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人大戰”正推動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升級，由縣域競爭升級為城市競爭。以往縣域競爭招商引資的大牌“土地”，在這一輪城市競爭中成為過去，被“人”所替代。
這種深刻轉變並非偶然，背後是有原因的。
產業政策的調整是經濟層面原因。以往有限資源條件下集中優勢資源重點發展個別產業的發展策略，正朝全面開放發展環境下的競爭性產業政策方向調整。
這意味著，隨著經濟綠色發展大勢下對資源使用的約束增強，以及產業經濟發展由重資源向重技術創新的轉變，有限資源條件下通過賣地，用便宜土地要素資源兌換商業機遇的縣域競爭模式，已難以繼續促進經濟高速增長了。前些年國內經濟學家提出的“投資邊際效益遞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縣域經濟模式乏力的表現。
賣地招商，園區集聚，做大項目建設和投資規模，等促進GDP增長的老辦法，在這種產業政策調整大背景下，有點出師不利的味道了。即便中央與地方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改革，極大地縮短了項目建設週期，壓縮了企業由“准入”到“準營”的時間，也無法改變市場開放競爭條件下各地對生產力第一要素“人”的時下偏好。
你可以認為這是上一輪競爭後城市土地資源被瓜分乾淨的結果，是官員對傳統人口紅利的眷戀，也可以認為這是新一輪產業經濟更側重技術創新的結果。都沒錯，結合起來看或許會更完整。
但無論如何，重視土地、資本之後，“人”終於被推上了前臺，去挑產業轉型重擔了。
“互聯網 + 政務服務”改革是政府層面原因。這一點在經濟層面原因中已經談到，但沒有說透徹。“互聯網 + 政務服務”改革在提高政務效率的同時，也放寬、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在很短時間內做大了市場主體的數量規模。帶著這個思路看看全國各地的做法，你將會有一種感受——誰幹的好、幹在前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就處理的好一些，就會因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成為全國政務環境優化標杆與資本、人才的逐鹿之地，贏得新競爭優勢。
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模式下，這種優勢很快就會以GDP規模和增速、官員職位等方式顯現出來，成為導引政府官員幹事創業的指揮棒。各城市的決策者對此應該是很敏感的。
為了贏得和保持新競爭優勢，城市的決策者在招商引資不放鬆的環境下，把一部分目光聚焦到以往被忽略的“人”身上，通過戶籍、人才、稅收、薪資待遇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招攬人口、人才。
“互聯網 + 政務服務”改革引發了區域、城市之間更為激烈的競爭。
如果說原來基於縣域競爭的模式還可以對沖一下這種“虹吸效應”的話，那麼時下的城市競爭則意味著“虹吸效應”的放大。還好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鄉村振興戰略、特色小鎮建設、傳統文化古村落保護等系列政策的出現，對沖了這種放大趨勢。
但趨勢的慣性並不是短期可以改變的。
於是“一城一策”的城市競爭大戲繼續上演，越演越熱乎。當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園區空間規劃和品類豐富、土地等多項規劃合一、城中村集體改造等都被考慮到後，城市裡的土地能賣的被賣了、該規劃的規劃了，招商引資步入了全球競爭年代，金融與國企改革主要來自國家頂層設計，以往的樓市在“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策指引下步入了穩房價、穩租金的住房長效機制建設通道，一個城市要想脫穎而出還能依靠什麼呢？靠以往的傳統資源嗎？靠重資產工業嗎？這兩樣顯然是不行了。
靠技術創新？靠資本集聚？這兩個是可以依靠，但必須解決好誰搞技術創新和誰來集聚資本兩個問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沒有人才、高精尖人才是不行的。於是各城市政府和科技部門就開始催生出各類高精尖人才招攬政策。但客觀講，這些高精尖的人才，比如國內外院士、科技帶頭人等等，依靠市場的辦法，在一線城市是可以留住的，但在二三線乃至四五線估計就很夠嗆了。無論待遇、人居環境、科研條件、發展空間還是子女就醫、受教育等，都無法吸引有更多更好選擇的他們。即便用親情、鄉情留住了一些，如果地方營商環境不好、平臺條件太差，也會流失掉的。
天津開放落戶政策，一日有30萬人爭搶落戶，北上廣深若放開，也會之多不少。但老少邊窮地區的小縣城，即便對著全世界吼叫，也未必有幾多人去落戶。說得就是這個道理。
於是，一些國家中心城市和二三線城市就在高精尖人才政策的基礎上開始注重人才生態建設，把目光轉移到新畢業大學生、子女受教育拉動消費上來，降低落戶門檻，加強財政補貼力度，千方百計想盡辦法，希望可以為城市發展積聚人氣、人力、人才。
搶人大戰就此爆發，此起彼伏。
有了人，就能促使財富增值，就能繁榮經濟，就能增加GDP，參與區域競爭，促使曾普及全國的縣域競爭模式升級為城市競爭模式，在區域層面進一步優化資源要素配置。
中國式競爭迎來了大升級。
不過，競爭是把雙刃劍，繁榮一些區域的同時，也會加劇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導致強者益強、弱者益弱。大城市與小城市、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如何解決，成為搶人大戰後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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