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動靜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別稱杜工部，杜少陵，杜拾遺，杜草堂，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出生官宦家庭，深受儒家思想，但一生又不得志，憂國憂民，留下1000多首詩，詩中多有流露出對人民悲慘生活的同情和對統治階級，尤其是高級統治階級的批判與痛恨，真實的再現了唐朝由盛及衰的現實生活，所以他寫的史被稱為“詩史”，他本人被稱為“詩聖”，杜甫的另一個身份是杜審言的孫子，杜審言也是唐朝初期大詩人，也是位狂傲之人，曾自誇“我的文章使屈原、宋玉的賦也成為部下，我的書法使王羲之也成為學生。”為後世貢獻了一個成語“衙官屈宋”。
嚴武（726年—765年），字季鷹。華州華陰（今陝西華陰）人。唐朝中期大臣、詩人，初為拾遺，後任成都尹。兩次鎮蜀，以軍功封鄭國公。嚴武的另一個身份是嚴挺之的兒子。嚴挺之與杜審言同朝為官，也是好友，嚴武與杜甫是世交，雖然兩人年齡相差14歲，但杜甫高出嚴武一輩。
因為這層關係，嚴武成了杜甫繼高適，李白後的又一好友。
嚴武可以說是文武雙全，能詩能武，官做的也不錯，屢立戰功，《軍城早秋》“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 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詩中充滿了殺氣和必勝的信心，嚴武接替高適與入侵的吐蕃作戰，取得勝利。深得朝庭的賞識和重用，被任命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成為鎮守一方的“土皇帝”。
杜甫被唐肅宗貶官後，同時，被貶的還有他的好友房琯，杜甫為房琯辯解說好話，惹怒肅宗，房琯被貶的原因是指揮平息安史之亂大敗，付出的代價是五萬兵馬，傷亡四萬多。杜甫被肅宗認為是房琯的“同黨”。
杜甫流落成都建“杜甫草堂”時，嚴武給予了杜甫重要的支持和幫助，在嚴武的勸說下，杜甫又在嚴武手下為官，嚴武舉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部，杜工部的別稱就這麼來的，這也是杜甫做的比較好的官。
杜甫與嚴武的關係似乎又沒有傳說中的那麼好，杜甫也是繼承了杜審言的狂傲，這看不慣那看不慣的，嚴武雖同樣也是個文人，但也是武將，更是政客，處事風格與杜甫應該是截然相反。
嚴武生性暴斂。8歲時就殺死父親的小妾為母親出氣，年青時，為逃避官府懲罰，把他私藏的一個美女，為消除人證，活活淹死。
做人是否也有待商榷，房琯為相時，對嚴武多有提攜，但被貶後，正好在嚴武手下，嚴武對房琯是毫不客氣，呼來喚去，絲毫不記得知遇之恩。
為此李白的巜蜀道難》“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對杜甫進行了提醒和勸說。
果不其然，杜甫酒後失言，激怒嚴武，差點被嚴武殺了，多虧嚴武的母親及時出手相救。
江湖恩怨誰能說的清，“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此次相逢是最後一次相逢，嚴武年僅40歲就去世了，杜甫也失去了靠山，杜甫送嚴武最後一程，悲痛欲絕《哭嚴僕射歸櫬》：“ 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明月明朗明空明天
杜甫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有三個人，分別是李白、高適和嚴武，何以和嚴武也有這麼鐵磁的關係，很多因素。
第一，杜家與嚴家世代交好，自然延續至後輩。
杜甫的爺爺杜審言是近體詩的奠基人，在唐代詩人的圈子裡極有名望，武則天很欣賞他的才華，招至京城，後杜與張易之兄弟沆瀣一氣，被流放到峰州。嚴挺之小杜審言28歲，但兩人卻是忘年之交，在朝中相互關照，關係極好。嚴挺之暮年得子，726年嚴武出生，杜審言的孫子杜甫712出生，長嚴武14歲，杜甫不僅年長，還大嚴武一輩。
第二，杜甫和嚴武彼此欣賞，惺惺相惜。
嚴武自小習武但對詩卻是頗為喜愛，這便有了兩人共同的愛好，杜甫和嚴武常常一起唱和對詩，非常友好。嚴武曾作《軍城早秋》，“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從詩中可以看出，嚴武除武功了得，還有很高的文字功底。
杜甫喜歡嚴武英勇善戰和運籌帷幄的大將之風，嚴武欽佩杜甫的藝術才華，可謂五體投地，但嚴武不僅如此，他還可以寫出《軍城早秋》這樣高格的詩作，這也讓杜甫自然敬之。嚴武若是當年不走習武之路，或許也可以是一代名耀千年的詩人。
第三，兩人性格相左，互為補充。
杜甫是典型的文人氣質，滿腹才華，情感細膩，嚴武則生性暴戾，豪爽仗義，重情重友。特別是杜甫官場不順之時，常常是嚴武相幫走出困境，764年春天，已經漂泊很久的杜甫聽說好友嚴武回到蜀州，他也回到成都，在嚴武的力薦之下，他又重回官場，成為世人知曉的杜工部。可惜第二年，他一生的摯友嚴武猝死，杜甫失去靠山，重又開始了自己的漂泊之路。
第四，不僅是知己，還是依靠。
人們常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嚴武對於杜甫而言，不僅是知己，還是依靠。杜甫自嚴武離世，遭到沉重的打擊，從此再未為官。他把精力全部放到了寫詩上，不足兩年的時間，做詩430餘首。770年，杜甫溘然離世，年五十九歲。
閒來話文史
杜甫和嚴武是世交，往來時間很長，他們應該從小就認識，杜甫比嚴武長了十四歲,論年齡應該算兄長，但論官職，杜甫卻一直是下級。嚴武曾在肅宗朝中任給事中，其時杜甫與他同朝為官任左拾遺。杜甫充分利用了與嚴武“同朝為官”的機會，發展了他們原有的交情。
他一方面寫了《奉贈嚴八閣老》一詩頌嚴：“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仇兆螯注曰：“上四頌嚴，稱其遇主乘時，下四敘情，喜其同官相契。”另一方面，他們同出房琯門下，都受房琯推薦，政治上屬於同一陣營，所以想法也較為投機。
可惜僅僅過了幾個月，時任宰相的房琯因得罪降官，杜甫上書為房琯說情，“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舊唐書·文苑本傳》），結果觸怒肅宗，被放還。在放
還“往鄜州省家”時作了給嚴武的《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一詩，其中“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燻”諸句，“留別之情”淋漓盡致。乾元元年（758），同是房琯門下的嚴武與杜甫相繼被貶為巴州刺史和華州司功參軍，二人雖因各貶一方暫時分手了，但至次年杜甫棄官之後寓居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時，杜甫為了發展和鞏固友情，又作了一首500字超級長詩《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敘舊、懷念、勉勵、意氣懇切，五味雜陳，老杜在其中把他的煽情天
賦揮灑無餘。詩中“禁掖明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等句，既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哀怨，也透露了一些因仕途
失意而欲歸隱山林的想法。
很快，嚴武時來運轉，當上了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當時，杜甫正幽居成都草堂。杜甫既與好友相逢，又找到了靠山，自然心情暢快。嚴武此時對杜甫多有照顧，杜
甫當時基本上算個無業遊民，能夠安居草堂，不愁生計，主要得力於嚴武的資助。嚴武剛到成都，就去拜訪杜甫：“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嚴中
丞枉駕見過》）。此後，嚴武時而贈酒給杜甫，時而攜酒饌親訪草堂與杜甫對飲，時而有詩歌唱和，而且還向朝廷舉薦杜甫，但是前面說過自從被放還後，杜甫漸有了些歸隱的想法，所以第一次召補京兆功曹被杜甫以“懶性從來水竹居”、“幽棲真釣錦江魚”（《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為由拒絕了。但嚴武還不死心，還在對杜甫苦口婆心地勸仕，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綿州時，他還在動員杜甫：“試回滄海棹，莫妒敬亭詩。”（《酬別杜二》）可杜甫似乎下了老死江湖的決心，絲毫不為所動。雖然杜甫沒買嚴武舉薦的帳，但對朋友的好意，他還是心領了，這一時期杜甫的“贈嚴詩”凡十三首，不僅數量多，內容也很真誠。首先，杜甫視嚴武為知己：“
寂寞江天雲霧裡，何人道是少微星”（《嚴中丞枉駕見過》）；“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非但如此，杜甫還搬出了自己的老祖宗來
誇讚嚴武，他覺得嚴武很象他的十三世祖、晉代名將杜預：“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徵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對最後兩句楊倫《杜詩鏡銓》注曰：“回想當年先祖杜徵南所建立的功業，和您今天的情況是多麼相似啊。徵南，指杜甫十三世祖杜預，曾任徵南大將軍，封當陽城侯。因杜預‘博學多通，明於籌略，此嚴公亦以文人而為節鎮也’。”嚴武被召入京時，杜甫又依依送別，一直送到離成都三百餘里的綿州，作有《送嚴侍郎至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詩，寫完之後，覺得還是沒送過癮，於是又送到了離綿州三十餘里的奉濟驛，真是長亭更短亭，此情綿綿無絕期：
遠道從此別，青山復空情。
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
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纏綿悱惻，情深意篤，難怪有人把這段時期戲稱為杜甫與嚴武交往的蜜月期。
沒過多久，嚴武就以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的高職，第二次鎮蜀。老杜得知嚴武歸來的消息，狂喜異常：“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奉侍嚴大夫》）；本來以為高適的離職，會使自己失去靠山，現在嚴武回來，生活又有依靠了：“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四）。在送走嚴武之後，歷經了徐知道之亂，在梓州、閬州避亂流寓的一年半時間(寶應元年秋至廣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裡，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肅宗時所立的舊案，一些遭貶斥的舊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許多故人也相繼應召人京，杜甫也不免心癢。心情也不再平和，寫出了一些“嫉惡懷剛腸”式的詩句。所以，當嚴武第二次鎮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嚴武招邀，已經于歸家興奮之際說出了“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是見疣贅，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裡話，大有主動請纓之意。廣德二年（764)六月，嚴武上表薦舉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部、賜緋魚袋，杜甫一生最高的官銜莫過於此。
這段時間裡，杜甫或為嚴武出謀劃策，或協助嚴武軍事訓練，或同嚴武分韻賦詩，或陪嚴武觀山泛舟，生活很充實，但久而久之，距離產生醜，杜甫對嚴武的“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新唐書·嚴武傳》）產生異議，並作《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詩和《說旱》一文進行諷諭和諫諍；同時又打起了退堂鼓，在詩中多次表示辭幕歸隱的意願：“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立秋雨院中有作》）、“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到村》）、“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獨坐》）。一方面，由於彼此地位的變化，老杜對嚴武的期望落空了，幻想破滅了，關係緊張了，終於導致老杜的託病辭歸；另一方面由於杜甫的不識抬舉，反覆要求離開嚴武幕府，使嚴武頗為心煩，也頗為心寒，對杜甫也逐漸冷談。事後，杜甫雖然也作有《敝廬遣興奉寄嚴公》一詩，盼望嚴武再次光臨草堂，但是從此，再也看不到杜甫入府赴宴的詩，也看不到嚴武曾來“席門”的痕跡，甚至連詩歌上的唱酬也沒有了。
這段時間，杜甫與嚴武的關係急轉直下，據說還有杜甫酒後對嚴武失禮的事，算是這個時期二人緊張關係的總爆發，向來為歷代八卦文人所喜八。也因此史籍所載嚴武當時的反應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不以為忤”。例如《舊唐書·杜甫傳》雲：“（甫）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看來老杜的脾氣比李白好不了多少啊，竟踩到嚴武床上指著他的鼻樑罵道：“嚴挺之竟然有你這樣的兒子！”，但“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第二種是先怒後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說杜甫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嚴武：‘你是不是嚴挺之的兒子？’嚴武一聽，面色大變，正待發作。杜甫趕忙接上下一句：“我是杜審言的孫子。”這才緩解了氣氛。第三種是怒至欲殺。例如《新唐書·杜甫傳》說的自酒後事件發生之後，嚴武一直耿耿於懷，表面上裝作原諒杜甫，有一天瞅準機會就要殺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眼看杜工部就要人頭落地，幸虧有人去通報給嚴武的母親，嚴母深明大義，“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云溪友議》），在嚴母的挽救之下，杜甫才得以保全，可憐與杜甫交情甚篤的章彝卻成了刀下之鬼。《蜀道難》有一說就是李白聽說此事後，擔心杜甫和當時貶官任職於嚴武手下的房琯的安危所寫。
也就在杜甫去蜀東下後不久，嚴武猝然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