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前的今天，發生在武昌城內的那場震驚中外的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國綿延2000多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確立了民主共和政體，用現今的官方說法來講，可謂“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堪稱我們武漢這座英雄之城的極大榮光，也值得所有的中國人永遠銘記。
作為誕生於中國近代救亡圖存時代洪流之中、並且正是以這座“首義之城”的名稱來命名的著名高等學府，武漢大學與辛亥革命之間自然也有著千絲萬縷的歷史聯繫。至於二者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們先來看看幾十年前的武漢大學校方是怎麼說的——
1963年11月15日，武漢大學舉行50週年校慶，時任校長李達在校慶大會報告中稱：
武漢大學最初名為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創辦於1913年，
是辛亥革命的產物。在其後20多年的時間裡，武漢大學校方始終都延續著這套說法，即使是在十年“文革”期間也不例外。
1983年11月15日，武漢大學又舉行了70週年校慶，時任校長劉道玉也在校慶大會報告中稱：
武漢大學誕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從她誕生起，就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
然而，最近30年以來，畫風突變，武漢大學完全拋棄了本校為“辛亥革命的產物”的說法，而改為大肆宣傳——武漢大學有30多名學生參加了辛亥革命！
這是怎麼回事呢？武漢大學不是“辛亥革命的產物”嗎？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武漢大學”，怎麼可能會有武大學生去參加這場革命？難道說，武漢大學成功地發明了時光機器，載著自己的學生成功地“穿越”回到本校誕生之前，去參加了一場促成本校誕生的革命？——好一部科幻（奇幻）大片的好題材！
當然了，以我們人類現有的科技條件，確實還無法做到在時間的長河中自由穿梭，去改變過去，不過，倒是有一種難度極小、成本極低的方法，似乎可以實現這一點，那就是——
篡 改 歷 史
很簡單嘛，自行把校史“拉長”20年，把跟本校毫無繼承關係、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自強學堂”和“方言學堂”強行認作本校的“前身”，如此一來，當年確實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30多名前自強學堂、方言學堂學生 ，不就搖身一變為“武大學子”了嗎？
高！實在是高！
不過，我還是要多問幾句——眾所周知，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中華民國，既然“辛亥革命‘首義功勳簿’上有30多位武大學生的名字”，那麼，不管是在民國時期，還是在對辛亥革命同樣持充分肯定態度的新中國時期，這都算是一件極其光榮的事情吧？可是，為什麼從民國初年直到新中國成立後40多年的時間裡，武漢大學校方以及廣大師生校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提到過這件事情？為什麼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這30多名前自強學堂、方言學堂學生，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從來沒有被任何人當作是“武漢大學校友”（其中的極個別後來確實真正成為武大校友者除外）？這批辛亥革命志士在生前跟武漢大學沒有任何關係，而在他們已經作古了數十年之後，卻被武漢大學翻出來給自己貼金，這世上還有比這更滑稽、可笑而又可悲、可恥的事情了嗎？
嘲諷完畢，言歸正傳，現在，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武漢大學與辛亥革命之間的真實歷史淵源——
一、辛亥革命與歷史上的三個“武漢大學”
關於武漢大學真實的建校歷史，筆者寫過很多文章，比較通俗的有《“武漢大學”是怎麼來的？》、《回望1913：“乾坤清曠，師儒道光，國學建武昌”》（可點擊閱讀）等，在前一篇文章中，筆者曾經介紹過，在我們今天的武漢大學於1928年最終“定名”之前，“武漢大學”這個名字就已經被不同人士先後使用過兩次了。
就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歷史資料來看，最遲在1910年5月，英、美兩國的幾所大學與教會人士就已經將他們計劃在武漢地區開設的一所大學正式命名為“Wu-Han University”了，換句話說，“武漢大學”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一年。 不過，這所“武漢大學”始終都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從未真正變為現實。該校原計劃在1913年正式“開校”，我們大可想象，1911年10月突然爆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肯定會對這所大學的籌建工作造成極大的衝擊。到了民國初年，雖然這項工作還在繼續推進，直到1914年3月，還能看到一點零星的新聞報道，但此事最終還是沒有了下文。
也就是說，從清末到民初，由英、美兩國人士籌創未果的這所“武漢大學”，其籌辦過程經歷了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全部階段，不過，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相關史料說明二者之間有什麼歷史聯繫，它們僅僅只是在時間上有所重合而已。
至於“武漢大學”這一名稱第二次被人使用之時，那就與辛亥革命有著直接的關係了。1918年8月，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 （武漢大學經濟學科的歷史源頭）首任校長汪濟舟寫了一篇題為《本校成立始末記》的短文，其全文如下：
民國七年，濟舟既長武昌商業專校之二載，釐訂校章，付諸手民，始念事之難也。乃慨然而言曰，斯校之成，非成於始成之日，其所由來者久矣。蓋自武昌首義，翦清室，建共和，都人士即謀所以紀大功者。於是，前廣東道尹王君韜庵議曰：“清室取亡之道多端，而階之厲者，實收回川漢鐵路也。今幸大功告成，即以米釐公股設立武漢大學，鑑彼禍端，宏我多士，不亦善乎！”眾曰：“可！”米釐公股者，張文襄督鄂時酌收湖北米釐，建築川粵鐵路者也。方是時，此款已歸交通部掌握，賴王君力爭，始撥息金籌辦。事基甫定，而王君中道歿於粵東，復賴湯君濟武、夏君仲膺、王君鐵公、時君月階、馬君校田、周君榮青繼起維持，始謀得以不墜，而事則仍不舉也。蓋
息金五萬餘元，湖北通志局提用泰半，其餘辦大學力實不足也。遷延至於五年，王君鐵公慮事久懸或廢，乃集同人商榷，先設商業專校，以為武漢大學基礎，議成，遂公請教育部開辦，去創議之初已閱五載矣。濟舟於時謬蒙部委承乏斯職，至於今倏又兩載，毫未展拓。追維首事諸公，王君韜庵既早歸道山，湯君濟武復身陷不測，生者又或轉徙，紛紛不能常聚。疇昔合眾，策閱歲時，欲辦一大學而猶限於才力，其始之難也如是。今以菲材，肩重寄思，欲擴而張之，滋益難矣，恐愈無日矣。諸君趟肯贊襄初議，時賜教言乎！武漢大學容有成立之日也，是固濟舟所深望也。謹題數語，以為斯校成立始末記，且以表彰諸首事之功雲。民國七年八月汪濟舟謹識
另有一篇1915年8月29日的《申報》報道如下：
由以上這兩條史料，我們可以得知，在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成功之後，這些革命志士曾在一起商討以何種方式“紀大功”，其中，前廣東道尹王韜庵（“韜庵”為此人的“字”，其“名”不詳，還望能有熟悉民國史的同行查到後告知，多謝！）提出，以前清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修築川漢、粵漢鐵路而特別徵收的“米釐公股”（即米稅）“設立武漢大學”，得到了大家的廣泛贊同，而這也是第一次有中國人正式提出“武漢大學”這四個字。當時正兼領湖北都督的中華民國副總統黎元洪，也與這些人一起“公同發起創辦武漢大學，以為共和發軔地之紀念”。由此可見，
“武漢大學”這個名字第一次被國人提出，正是為了表達對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個永久性紀念。
作為“首義之地”，“武昌”和“武漢”這兩個地名可以說享有同等的聲譽。如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1912年2月15日的《祭明太祖文》中就指出：“歲在辛亥八月，武漢軍興，建立民國，義聲所播，天下響應……”
後來，首義元勳馬伯援、居正等人又呈文孫中山稱：“竊維武漢一呼，天下響應，專制倒幕，百度維新。聯五族為一家，合南北為一體，庶政蓋從公意，元元鹹得自由，民國基礎，至是確立。微我武漢諸先烈士，擲其頭顱，棄其妻孥，以為代價，寧可底此。”
而孫中山則在當年4月1日的批文中明確指出：“
查民國開創，武漢實為首功，而諸烈士死事之慘亦獨烈。”因此，儘管當時的武漢三鎮在行政區劃上尚未合為一體，但以“武漢”之名為一所新大學命名，用來紀念偉大的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顯然也是極為適宜的。
不過，這所因紀念辛亥革命而籌建的“武漢大學”，其籌辦過程同樣是困難重重。一開始，王韜庵建議“以米釐公股設立武漢大學”，但這筆款項當時“已歸交通部掌握”，經過他的努力爭取，“始撥息金籌辦”。1912年，“武漢大學籌備處”在湖北省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今武漢大學法學學科的前身）正式成立。1915年8月，其校名最終定為“湖北省公立武漢大學校”。然而，米釐公股的息金5萬餘元被湖北通志局“提用泰半，其餘辦大學力實不足也”。到了1916年，當時的籌備負責人“慮事久懸或廢，乃集同人商榷，先設商業專校，以為武漢大學基礎”，最後，他們用這筆錢向教育部申請創辦了一所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這是我國第一所國立商業高等學校 ，也是當時唯一一所設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國立專門學校。
在武昌商專正式成立之後，此前的那個“武漢大學籌備處”也附設於該校之內，繼續運作，但此事後來卻漸無下文，不了了之。也就是說，民國初年為紀念辛亥革命而籌建的“武漢大學”，最終並沒有開辦成功，但至少也製造出了一個“副產品”——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而有意思的是，這所學校在開辦了10年之後（其間曾於1923年升格為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最終於1926年與國立武昌大學（今天的武漢大學的主要歷史前身與“正源”）等校合併組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也因此而成為了今日武漢大學經濟學科的歷史源頭。
基於上述史實，我們似可得出這樣一個歷史結論——今天的武漢大學經濟學科，堪稱辛亥革命的間接產物。
當然，不光是武昌商專這個武漢大學的歷史“支流”與辛亥革命有著如此密切的歷史聯繫，即使是
武漢大學的“正源”與“主流”——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來先後更名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同樣也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間接產物。
就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建校背景而言，在清末，按照清政府學部的規定，每省均須設立一所優級師範學堂（相當於民國初年的高等師範學校），然而，由於當時湖北的新式教育基礎比較薄弱，特別是高等教育尤為滯後，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前夕，湖北省也仍未能創辦出一所完全意義上的優級師範學堂。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成立後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對全國的高等師範教育進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是將高等師範學校定為國立，並在全國範圍內分區設置。從一開始，武昌（湖北區域）便被列為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設立地點。到了1913年7月，教育部正式委派以賀孝齊為首的一批從日本留學歸來的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友來到武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最終成功地創辦了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這是繼北京高師之後的全國第二所國立高等師範學校，與此同時，也是中國內陸地區的第一所近代國立高等學校，更是湖北、武漢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國學”。
由此可見，假如沒有辛亥革命後新的民國政府對全國高等師範教育的通盤規劃，高等師範教育基礎幾乎為零的湖北、武漢地區，顯然是不可能那麼早就出現一所在全國較具地位和影響的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講——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武昌高師，同時也很難有後來的武漢大學了。
1926年底，武漢大學的幾大“前身”經歷了歷史上的第一次大合併——武漢地區的5所公立大學（2所國立，3所省立）合併組建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如前所述，其中的2所國立大學——由武昌高師發展而來的國立武昌大學與由武昌商專發展而來的國立武昌商科大學，均為辛亥革命的間接產物。
1927年底，國立武昌中山大學被桂系軍閥非法解散。1928年夏，中華民國大學院最終決定將該校改建為國立武漢大學，並一直延續發展為今天的武漢大學。而“國立武漢大學”這個至今仍為武漢大學的廣大師生校友所津津樂道的光輝的名字，正是由時任大學院院長的辛亥革命元老——蔡元培先生一手敲定的！
二、武漢大學教職員中的辛亥首義志士
根據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武漢大學的兩個重要前身——武昌高師與武昌商專，從很大程度上來講，均是被辛亥革命所“催生”出來的，堪稱辛亥革命的間接產物。而在辛亥革命成功，武漢大學的前身諸校也正式建校之後，又有很多辛亥首義志士陸陸續續地來校工作，從而進一步加深了這場革命與這所大學之間的歷史淵源。茲以年齡長幼為序，對武漢大學早期教職員中的辛亥首義志士一一簡介如下（不完全統計）：
王葆心（1869－1944）字季薌，湖北羅田人，著名地方史志學者，國學大儒。
1912－1913年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
1922－1931年先後任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國立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難先（1874－1968），湖北沔陽（仙桃）人，著名民主革命家。
早年曾先後參加科學補習所、日知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1911年參加武昌首義。
1928－1929年間曾以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的身份，兼任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併為武大撥出了首期建築費20萬元。
劉成禺（1876－1952），本名劉問堯，字禺生，祖籍湖北武昌，生於廣東番禺，著名民主革命家。
早年曾參加自立軍起義，先後加入興中會、同盟會、南社等革命團體，武昌首義後回國，被黎元洪推薦為南北議和代表、湖北軍政府駐南京代表，1913年被北京政府稽勳局授予武昌首義“乙種”有功人員 。
1922－1923年任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歷史社會學系主任。
李廉方（1878－1959），原名李步青，湖北京山人，著名教育家。
武昌首義後，任湖北軍政府秘書長。1912年9月，由於他的極力主張，“武昌首義日”（10月10日）被正式確定為
中華民國國慶日，又稱“雙十節”。1922－1924年任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武昌師範大學事務主任兼附屬中學校長。
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省陽新縣燕廈區（今為通山縣燕廈鄉）人，著名革命家、政治家，有“湖北聖人”、“民國以來第一清官”之美譽。
早年加入同盟會，武昌首義後，先後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軍事秘書、全國禁菸公所總理、同盟會湖北支部長等職。
1925年1月至12月先後任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國立武昌大學校長，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任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1929年11月至1930年12月任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院長。
李劍農（1880－1963），又名劍龍，號德生，湖南邵陽人，著名歷史學家。
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首義後回國響應，並在武昌起義40天后在上海《民國報》上發表《武漢革命始末記》，後在漢口參與創辦《民國日報》，宣傳民主革命。
1930－1938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史學系主任兼政治系教授，1947－1949年、1951－1963年再度回到武漢大學任教。
任凱南（1884－1949），湖南湘陰人，著名經濟學家。
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首義後回國響應，後在漢口參與創辦《民國日報》，宣傳民主革命。
1928年任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29－1937年任教於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1932－1937年任經濟系主任，1935－1937年兼任法科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黃岡人，著名哲學家、國學大師，新儒家開山祖師。
早年加入日知會，武昌首義後參加了光復黃州的活動，後赴湖北軍政府任參謀。
1925年曾任教於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教育哲學系。
楊端六（1885－1966），原名楊勉，湖南長沙人，著名經濟學家、貨幣銀行學專家，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
早年加入同盟會，武昌首義後回國，在上海組織海軍陸戰隊，並任秘書長。
1930年起任教於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1930－1933年任商學系主任，1933－1937年任法學院院長，1938年任遷校委員會委員長，1945－1946年任覆校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1947年任教務長。
董必武（1886－1975），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法學家。
武昌首義後，加入同盟會，並先後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秘書、理財部秘書官、財務司總務科科長等職。
1926－1927年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1927年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政治訓練委員會委員。
黃侃（1886－1935），字季剛，湖北蘄春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國學大師，“章（太炎）黃（季剛）學派”的代表人物。
早年先後加入同盟會、共進會、文學社，1911年發表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鼓吹革命，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被推選為參議員。
1919－1921年任教於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史地部，1924－1926年任教於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國立武昌大學國文學系。
周鯁生（1889－1971），原名周覽，字蔭松，湖南長沙人，著名國際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
早年加入同盟會，武昌首義前回國，在漢口參與創辦《民國日報》，宣傳民主革命。
1929－1939年任教於國立武漢大學法學院，曾任政治系、法律系主任及法科研究所所長、教務長等職，1945－1949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湖北黃岡人，著名地質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領導人，地質力學的創始人。
武昌首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
1925年先後任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國立武昌大學理工院院長，1928年任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28－1939年、1947－1949年兼任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
劉樹杞（1890－1935），字楚青，湖北蒲圻（赤壁）人，著名化學家、教育家。
早年曾參加武昌首義及陽夏保衛戰。
1928年7月至9月任國立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28年7月至1929年3月任國立武漢大學代理校長，1928年7月至1929年任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1929年3月至5月任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籌備主任。
許德珩（1890－1990），江西德化人，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五四運動中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九三學社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武昌首義後，加入軍政府憲兵隊。
1927年曾任教於國立武昌中山大學。
王世傑（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陽人，著名憲法學家、教育家、政治家。
武昌首義後，曾任湖北軍政府秘書，並參與守城工作。
1929－1933年任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1931－1933年兼任法律系主任。
耿丹（1892－1927），字仲釗，湖北安陸人，著名革命家。
早年加入共進會，後參加武昌首義及陽夏保衛戰，1913年被北京政府稽勳局授予武昌首義“甲種”有功人員。
1920－1924年先後任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國立武昌師範大學經濟學教授，1923年曾任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教務長兼公民學教授。
趙師梅 （1894－1984），名學魁，字師梅，湖北巴東人，著名電機工程學家。
早年加入共進會，武昌首義前曾繪製20面“鐵血十八星旗”，後參加武昌首義及陽夏保衛戰，1913年被北京政府稽勳局授予武昌首義“甲種”有功人員。
1922－1923年任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數學教員，1930－1953年任教於武漢大學工學院，曾任教授會主席、電機系主任等職，1939－1943年任訓導長，1945－1946年任覆校委員會委員。
以上這些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武大早期教職員，只是筆者的不完全統計，可能還有不少遺漏。他們原本只是埋頭書齋、刻苦攻讀的一介書生，然而，當革命的大潮來襲，整個國家都處在極其關鍵的命運轉折關頭時，他們便毅然拿起武器，或是以紙筆作為武器，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股推動社會進步的時代洪流中去，堪稱“能文能武”的光輝典範，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和民族盡忠盡責的崇高情懷。毫無疑問，他們個個都是我們
武漢大學的驕傲，也是我們國家的驕傲！
不過，有一點必須要強調一下，那就是——先有辛亥革命，後有武漢大學，對於上述人士來說，他們全都是先參加了辛亥革命，後來才帶著這一無比光榮的既往履歷陸續來到武漢大學工作的，也就是說，他們參加辛亥革命這件事情，跟當時並不存在的武漢大學，可以說沒有任何關係，因此，我們切不可誇大其辭地把這些人對辛亥革命的功勞都算在武漢大學頭上，就像武漢大學的前身武昌高師對於中共“一大”的“間接貢獻”實際上只有1919年畢業的陳潭秋1人一樣（一大代表中的其餘4位武大校友都是在一大過後才成為武大校友的），這才是實事求是之道。
最後，謹以辛亥首義志士、武漢大學校友董必武先生57年前為本校50週年校慶題詞中最經典的幾句話，作為全文的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