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
馬寅初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l，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為20‰。
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注意，他對人口普查結果表示懷疑。因為這次人口普查是採取抽樣調查的方法，即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出實際增長率。馬寅初認為這種調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據他了解，僅上海一地的人口淨增長率就是39‰，能否用個簡單的算術公式說明中國人口增長率為20‰呢？
馬寅初經過三年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達30‰，這實在太高了。如此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
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馬寅初將寫好的文章作為發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組討論徵求意見。
馬寅初曾描述過當時的情況:“小組會上除少數人外，其餘的代表們好多不表示意見，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竟有人認為我所說的是馬爾薩斯的一套，也有的認為說話雖與馬爾薩斯不同，但思想體系是馬爾薩斯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都是出於善意，故我自動地把這篇發言稿收回，靜待時機成熟再在大會上提出來。”
9月，周恩來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育後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節制。”
馬寅初看過報告後非常興奮，他認為節育問題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議事日程，看來可以公開談論控制人口的問題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
馬寅初的發言當即受到毛澤東的讚賞。他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
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到，積極倡導計劃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對馬寅初的支持。毛澤東一語雙關地笑著說：“邵先生，你們兩人坐在一起。”
邵力子和馬寅初聽毛澤東這麼一說，互相看了看，開心地笑起來。
3月，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會議上，邵力子就計劃生育問題做了長篇發言。他強調指出，現代人在生活、學習、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計劃，在生育方面也必須有計劃。他針對衛生部嚴格限制人工流產規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權力限制人工流產”，建議修改婚姻法第四條“男20歲，女18歲，始及結婚”的規定，主張提高結婚年齡。他還主張大力向農村推行節育工作，不要對持久性避孕手術進行限制等等。
邵力子的發言立即得到醫學專家鍾惠瀾的支持。同時，也得到馬寅初的大力贊同。但是，馬寅初在計劃生育採取什麼方法的問題上卻與邵力子有一點分歧。他們都主張避孕和推遲婚齡，但馬寅初堅持反對人工流產。他認為有比人工流產更好的辦法，這就是“最好是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
4月27日，馬寅初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這是他1949年後第一次公開的學術演講。在講演中，馬寅初講述了幾年來調查研究的結果。他懷著憂慮的心情說：“解放後，各方面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比過去也加快了。近幾年人口增長率已達到30‰，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就是26億人口，相當於現在世界總人口的總和。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國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這句話很快就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裡，毛澤東見到馬寅初時，嚴肅地對馬寅初說：“不要再說這句話了。”
馬寅初也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馬上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裡，公開做了自我批評。後來，他在撰寫《新人口論》時，就確實沒有再提出上述觀點。
6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全文發表於《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從10個方面論述了為什麼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問題。
然而這時，一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組織領導的波瀾壯闊的反右鬥爭，已經開始席捲全社會。馬寅初當然也被波及，有人說他是借人口問題搞政治陰謀，也有人說《新人口論》是配合右派向党進攻……
在這場撲面而來的急風暴雨中，馬寅初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幾個月前計劃生育問題剛剛受到毛澤東的讚揚，而現在卻又受到人們的批判……
實際上，毛澤東對於人口多一些好還是少一些好，內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躍進”開始，糧食衛星飛上天，毛澤東的思想才確定下來，毛澤東說：“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
此時，馬寅初並不清楚，他的理論已經面臨著最高決策層的挑戰。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舉辦60年校慶的大會上，就指名道姓地說：“馬老要為《新人口論》做檢查。”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也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
7月9日，毛澤東召見邵力子、陳叔通、黃炎培、章士釗、李濟深、張治中等黨外人士，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並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他抓住時間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澤東支持節育。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但又應付了一句：“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
毛澤東此時正陶醉於各地大放高產衛星的喜悅之中，以為事實再一次證明了他的英明預見，“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而此時的馬寅初面對對他不公正的批判卻變得愈加冷靜。他認定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再談我的平衡理論中的‘團團轉’理論》和《再談平衡論和團團轉》兩文，但馬寅初也並沒有認為自己的理論已經十全十美，所以，從8月開始，他多次走出校門，到外地搞調查，以求證實和完善自己的理論。
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來特意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馬寅初不要過於固執，從大局著眼，還是寫個檢討好。別人勸馬寅初，馬寅初還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恩來勸馬寅初，馬寅初就不得不認真對待了。
這次談話後，馬寅初仔細地對《新人口論》進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麼錯誤。但梳理的結果，證明並沒有錯。他仔細閱讀了報刊上發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對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一一進行反駁，又寫成5萬餘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文章後面還有兩篇附帶聲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其二是“對愛護我者說幾句話並表示衷心的感謝”。馬寅初將手稿送到《新建設》雜誌編輯部，要求儘快發表。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設》雜誌編輯部收到馬寅初的文稿後，不敢擅自作主，將文稿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理論小組審閱。當時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的是康生。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須有”的老手，有兩種人他是絕不放過的，一種是對他的政治前途有影響的人，一種是可以為他的政治生涯鋪路的人，馬寅初當然就屬於這後一種的人。
自從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以來，對人口問題有過多次論述，特別是毛澤東在上年8月講“人口的觀念要改變”，康生就一直等待機會。當他看到馬寅初的文章和附帶聲明中的：“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就大發其火，決定向馬寅初動手了。
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論界和有關報刊負責人開會，部署對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說：“馬寅初送給《新建設》的文章，原來我擔心他會把辮子藏起來，改變觀點。現在看全部未變，他的觀點暴露出來了，有辮子。對馬寅初過去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進行批判，沒有正規地搞，《人民日報》沒有搞，還沒有正規戰，只是游擊戰。現在他挑戰，應當應戰。”
他還要《新建設》趕快把這篇文章登出來。一次全文發表，而且要快發表。為了掩蓋他的鬼魅之心，他還佈置對黨外先不要講“批判。”
11月初的《新建設》全文刊登了馬寅初的文章，發表編者按。12月初就組織大批判。康生指使說:“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過去的理論聯繫起來批判。馬寅初是一個代表，要花點功夫把他的經濟理論看看。不要說他胡說八道，資產階級學者就是這個水平。”還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要考慮：馬寅初還當不當得成北大校長？批判完了要準備換人。可以儘量揭露，不要給他戴錯帽子，但是適當的帽子不可不戴。”
馬寅初的文章發表後，報刊上就開始發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組織了“批馬”座談會。
一天，康生親臨北大座談會現場，聽到發言者都不能擊中要害。他越聽越覺得有必要“定個調子”加以引導，於是他打斷別人的發言說：“馬寅初曾經說過，有人說他是馬爾薩斯主義者，但他不同意。他說馬爾薩斯是馬家，馬克思也是馬家，而他是馬克思的馬家。我看這個問題，現在是該澄清的時候了。我認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毫無疑問是屬於馬爾薩斯的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揮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圍剿馬寅初的高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佈滿了北大校園，連馬寅初的住宅燕南園36號也貼滿了大字報。全校的批判會連續不斷，語言越來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
對此，康生還不滿意，12月23日，康生以個人名義給理論界和有關報刊負責人寫了一封信，指使他們：“在批判《新人口論》的時候，要學習毛主席的六評白皮書，特別是《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來批判馬寅初。”
面對來自全國上下的文攻謾罵和政治高壓，馬寅初胸懷坦蕩，無所畏懼。他幽默地說：“有的文章，說過去批判我的人已經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了，既然是‘體無完膚’，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何必再駁呢？但在我看來，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
馬寅初的幽默畢竟還帶著一些苦澀，為什麼一個學術問題帶來的不是友好的討論，而是敵意的謾罵。
在馬寅初受到批判圍攻時，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適宜再做北京大學的校長，勸他辭職。
馬寅初不願受職務所累，於1960年1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翌日，向教育部寫了書面辭職報告。很快，國務院就批准了馬寅初的辭職。
隨後，又罷免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只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與此同時，也剝奪了馬寅初發表文章的權利。馬寅初也由此從政治舞臺和學術論壇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