後，他與同為評委的張大千、謝稚柳、於非闇、黃君璧等人同遊雁蕩山。
1937年，張大千、方介堪等人同遊雁蕩山。
不久，大千受聘於北平故宮博物院，任國畫研究班導師。受馬衡院長之邀，方介堪也來到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擔任科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方介堪回到溫州，拒絕為敵偽服務，飽嘗戰亂淪陷之苦，又經歷中年喪妻之痛，形容憔悴。抗戰勝利後，他又回到上海，重新投身藝術活動，並在次年以篆刻作品獲得紀念抗戰勝利1週年的全國美展1等獎。
新中國成立後，方介堪投身家鄉文物工作，任溫州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溫州博物館館長。1963年，兼任溫州工藝美術研究所副所長。1964年，應潘天壽、吳茀之之邀，為浙江美術學院書法專業班講授篆刻。
2、藝術成就
作為一名傑出的篆刻家，方介堪對印學的最大貢獻，還在於他復興了古時的鳥蟲篆印。鳥蟲書作為一種裝飾性的文字，多出現在旗幟、符節和兵器上。古時漢人以鳥蟲書入印，婉轉古豔，堪稱絕品。然而魏晉以降，鳥蟲篆問津者甚少，稍有影響的只有明清時期的何震、汪關等，成就有限。直到方介堪的出現，鳥蟲篆印終於在現代得以復興。
他不但吸收了古代鳥蟲篆印的藝術手法，更把目光放到了秦漢以前的鳥蟲書上。他的作品中普遍採用了一種鳥頭狀的紋飾，這種紋飾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的鳥蟲篆金文中。古文字中的鳥蟲、魚雁、“戈頭矛角”之形，有機地融入方介堪的鳥蟲篆印中。
除篆法以外，方介堪的用刀技法也出神入化，無所不能。他治印慣於在印面上施以濃墨，以刀代筆。不像一般印人那樣只能對付石印，方介堪能手刻白金、水晶、瑪瑙、碧玉、骨化石等堅硬材料。他為徐悲鴻刻海魚牙印，是當時篆刻藝術界轟動之舉。
民國時期，張大千到敦煌寫生時在當地覓到一批“龍角”印料（實為古象牙），方介堪用此“龍角”料刻了“張爰大千父”及“大風堂”等印，在邊款記道：“此甘肅出土龍角數方，萬年物也。質已化石，猶發奇香，洵可寶已。今為大千篆此，所謂屠龍之手，亦足以自豪矣！”
方介堪鳥蟲篆印章欣賞
夂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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