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中的佳餚
儘管是為禮而生，並不代表青銅器就和飲食無關。作為重大的宴饗食器，青銅器自然是當時飲食的一種反映，而祭祀中所用的器皿同樣也是當時飲食風尚的一種體現。正如飲食研究專家王學泰所說：
“中國人對付鬼神也像是處理人際關係一樣，總是通過食物來打通關節。西洋人悼念亡者一束花就可以了，中國人不成，事死如生，活人吃什麼，祭祀死人至少是同等的待遇，有時甚至要高一級。”
此外，還有一點也不容忽視，古人通常認為祭品都是鬼神享用過的，祭祀過後，這些帶有“靈性”的食物仍然要被分而食之。
商周時期肉食中以牛、羊、豬最為重要，被稱之為“三牲”。祭祀或宴維時三牲齊全的稱太牢，僅有羊、豬稱少牢。記載周禮的《禮記·王制》中說：“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櫻皆少牢。”可見，牛、羊、豬肉與雞、鴨、狗、各種野味和水產品等都是古人盤中的美味佳餚。不過，古人是如何將這些美味烹製好，直至送入嘴中的呢？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陶器充當了烹飪和盛食的主角，對大多數人來說，食物上所有的需求幾乎都能在陶器上得到滿足：烹飪、儲存、保存、飲用和盛放飯菜。不過，對於貴族盛大的宴饗或隆重的祭祀而言，陶器卻有著致命的弱點：泥的拉伸力十分有限，因而難以做得形體巨大，以顯示自己的排場，或者將其進奉給祖先。據記載，當時祭天時要用不加切割的“全烝”之牲；祭祀宗廟要用“房烝”，即將牲畜切為兩半使用，如此排場陶器顯然無法實現。此外，陶器的易碎和粗糙，也使其難登大雅之堂。而這些需求，青銅器卻都能一一滿足。於是大型的青銅鼎最先出現了。
能直接烹煮牲體的鼎，被稱之為“鑊鼎”，我們常見的商代大鼎如司母戊鼎、西周的外叔鼎等，從容積判斷應該就是此類。外叔鼎通高89.5釐米，口徑61.3釐米，其容積的確很大，三袋五十斤裝的小米放進去還綽綽有餘。投入鑊鼎中烹煮的食物仍需攪拌和撈起，這又催生了另一件取食器——匕。有意思的是，這種上的前端往往被設計成尖狀，有的一側還有刃，以便切割或者挑舉鼎中的大肉塊。比如陝西永壽好畤河出土的西周“中枂父匕”就是這種形狀，其左邊薄而鋒利，有使用過的痕跡。有的匕，也會有凹狀設計，使其兼具舀湯和撈取食物的功能。不過，如此烹煮食物，是絕不可能連鍋帶肉直接進獻到客人面前的，更何況體型碩大的鑊鼎十分沉重。於是，一般而言，在鑊鼎中被匕分解後的食物，會被盛裝到略小的“升鼎”中。“升”有“升進”之意。升鼎中的肉塊雖然已經被分解了，但對於入口而言大小仍然不合適，這時就會需要一個操作檯將其分成更小的塊狀，這個操作檯就是人們熟知的俎，即砧板了，同時俎也有盛裝食物的功能。
然而，鑊鼎、升鼎中所煮的肉大多是白肉，這跟當時常見不放調料的“大羹”類似，本意是以清簡之味饗上蒼祖宗，以示不忘當初稼稿之難。白肉是難以下嚥的，這就少不了另外一種鼎——羞鼎，它被擺放在一旁用以盛放調味品，而調味品則包括鹹的鹽、甜的蜜、酸的梅、辛的姜、香的酒、苦的豉等。還有一種特殊的組合能解決這個問題——鼎豆，鼎用以煮肉，淺盤豆是盛各種醬的，鼎中白肉用醬蘸抹而食，恰好相配。
這又提到了古人肉食的另一種吃法——肉醬。《周禮》記載，周朝有專門的“醢人”之官，即是掌管宮廷肉醬的製作。肉醬一般盛在豆中，《周禮·天官·醺人》中說：“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酖醢”，意思是說，豆中所盛裝的是以醯醬醃漬之韭菜和肉醬。此處之豆器是從陶豆發展而來的實柄豆器，器腹或深或淺。另有文獻所言，“豆盛濡物，籩盛幹物”，濡物所指應該就是帶汁的肉醬了。與豆有關的飲食還有一道，即用豆所盛肉羹、肉醬澆在飯上的“饗”。《禮記·玉藻》中說：“君未覆手，不敢饗。”意思是，國君還沒吃完，臣子就不能用饗。唐初大儒孔穎達解曰：“維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從這個記載上看，豆中的醬須蓋到飯上食用，這一吃法與現在四川等地流行的蓋澆飯頗為相似。
古代糧食類食品有飯、粥等粒食，糗、餅等粉食。從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前3000年）和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900~前2100年）的遺址中，考古發現了鬲、甗、甑等蒸煮飯粥的陶製炊具。這表明早在7000年前的原始社會，我們的祖先就會煮粥蒸飯了。然而古人的粥食比起現在分類更為詳細，因稀稠不同或成分不同而名稱各異。古時所言之粥相當於現在的稀粥，暄、糜之類則指稠粥。粥類食品的普遍，使青銅鬲的數量眾多。
吃也是政治
我們一向認為飲食的自然需求和社會禮俗沒有截然的劃分，王學泰說：
“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在人群關係中是最能起親和作用的形式之一。古代五禮（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都離不開飲食。飲食具有極強的凝聚力，是加強人與人聯繫的手段。它可使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產生一種和諧衝融的關係。”
所謂，吃中有禮，禮中有吃，因此吃什麼和怎麼吃都屬於禮的範疇。
商周時期是飲食文化的萌芽階段，“飲食”，原來極為家常的活動就與政治緊密聯繫起來，如上述的五禮就是一種“政治”。老子更以烹飪來比喻治國，“治大國若烹小鮮”。像《周禮》本是講西周官制的書，但我們也能夠從中大略看出西周宮廷的飲食風尚。當然，最直接的證據則是《周禮·天官·冢宰》，書中將“膳夫”、“庖人”、“享人”、“內饔”、“外饔”、“籩人”、“醢人”、“醯人”等等一干負責王族成員日常飲食生活的官員統統歸在掌理國務政務、輔佐天子治理天下的“天官冢宰”的編制之中。司味與司政也是合一的，但這種合一併不意味著可以互相取代。
如果說商代青銅器的主用功能是祭祀的道具，那麼西周青銅器則主要是標示身份等級，其禮器功能更多地體現在祭祀之外的朝會、宴享、婚聘、喪葬、約劑（簽訂文書）等活動中，這使得西周時的飲食更具有禮儀性。比如，與國君進食，更要講究揖讓周旋之禮，必須有一定的程序。按宴會通常的禮節，一般是主人先祭拜先人，而後客人再祭拜。如果國君賜給臣子食物，臣子可以不祭；如果國君以待客之禮對待臣子，臣子就要祭拜了，但這也要得到國君允許祭拜的命令。上菜以後，一般有專門掌管宰割牲畜以及膳食之事的官員“膳宰”先嚐每一道食物，如果沒有，那麼侍奉飲食的臣子，要代替國君先嚐一遍菜的味道，然後停下來喝飲料，等國君開始吃，臣子才能吃。國君請大家用菜的時候，臣子要先吃近處的菜，如果想吃遠處的東西，必須先由近處的食物開始，然後才漸及遠處的，這樣可以避免貪多的嫌疑。因此，反映在飲食器具上，西周有別於殷商的是食具大大多於酒具，且用十分抽象的花紋替代商代以動物題材為主的繁縟紋飾。
周平王東遷之後，周天子不再有控制諸候的力量，形成諸侯爭霸的局面。周王也只得默認這種現狀。在這種政治氛圍的籠罩下，青銅被濫用了。除了貴族專有的種種禮樂器外，更多的青銅器在日常宴飲中出現，其中以青銅食具為大宗。而且，合乎世間使用的器形、更加溫暖象形的動物造型，漸趨取代了商、西周崇尚的凝重莊嚴，甚或獰厲神秘的青銅風尚。這些漸趨“理性化、世間化”的青銅食器反映在東周人的飲食風尚上，則是淡薄“尊祖敬德”，而崇尚家庭的宴飲。這從東周時大量出現的作為陪嫁的諸多青銅食具也可見一斑。對於諸侯宴飲的赫赫揚揚的場面，我們更可以從輝縣琉璃閣甲墓、固始堆一號墓以及我們前文所提到的曾候乙墓中窺見一斑。但是，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疑惑，當時的宴會果真是如後人形容的一樣“食前方丈”（指吃飯時面前要擺放很多的食器和食物）嗎？考古學家郭寶鈞在《中國青銅器時代》一書中，描述了他深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一個諸侯約下大夫吃一頓飯所要用到的食器：六豆、六簋、四鉶、七俎，和二簠（一稻一梁）、二鐙（一大羹一醬）、豐觶（一漿飲一酒飲），還要加數種美味16豆；若約的是上大夫，就是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還需要加20豆其他美味。儘管這極有可能是史料中一種有意的誇大，但也能大致反映出東周時期的宴飲情況。為了應付這樣的禮儀和排場，青銅飲食器自然數量激增，並且表現出世俗化的特點。
禮崩樂壞後的迴歸
說起食具與政治的關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韓非子·喻老》講的一則有關“象牙箸”的故事：商紂王用象牙做了一雙筷子，他的叔父箕子為此恐懼不安。箕子認為，紂王用上了象牙筷子，必然不肯用土罐盛湯裝飯，一定要用犀牛角杯子和玉碗；有了象箸和玉碗，就不會再吃粗食豆湯，而要吃犛牛、大象和豹胎等山珍海味了；吃好了，肯定接著就要穿好、住好，那就不會穿著粗布衣服在茅屋裡用餐了，一定會穿著綾羅綢緞，住在廣廈高樓中……這似乎像危言聳聽，不過一切正如箕子所料，蛻變後的商紂王奢侈糜爛、暴虐無道，僅僅過了五年，強大的商朝就在紂王手裡斷送了。故事中小小的一柄象牙筷上揹負的是政治與道義，但這則故事也直接地反映了夏商時期的貴族已經懂得用考究的餐具來美化自己的飲食生活。一些人認為當時社會出現越來越奢靡的飲食器具追求是“禮崩樂壞”的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從中可見的是，東周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財富的積累，列國諸侯大量使用青銅器，甚至士卿大夫所用的銅器羅列出來都能令人咋舌。比如1988年太原金勝村發現的趙卿墓出土了鑊鼎1件、羞鼎5件，三套升鼎組合，分別為7件、6件、5件。此外還有蹄形鼎3件、鬲5件、甗2件、豆14件、簠2件、壺8件、鳥尊1件、鑑6件、罍2件、匜2件、舟4件、盤2件、炭盤1件、格2件、勺6件、肉鉤14件，器形精美，蔚為壯觀。趙簡子，是執掌晉政的六卿之一，雖然其地位特殊，但假如不是身處東周之時，能夠隨葬如此眾多的青銅器是不能想象，也是絕不可能的。
春秋晚期的青銅器，重新崇尚繁華麗的紋飾，但與商末周初的神秘詭異不同，有清新秀逸之氣，如新鄭李家樓大墓出土的蓮鶴方壺、隨縣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盤尊等。器上紋飾之繁複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反映在食器上的這種作器風氣，或可歸結為東周人們的現世觀念更重，以自然神、祖先神為代表的各種神祗漸趨退出他們心靈生活，轉向更專注於自我宴飲。不惟如此，他們還將自己宴飲享樂的場面複寫在所用的器具上，比如1977年陝西鳳翔高王寺所出土的一件鑲嵌宴飲銅壺上的紋飾，使用錯金銀、錯紅銅、鑲嵌、透雕、刻劃等手法裝飾青銅飲食具，彷彿點染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擺脫了鬼神束縛的生活是清新的、世俗的，新式樣的銅食具也在此時被頻頻製作出來，如1989年山西聞喜上郭村出土、黃君孟及其夫人的折肩盂形三角鏤孔柄豆、上海博物館所藏子仲姜盤等等，尤其是子仲姜盤，盤心的龜、蛙、魚、水鳥等立體動物造型都能作360°旋轉，這反映了製作工匠不受老舊的製作傳統約束，新興的貴族也在食具上爭奇鬥豔。
在這個文化背景上，東周時所出現的青銅食器種類繁複、工藝精美，也體現著東周飲食文化的精緻化、細節化。這在戰國晚期時人屈原的《招魂》詩中有十分詳實的體現，《招魂》一般認為是屈原深痛楚懷王被拘禁並客死他鄉而作，詩中備陳楚國宮室、食物之美，以招懷王之魂。詩中這樣寫道：
“全家人聚在一起，美食啊多種多樣。稻米粟麥作粥飯，飯中摻著黃粱。五味不爽口味正，把它們調和在菜餚上。肥牛腱子肉，小火煨得爛又香。五味調諧真鮮美，這是吳氏好羹湯。燉甲魚，炮羔羊，再喝新榨的甘蔗漿。醋烹天鵝煮野鴨，雁肉鴿鳥煎得香。火烤雞，龜羊湯，味道鮮美味不傷。油煎麻花裹蜂蜜，做子甜酥請君嘗。進蜜酒，酌瓊漿，裝滿酒杯端上堂。冰鎮清酒真爽口，請飲一杯甜又涼。精美的酒具已擺好，玉液瓊漿美名揚。”
顯然，這樣的飲食已不同於商周時期以“神”、“祖”為思想根源的飲食文化，而是貴族的自覺要求，其浸染著世俗的人間興味，活潑的生活氣息迎面撲來。
繁華過後往往都是靜寂。東周晚期，青銅食器徹底轉變了繁複華麗的作風，全素面青銅器取而代之。越是常見的器形，素面的越多，如在戰國晚期墓出土的鼎、豆、壺食器組合中，大多都是素面為主，最多再加飾幾道簡單的弦紋。出現這種現象，固然與青銅文化逐漸式微有關。但更為主要的是，戰國群雄角力爭雄、中原逐鹿，各國所能夠控制、使用的銅料大多都用來製作矛、戈、劍、鈹、鏃等用來征戰的兵器，而無力用珍貴的戰略資源造鍋做碗。此外，當時以南方楚國為代表的文化先進地區開始流行華美的漆器，它更加輕便，且便於施敷雲氣、龍風等複雜的紋樣。況且，各種漆盒、漆豆、漆壺、漆杯的漆衣或紅或黑，絢麗奪目。盛以美食，自然心曠而神怡。
當然，貴族宴飲大規模使用漆器，並不意味著餐桌上馬上就撤換掉青銅的食具，而是二者一起配合使用。在曾侯乙墓中，華麗的銅豆外還有奇異精美的漆豆，兩者可能都是曾候侯乙的心愛之物。不過，這已經無法挽留住青銅食具日漸單薄的身影。戰國晚期，隨著冶鐵業的迅速發展和鐵器的普遍使用，青銅時代行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