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塑像
浮士德由“小我”空間進入“大我”空間，是矛盾辯證思想的具體演繹
浮士德由“小我”空間進入“大我”空間，或者說由“小世界”進入“大世界”的行動，就是矛盾辯證思想的具體演繹。
下面的文字，是歌德確定的《浮士德》寫作計劃的最初佈局：
（生活。行動——本質）
人的生活享受，從外部看——第一部——熱情處於沉悶狀態之中。
行動享受——向外——第二部——和有意識地享受。
美，創造的享受——從內部——處於混亂中的尾聲——在通向地獄的道路上。
整個安排既說明了由“小世界”到“大世界”的轉變，是歌德在浮士德追求“崇高的先人的靈境”的行動過程中設置的必經之路，又顯示了浮士德經歷的感性享受和理性享受的不同階段，均是矛盾辯證思想的具體化呈現。雖然劇本的尾聲與原計劃相悖，實際上是通向天堂之路，
但也沒影響到作品的“初心”。第一部“小世界”，浮士德在“熱情處於沉悶狀態”的內心矛盾的煎熬下，發現了自身的價值，參悟到“靈境”追求的關鍵是“行動”，並把《聖經》中的“泰初有道”一句，改譯為“泰初有為”，“為”即“行動”。於是，浮士德心潮澎湃，熱情似火，在“愛念”的支持下，急於投身到時代中，去領略“人類的精神”，承擔起人類的苦樂。
浮士德愛上葛麗卿
然而，封建勢力強大的思想影響和浮士德本人的利己主義情慾，特別是他對客觀現實還抱有一定的憎惡感，如第一部“夜”中，他與作為塵世生活的全體性象徵的地靈的對話：
地靈：誰在召喚我？
浮士德（掉過頭去）：面目多麼可憎！
地靈：你大力把我吸引，老在我的境界上糾纏不清，可是如今——
浮士德：唉！你真使我噁心！
再加他對前途的迷惘，不知道“從何處把握”“無限的自然”，“從何處得到”“生命之源”的“哺乳”；這使得他經不起靡非斯陀的引誘，終於“沉溺在強烈的愛慾當中”，以至於釀成了葛麗卿之死的悲劇。
但是，浮士德內心的兩重性決定，他既容易接受魔鬼的引誘，又能不斷戰勝惡魔的誘惑，在歧途和錯誤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達到至善。事實也如此，浮士德在經歷了官能享受和良心受到極大苛責的痛苦之後，沒有消沉，理智戰勝了
“愛念”，最終從個人情慾中解脫出來，開始由“小世界”進入“大世界”，即由個人生活的小天地擴展到對整個社會政治生活的探求。在“大世界”，變幻著的人類各個時代，如走馬燈似地在我們眼前閃過：
目光被引向極為遙遠的過去，引向擁有各種傳說和自然神話的希臘古代，引向中世紀的全盛時期，引向早期資本主義時代，……
——漢斯—尤爾根·格爾茨《歌德傳》
天使拯救葛麗卿
既然感官享樂滿足不了浮士德，於是靡非斯陀再以榮譽、權力和財富等來引誘他。浮士德處心積慮地為宮廷服務，但只被封建皇帝當作取樂的魔術師；他神遊古典藝術世界，與代表古希臘美的海倫結合，卻落得個愛子墜喪、海倫消逝，只獲得一套代表古典美形式的海倫的衣裳；最後，他想在自己的封地裡改造自然，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但只能在這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悲劇幻境中因自我滿足而喜極倒地身亡。
魔鬼提供的任何享受，均未使浮士德感到滿足而放棄自己的追求，只有行動本身到達最高“靈境”時，才能讓他稱心如意。靡非斯陀在這場賭賽裡，雖形式上勝利，但實際上卻失敗了。上帝派聖徒和天使迎走了浮士德不死的靈魂，“善”最終戰勝了“惡”。
浮士德之所以能“獲救”，沒有按最初寫作計劃裡的安排墜入地獄，歌德認為，是因為他至死不渝地進行著愈來愈崇高愈來愈純潔的“活動”，即在行動中揚棄自身的消極因素，克服不合理性，排除客觀現實的阻擾，再加上來自上天的“永恆之愛”的幫助。另外，從“小世界”到“大世界”，始終進行著引誘與反引誘、快樂與痛苦、勝利與失敗的激烈交鋒；它們互相轉化，互相移位。這種矛盾的辯證思想，就成了聯通“浮士德精神”與詩劇全劇各階段之間的經脈。
在“肯定”中生成美感，在“憐憫”中體悟美感
在拋棄了亞里士多德關於悲劇作用的狹隘的純功利看法的同時，黑格爾認為，悲劇應該有所“肯定”，否則，最嚴肅而又崇高的美感是難以產生的。
比如《浮士德》中的肯定對象，正是浮士德本身和他的行動。悲劇作為理念的感性顯現，它首先應該具有社會的、精神的功利性，也即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給人以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黑格爾畫像
那麼，悲劇的美感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
“在悲劇結局中被揚棄的，只是片面的特殊性”，“通過這樣一種解決，永恆的正義才能在若干目的和若干個人身上實現，也就是說，使擾亂它的安寧的個性毀滅，從而恢復倫理的實體和統一。”
而“個性毀滅”是要有一定的時間和過程的，這種“片面的特殊性”也許在某些階段暫時壓倒“倫理力量”，使人在審美愉悅中產生痛苦之感，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對這個問題，黑格爾在《美學》中也做過詳盡的分析，他說：
人真正應該害怕的並非外界的力量及其壓迫，而是倫理的力量。倫理力量是人對自己的自由的理性的一種規定，同時又是永恆和不可侵犯的東西，在被人蔑棄的時候，人就把它請來反對自己。正如恐懼一樣，憐憫也有兩個對象。
恐懼起源於矛盾衝突和結局，這種衝突表現在人的方面，是“自由的理性”（人的追求與倫理力量），與人的實際存在之間的衝突。對沖突兩方面的憐憫，就使人心中湧起一股對於自己的崇高感，從而“淨化”了激情，所以，儘管是悲劇性的結局，也能給人的以快感，獲得美的享受。
歌德給悲劇《浮士德》精心營造了主人公的內在與外在矛盾衝突，並在代表“惡”本身和否定精神的靡非斯陀的配合下，為全劇灌注了矛盾辯證思想。通過對美與醜、善與惡、行動與反行動的矛盾衝突的展開，引起人們對浮士德不滿現狀、不斷追求、勇敢探索和不停行動的精神追求，卻遭到客觀現實一連串無情打擊的“憐憫”，造成一種美的和諧的整體效應。
《浮士德》舞臺佈置
這種美處於主客體的矛盾激化中，是矛盾辯證思想的美的昇華，是在浮士德不斷行動的嚴酷的實踐鬥爭中顯示出的偉大的實踐力量，即是美化的浮士德精神在嚴酷鬥爭中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
這種美具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強大力量，是一種不可阻遏的強勁的氣勢。它在形式上往往表現為一種粗獷、激盪、剛健、雄偉的特徵，給人以一種驚心動魄的特殊的審美感受，即崇高感。
歌德正是憑這種先進的美學觀，為人類創造了像《浮士德》這樣的思想上博大精深，藝術上光彩照人的不朽之作。
最後的結語
總之，悲劇《浮士德》，特別是劇中包蘊的“浮士德精神”，對於近代西方美學體系的創立，具體說是對於黑格爾美學體系的創立，有著不可忽略的啟發作用。如果說黑格爾的《美學》是在抽象理論領域裡對悲劇規律的“追根”， 那麼，歌德的《浮士德》則是於具體實踐中對悲劇本質的“求源”。
“浮士德精神”的餘波盪漾至今，對西方世界當代悲劇觀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特定歷史意義上，這部作品確實可以稱為開天闢地的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