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河北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恢复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刘秀死后被称为世祖光武帝。同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建武三年（27年），赤眉军的主力在离长安东归途中向刘秀投降。同年，割据中原的梁王刘永从被刘秀包围的睢阳城出逃，被部下所杀。
建武四年，汉军围李宪于舒，至六年初攻克，李宪被俘。
建武五年，刘秀的部将吴汉杀刘永之子刘纡于郯，张步杀苏茂后投降。
建武六年，吴汉克朐，俘董宪、庞萌。至此，刘永势力全部肃清。同时，割据黎丘的秦丰被俘。占有武当的延岑和田戎等逃亡，投公孙述。割据渔阳的彭宠被其苍头（家奴）所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东汉所有。建武五年，据有河西的窦融归附东汉，使割据陇西的隗嚣处于孤立境地，导致其向据有巴蜀的公孙述称臣，合力抗汉。
建武八年，刘秀与窦融两路夹击，消灭了隗嚣的主力。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十年十月，其子隗纯降，陇西平定。
建武十一年，汉军两路大军攻蜀，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战败受伤身亡，成都降，巴蜀平，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消灭。至此，除了一些边疆地区外，全国重新统一。
我们只介绍了刘秀称帝后的一些简略的事情，至此位面之子的光环用尽了…
光武帝（25～57年在位）实行“务用安静”（务必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实行富有弹性而灵活的政策）。他注意减轻赋税徭役，提倡节俭，放宽刑法，释放奴婢，并省郡县，精简官吏，任用良吏，打击豪强，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恢复。
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时，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同时对诸侯王加强控制，防范外戚专政，所以政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
但即使是在东汉的全盛时期，也没能再造西汉的辉煌。和帝以后，东汉初就预伏着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且日益严重。
光武帝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支持才登上帝位的，特别是他故乡南阳一带的宗室、豪族，是他主要的依靠力量。东汉初，官僚豪强拥有大量土地，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他们大多凭借权势隐匿不报。户口隐漏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其中一部分就隐匿在官僚豪强名下。
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各州郡认真清查核实垦田数和户口登记，就是为了将被隐漏的土地和户口清查出来。但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和豪强地主勾结起来，以“度田”为名，对农民实行苛刻的清丈，连屋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也要计算，而对豪强却百般优待庇护，百姓怨声载道。
光武帝得知后，将有舞弊行为的十余名高官处死，但各地都出现了“大姓”、兵痞和“群盗”（一部分为起义农民，一部分为盗匪）的武装反抗，袭击行政机构，杀死官吏。地方政府加以追剿，军队一到就不见踪影，军队撤退后又重新集结。光武帝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度田”不了了之。
连开国皇帝也无法触动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以后的皇帝就更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东汉期间豪强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被他们隐匿的田地和户口也越来越多，转嫁到在户籍的农民头上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而东汉的国力却越来越弱。
章帝死后，就接连出现少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秉政的局面。而少主一旦成年，就依靠宦官夺回权力，清除外戚。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一次次重演，成为东汉无法摆脱的轮回，直到覆灭。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制造出一次次权力斗争，使大批文武官员和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而且导致吏治腐败，国势衰落。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之风，评议鉴品人物。善于清议的名士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领袖，他们的贬褒左右着舆论，影响着士大夫的进退。清议起了发扬正气、揭露黑暗的作用，但往往失之偏激、矫枉过正，甚至故作姿态、哗众取宠，名士中混杂了不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当权的宦官集团是清议的主要目标。这种斗争又与朝廷的权力斗争、外戚与宦官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为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灵帝（刘宏，167～189年在位）时发生的“党锢”事件。
使东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屡次出兵镇压，并将一部分羌人迁至陇西、陇东和关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迫使朝廷将西北和关中的行政机构内迁，还强迫百姓随同迁移，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长达百年的断断续续的镇压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终于黄巾之乱爆发，虽然九个月就被平定了，但东汉政府将权利下放至地方，导致地主豪强之家的迅速做大，一些地方官和将领掌握了军政权利，紧接着迎来了三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