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眾收聽《終戰詔書》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在魚雷和轟炸機的攻擊下損失慘重。
在日軍當中，已經有一些人早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就已看清一件事：日本走上了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
日本偷襲珍珠港
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曾經警告近衛文麿首相：如果美日開戰，日本撐不過一年。
既然如此，那為何還要一意孤行，同意偷襲珍珠港的方案？
和德國進攻蘇聯不同的是，日軍並不是奉了“元首”的旨意，反而是日本政府最高層太弱勢，甚至是失靈。
或許除了天皇外，有能力或有意願阻止戰爭的人一個也沒有。
一、狂熱不可一世的日軍
20世紀30年代的滿洲，隨處可見氣焰囂張的日本軍官、右翼野心家和具有革命思想的亡命之徒。
石原莞爾中將可以說是集這些人特點於一身，他曾在旅德期間接觸了風靡一時的全球種族戰爭思想，是極端主義者北一輝的忠實信徒，幻想著全世界在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屋簷下。他設計讓日軍佔領滿洲，把這裡打造成“人間天堂”。
皇姑屯事件
1928年，關東軍制造“皇姑屯事件”反誣中國軍人，企圖製造日軍出兵的藉口。但事與願違，陰謀敗漏。裕仁天皇對軍人擅作主張的行為驚駭不已，勒令首相辭職。
由此可見，極端軍國主義的野心已經超出裕仁天皇的掌控。
有了失敗的經歷，下一次的計劃務必更加周密才行。1931年9月18日，日軍策劃了九一八事變。
當時，日本首相若槻禮次郎仍然傾向對華採取安撫政策。他惶恐不已，關東軍正將日本推向戰爭，他卻無力阻止，因為他無權過問軍事。路、海軍大臣只對軍隊最高指揮官天皇負責，而不是他這個文官首相。
九一八事變
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也是一位國際主義者，竭力想要維持同中國和西方的良好關係，可現在，卻要他為日軍佔領滿洲這一既成事實進行辯護，這令他陷入矛盾與不義之境地。
裕仁天皇在得到此事報告時，事件已然發生，惴惴不安的廷臣和謀士紛紛勸天皇不要激怒軍隊，生怕他們造反，最終天皇批准了出兵中國東北的行動。據當時內大臣秘書官長的木戶幸一記載：“陛下曾指示首相、陸相，稱政府努力不使事件進一步擴大的方針很好，望繼續努力。”
與此同時，駐紮朝鮮的日軍開始調防滿洲。首相若槻禮次郎辭職。而他的繼任者犬養毅對日軍也無能為力，他徒勞的試圖阻止官方承認滿洲為獨立國家。一.二八事變（第一次上海事變），日軍遭遇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本媒體熱情洋溢地報道日軍在上海英勇作戰的事蹟，以此鼓動公眾輿論。犬養毅無奈的看著這一切，他呼籲天皇出面干預，但無功而返。為避免激化上海的事態，他再度試圖阻止增兵，沒多久就被闖入家中的好戰派海軍軍官刺殺身亡。
犬養毅不是第一個被暗殺的首相。
原敬，第十九任日本首相，因限制日本海軍擴軍計劃得罪了海軍高層，於1921年11月4日被暗殺。
濱口雄幸，第27任日本首相，1930年在倫敦簽署了一份海軍條約，進一步限制日本海軍擴充軍備，海軍司令部總長火冒三丈，一介政客竟敢染指他的地盤，濱口在東京火車站被右翼狂徒槍擊，幾周後不治身亡。
隨著這犬養毅被刺殺事件的結束，日本政壇成了一群廷臣，陸、海軍首長和官僚的天下，而他們狂熱的手下常常越俎代庖，替他們做決定。1932年至1945年間執政的十四位首相中只有四位是文官出身。這既實現了石原莞爾等陰謀家的夙願，也迎合了東京一些軍部高官的心意，他們對石原莞爾的所作所為百般縱容。陸海軍大臣在九一八事變和淞滬戰爭後都被授予了爵位。
東條英機
然而，軍隊內部並不統一，其分為兩大派系：“皇道派”和“統御派”，兩派相互對立，勢不兩立。統御派以石原莞爾和首相東條英機為代表，崇尚軍事紀律，認為日本未來定會與西方爆發全面戰爭，應該聯手官僚和大企業，共同增強國力。皇道派以北一輝為代表，意欲鬧革命，發動一場“昭和維新”，清楚腐敗資本家等“國體”的敵人，並在一部新憲法的框架下建立軍事獨裁。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軍官決定動手，在北一輝的煽動和帶領下，千餘名軍人試圖佔領東京市中心。大藏大臣（財政部長）被刺死在自家臥室，內大臣（負責輔佐天皇，掌管宮廷事務）和陸軍教育總監（統制派）同樣被刺。首相岡田僥倖生還（叛黨錯將其妹夫當成了他）。海軍受命前來恢復秩序，叛黨未能殺進皇宮“清君側”。叛黨投降，統制派牢牢地將施政大權攥在了手中。
日本阻止了一場暴力革命，但統制派進一步削弱了政府內部殘餘的文官勢力。軍部
要求新內閣的人事要得到陸、海軍大臣的批准。而二者都是現役軍人，軍隊就有了組建合解散政府的能力。立場相對溫和的外交官廣田弘毅升任新首相，但他只能對軍隊言聽計從，於是，他追加軍費，同納粹德國結成反共同盟。1932犬養毅遇刺事件宣告了政黨內閣制的徹底失敗，其意義堪比1933年納粹上臺，區別在於，日本沒有納粹黨，也沒有元首，天皇權利至高無上不假，但他即不是黨魁，也不是軍事獨裁者。到底他在多大程度上為人擺佈，又在多大程度上積極投身戰時政治，我們依舊不甚明瞭。但只要有他在，提供“神聖指引”，就沒有人可以獨攬大權。
日本的諸多問題的根源在於體制頂層軟弱、分化，而不是太過強大。
二、強大的宣傳機器
20世紀30年代，無論對於日本還是歐洲，這都是一個大眾政治的年代，正當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在歐洲抬頭之際，日本的演藝界和媒體也都在為帝國的瘋狂行徑“添柴加火”。
吉野作造，作為一名自由民主派的獨立知識分子，曾積極推動日本男性普選和立憲政府。他是個心胸豁達的改革派，信奉社會主義卻又不是革命黨，同情朝鮮人民，認為朝鮮人會獲得真正的主權，認為中日朝三國應攜起手來，共同對抗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從未帶頭參與暴力遊行。曾在日本媒體上積極評價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
1916年吉野作造訪問朝鮮，親眼目睹日本拓殖當局的殘暴，並堅稱“1919年的朝鮮起義是大正時期的一塊汙點”，類似暴亂必須鎮壓，但也提出應善待朝鮮人。像吉野作造這樣的自由派都認為日本侵略他國這樣的事天經地義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日本後來走向軍事冒險之路了。
文部省於1937年發佈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冊子，名為《國體的本意》。這份文件勸說日本人“捨棄”他們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尋找”自身存在的本源，並宣揚純潔精神的日本人優於任何其他民族，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自己則是神的後裔。對“
支那人”的蔑視可以追溯到明治時代，以甲午戰爭為題材的浮世繪將日軍塑造為身材高大、皮膚白皙和勇猛果敢的偉岸形象，而中國人則以膽小鬼和黃皮蠢貨的面目示人。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日本媒體爭相呼應政府宣傳，告訴軍人他們正在打一場“聖戰”。不管多殘暴，以天皇的名義所做的任何事都會因為事業的崇高性而獲得背書。一位在東京巢鴨監獄做過多次訪談的美國隨軍牧師總結到，戰犯們“堅信，任何與天皇為敵的人都是錯誤的，因此，他們越是殘忍的對待戰俘，就越能顯示出對天皇的忠心耿耿”。
東鄉平八郎作為裕仁的老師，肩負著教導下一任天皇的使命。年輕的裕仁被灌輸了一套日本種族純潔和皇族血脈神聖的理念，似乎這都是歷史事實。日本人與“雅利安”民族之間達爾文式的競爭也是學習的重點，還被時時提醒要警惕“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毒草”，天皇制的存續是皇室的最高職責。
以至於在廣島、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後，天皇在一座密不透風的地堡內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時，面對“全員玉碎”還是無條件投降時，考慮的是“其神聖皇權是否不保，以及要是敵人在伊勢灣附近登陸的話，兩座最重要的神道教廟宇將會落入敵手，那裡存放著神聖的皇家器物。”這樣的事情。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作者林房雄，起初信奉共產主義，但和大多數人那樣，最終轉投右翼民族主義的懷抱。這本書寫於戰敗多年以後，書中有一個觀點：即日本經歷了一場百年戰爭，最早的對手是美國准將詹姆斯·貝特爾（James Biddle）。他於1846年率部赴日，最終鎩羽而歸。自此，日本就同西方較上勁了。
林房雄的觀點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宣傳：日本總被描述為西方強權的受害者，列強的一再欺辱令日本拍案而起，為亞洲人民而戰。侵華戰爭的某位策劃者在1945年後接受審問時曾說道，佩裡准將和他的黑船才是戰爭元兇，因為佩裡硬生生地將日本從一個與世無爭的孤立狀態中拖拽出來。
當得知日軍成功偷襲珍珠港的第一時間，天皇及廣大子民欣喜若狂，裕仁為此特意身著海軍服，在廷臣筆下，陛下“
滿面紅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作者林房雄聽聞這則消息時正在“滿洲國”旅行。他寫道，這種感覺“就好像卸去了肩頭的重擔”。目睹這一切的著名文藝評論家奧野建男總結到：普通人對中日戰爭比較曖昧，知識分子更是斥其為侵略，可同英美的戰爭一開始，他們的態度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人人都擔心日本未來的運數……與此同時，人們心裡卻又喜不自勝，我們總算贏一回；英美這些個傲慢的大國，這些個百人臉上總算捱了我們一拳。隨著捷報頻傳，擔憂逐漸失色，恐懼化為自豪和興奮……一個來自落後國度的有色人種在面對發達國家白種人時的自卑感，頃刻間煙消雲散……古往今來，我們日本人還從來沒有如此充滿民族自豪感。
為了詆譭大正年間的自由風氣，官方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裕仁天皇拿來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作對比，裕仁的太傅乃木將軍（乃木後來切腹自殺，東鄉平八郎接任太傅一職）等明治時代的英雄成了備受推崇的楷模。《緬懷乃木將軍》這出戏大獲成功。日俄戰爭中，肺部中彈卻還堅持吹號的應用司號員再度成為連環畫、少年雜誌和歌謠共同讚美的對象。風靡一時的爵士樂換成了一首首進行曲，譬如《皇軍出征之歌》、《軍中探子之歌》或《啊，我們的滿洲》。
日本小說家和散文家也紛至沓來，記錄“滿洲國”無與倫比的現代面貌：火車跑的有多快、大連的公園有多漂亮、哈爾濱的夜生活多有國際範。一些導演加盟滿洲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系列反映“勇敢的日本殖拓者”“幫助”亞洲同胞的影片。
對於冥頑不靈的異見者，通常只需同僚和家人施壓即可，有時需要使用武力，小林多喜二這位共產主義作家就因拒絕背棄自己的政治信仰，1933年死於獄中，大概率死於酷刑折磨。
三、總結
日本民眾收聽《終戰詔書》廣播
日本之所以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政治制度而言，首相對軍隊無計可施，陸海軍大臣樂見局勢隨波逐流，沒有人覺得自己有能力為一項一以貫之的政策擔責。
1882年頒佈的《軍人赦諭》規定，帝國軍隊效忠天皇，而非國家。這將戰爭問題從議會政治中抽離出來，抬升到了非天皇不能定奪的層面，而天皇是不用被背問責的，因為天皇是活著的神，是不會錯的。
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不負責任而導致順理成章的後果。天皇就像一尊神像，眾人抬著他的時候，跟本不知道自己將要去往何處，只會被動地對命運做出回應。政治彷彿天氣一樣：一會兒這裡颳起暴風雨，一會那裡放了晴，接著突然又來了一場可怕的地震。既然沒人需要為不時將日本城市夷為平地的地震負責，同樣，也就沒人覺得自己要為與西方開戰負責。
正是因為缺少政治上的問責，才會輕易將幾億人的命運歸咎於人類控制不了的因素，歸咎於“必然的歷史力量”這種抽象的概念，或者乾脆歸咎於美國人的所作所為。
天皇或許可以為這所有一切負責，但話說回來，他也不過是一尊神像罷了。
本文為Arcadia原創作品，首發頭條號，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本文所用圖片，除特別說明外均來自互聯網，如有侵權煩請聯繫作者刪除，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