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
有這麼一個題目，還在於自己對魏晉南北朝這段歷史比較感興趣。特別是對西晉末至劉宋，蕭齊，蕭梁這段歷史
上品無寒士，寒門無士族，這是整個東晉門閥政治的真實寫照，又或者說這是中國歷史演變的一個必然過程。
而王與馬共天下這個大家都熟悉的歷史典故，這個看似在封建時期有些畸形的政治生態，在那個時代有其不可避免的特殊原因。
在這裡要首先說明一點，‘王與馬共天下’不是時人誇大之詞，而是當時實際的政治局面。其初彥雲曰：‘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當然造成這一特殊現象的原因，還是在於當時琅玡王司馬睿因為初到江東根基不穩，世居江左的門閥豪右並未將司馬睿這個北來的皇帝當做一回事，後來司馬睿能在江東站穩腳跟與王氏兄弟傾力輔佐有莫大關係。
而王與馬共天下這樣看似有些畸形的政治生態，與中國歷史上王朝末世，權臣挾主自重從而把持朝政這一類不正常的情況又完全不同。
王導為丞相時與司馬家名器相予，御床與共，是發生在東晉創業之初，那個時候不論東晉的開創者晉元帝司馬睿或者是後面壯年繼嗣的晉明帝司馬紹，都是王朝開創之君。
開創之君，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是無能之輩。
而就是這種在王朝初創情況下王導還能與司馬家共天下，還不為天下人所非議，這在歷史上確實罕見。
共天下這個詞在東晉之前，在中國的歷史上就已經出現過，只不過在西漢以後不存在了而已。
而且西漢之前的共天下是真正意義上的裂土封疆，與天子共有天下。
而王與馬共天下，是隻在權利分配和尊卑名份上與一般君臣之間不同的關係，並非實際的裂土建國。
史料中與“共天下”之語大意相同的，《史記呂不韋列傳》也有記載，當時呂不韋為子楚謀秦王之位，子楚非常感激呂不韋，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後來子楚做了秦王，子楚就以呂不韋為秦國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到了劉邦項羽爭天下，劉邦在攻擊楚國時，諸侯約而不至，張良便像劉邦諫言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
顏師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
這就是劉邦派使者將陳以東傅海之地與韓信，割睢陽以東至谷城之地與彭越的緣由。
當然我們今天要說的，不是東晉共天下與西漢之前裂土封疆的共天下之間的不同之處，上面所言，皆是對共天下之語做一個解釋。
東晉之所以會形成門閥政治，在田餘慶先生所著的《東晉門閥政治》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
大概是，東晉之所以偏安江左後會出現門閥政治，歸根結底是西晉八王之亂以及永嘉之亂的產物，而江左政權依賴於士族，這是門閥制度發展的結果。
可為什麼永嘉南渡後，與司馬家共治天下或者說共有天下的不是其他的士族高門，而單純是王與馬共天下了？
要探究這個問題，還是得回到西晉太康初年，從那個時候慢慢說起，我們才能一探裡面的究竟。
西晉太康初年，西晉所封諸王隨禮前往封地就國，這些西晉的王爺們在去到封國之後肯定要在封國內建立屬於自己的勢力。
若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勢力，這些個王爺們就會選擇與封國內的士人結交甚至是聯姻，或主臣相托，只要與這些封國內的個人家族關係建立起來，西晉的王爺們就能維護好自己在封國內的威望和勢力。
而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之所以會出現，這還要從司馬睿之祖司馬伷說起。
司馬伷是司馬懿的第三子，司馬師，司馬昭同父異母弟，晉武帝司馬炎叔父。同時司馬伷還是西晉滅吳的大功臣，西晉伐吳時，司馬伷率軍出塗中，孫吳末代皇帝孫皓像他獻上玉璽投降。
西晉建立後司馬伷先為東莞郡王，後改為琅琊王，因為滅吳有功進拜大將軍。
在當時司馬伷的封國，琅琊國內門第最顯的當屬臨沂王氏。
《晉書.王祥傳》記載，琅琊臨沂王祥起於曹魏黃初年間，時徐州刺史呂虔知道王祥這人的名聲，遂將其拜為別駕，委以州事。
時值盜寇橫行，王祥率兵逐一破之，使得周界清淨，政化大行，時人歌約：“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之後王祥威名日顯，歷魏封爵睢陵侯。西晉建立，拜太保，進封睢陵公。王氏一族由此得以繁衍，此後名士輩出，而王祥在中國歷史上亦有‘孝聖’之稱。
這樣的家族在自己的國中，當然是司馬伷這個琅琊國王要拉攏的對象。
之後司馬伷，司馬覲，司馬睿祖孫三代相繼為琅琊王，與臨沂王氏家族交好聯姻，前後歷數十年，所以當司馬睿與王氏兄弟在談及他們之間的交情時，會以朋友之情，手足之誼來形容。
而後來司馬睿拜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南渡建康，王氏一族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資料：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