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新年伊始，劉主任為我找到一件好差事——為同屬華中電力公司旗下的九江電廠三期項目擔任鍋爐組會議翻譯。對，是鍋爐組！鍋爐組似乎總是比汽機組重要，大概因為他們是玩火的，是整個電廠的驅動力。電廠裡各專業之間有沒有鄙視鏈？我不知道。
至此，畢業第4年，我的心願已償，有穩定的職業，還得到重視，沒有人監護，可以放開手腳真刀實槍地戰鬥一回。
九江電廠
長沙就是我們村
九江電廠三期項目向日本海外協力基金貸款約37億元，用以建設兩臺350MW燃煤發電機組，機爐島的合同已經1998年1月授予美國福斯特惠勒公司。2003年三期項目竣工時，九江電廠的發電量佔整個江西省75%，佔整個華中電網15%，成為華中電力公司旗下最大的電廠。這個電廠是江西人民的驕傲，更是九江人民的驕傲。
第一次設計聯絡會居然又選在長沙，又在長城賓館舉行！我第二次到長沙，第二次住在長城賓館。看來，我跟這長城賓館真有緣。
其實，我跟長沙更有緣。
自1985年起，在那個還收糧票的年代，我們小村的人以及周圍沾親帶故的人，在我稱之為四爹的叔叔的帶領下，陸續來到長沙擺飲食攤，賣油餅。長沙市區的楊家山、五里牌、朝陽、左家塘、金灣子和前塘等地，都有我們村的人。1987、1988年，我的父親、母親、妹妹就在左家塘賣油炸餅。最高峰的年份，我們村及親朋好友約有200多人常年居住在長沙。一直到2020年，還有村裡人在長沙謀生，不過都已經產業升級，鳥槍換炮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對長沙充滿感激之情。那時候，我沒有村裡人的聯繫方式，也沒有貿然前去尋親訪友。
長沙桔子洲
我們張氏一位清代宗親張錫謙於嘉慶十年中進士，任長沙知府。1827年，他主持長沙府的童生試，見到一名考生試卷特別優秀，本擬作第一，但念其只有15歲，轉而批其為第二名，將第一名讓給一位多年應試的老考生，並召見那位考生褒獎撫慰，一時傳為佳話。那位考生名叫左宗棠。我們張氏宗譜上，始祖張文德有九個兒子，其第六子張萬六的子嗣在有清一代出了二百多名進士。張錫謙便出自其門下。其他八門表示不敢直視。我是張萬九的第十六世孫。
講一句讓長沙人民不高興的話，感覺長沙就是我們村。
鍋爐組
九江電廠的人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九江電廠的人。我向華中電力公司外事辦主任蒲主任報到後，由她將我引薦給九江電廠會務，安排我到鍋爐組。第一天晚上，全體人員開了一個動員大會，九江電廠張副總上臺致辭。聽他的口音，我猜測他要麼是我們河南光山縣人，要麼就是湖北紅安縣人。後來，果然是光山縣人。
九江電廠夜景
九江電廠三期項目的設計方華東電力設計院將在項目業主方的見證和參與下，與美國福斯惠勒（Foster & Wheeler）商談具體的設計問題。鍋爐組會談的三方坐在一間會議室裡，也差不多有二十人。美國那一方我印象深刻的人有三個人：一名中國女子，是其北京辦事處職員；一名印度人，記不得他的名字，但他有一個奇怪的姓——Roo；一名美國金髮碧眼的白人邁克，是個剛畢業不久、特別喜歡開玩笑、口無遮攔的小年輕。邁克說，他們把Roo讀成兩個音：[‘rau ‘wu]，可音譯作“饒五”。
華東電力設計院的總部在上海，所以有很多上海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名字叫黃河，姓什麼我不記得了。介紹他的名字時，我說，黃河這兩個字其實是中國的母親河，即Yellow River。不料，在會議間的空閒時刻，邁克湊到我耳朵邊說，他們在衛生間小便時，一般都會開玩笑地將尿液稱為黃河。氣得我半天說不出話來，不知道如何回應。難道他不覺得這樣的玩笑特別粗魯無禮嗎？我覺得我二，那傢伙更二。
我們這一方，剛剛英語專業畢業的曹小姐，是九江電廠的翻譯，坐在一邊旁聽，就跟兩年前在會議桌邊坐冷板凳的我差不多。這時候，我的自信心增強，以前的那種興奮勁兒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我意識到，翻譯這工作並沒有想象中那麼有意思。
會談以合同文本為線索，逐條討論雙方認為描述不清楚的地方，並將討論達成的共識寫出來。口譯的質量，我自己感覺還算湊合；不也敢說特別好。除了白天會議翻譯，晚上我還要翻譯文檔，並不輕鬆。跟我住一個房間的室友是一名來自華中電力的工程師。他每晚都要招來一幫人在屋裡打牌直到凌晨一、兩點，害得我睡不好覺。華東電力設計院的人說我使用的詞彙好像有點特別正規。其實，他們的意思是說我用的詞有點過，過於正式，有賣弄的嫌疑。
有空的時候，跟華東電力設計院的工程師們聊天，我說上海話裡有一些字跟我們的方言有些字發音差不多，他們都不接茬。我感覺他們在想：哼，河南鄉下的土話，也敢高攀跟阿拉上海話。或者是我多心了。
我可能又翻譯錯了
日程安排的會談時間長達四個星期。第三週，Roo不再出現在會議桌那一側。我們問Roo為什麼沒來？美國那邊說，Roo被炒掉了。我們問為什麼？他們說，他未經過公司同意，擅自對你們做出讓步，所以被辭退。這是不是有點殺雞駭猴？還是在演戲？
殺雞也好，演戲也罷，後面的會談越來越艱難。中方說，你確認吧，就這樣做。美方說，對不起，現在還我不能答應。這個要到詳細設計階段才知道。中方說，你現在要是不確認，我們就進行不到詳細設計階段。美方聳聳肩，很遺憾，我們也沒辦法。
中方不斷地說，你這樣講，真好笑，真有意思，真滑稽等等，我從funny到amusing，換著用不同的詞來表達，我也不想將一個詞翻來覆去地使用。於是，終於有一次，我說，It’s ridiculous that blah blah。這一句或許可譯作：你怎麼怎麼樣，簡直是無稽之談。
話音未落，房間裡的空氣似乎凝固了。美國人個個面帶怒容，有一個人發出連珠炮般的反問。我有點慌，ridiculous可能是一個帶有侮辱性質的詞，把他們惹毛了。好吧，就算是我翻譯錯了，也沒有人察覺。不過，雙方存在根本性的衝突：一方要在現在這個初步設計階段把細節弄清楚，一方要在詳細階段才肯確認或者否認。這種衝突並非因我而起，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充其量，我不過是在裝滿炸藥的房間裡划著一根火柴而已。不，也沒那麼嚴重。
1995年，在小浪底工地當現場翻譯，我看著一切都很新鮮，一切都很搞笑，就一直笑。老闆把我叫到一邊。你怎麼回事，我明明剛才很生氣，你翻譯的時候卻在笑。這件事很好笑嗎？不好笑。不好笑你為什麼還要笑？你笑著翻譯，對方會以為事情不嚴重，我發火也不能引起他們的重視。記住，以後我生氣的時候，你就要生氣。我高興的時候，你就要高興。天哪，這個有難度。
於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動作表情，我儘量保持中立。還有一次，我看工人們往洞口裡推送錨索，都推不動了。我決定放棄中立，衝過去踢了錨索一腳。壞事了，一股鋼索彈了一下，彈到一名工人的胳膊上，刮掉四個指甲蓋大小的皮肉，頓時血流如注。
要做好翻譯工作，一點也不容易。
畢業證
終於熬到會議結束，九江電廠安排與會人員去湖南張家界旅遊，我急著回家，沒去。畢竟，女兒沒滿月的時候，我就出差到長沙，還在這裡盤桓了整整一個月。到現在，我也沒有去過張家界。
臨行前，受同事廖炯義之託，要為他到學校取回畢業證。那學校離長沙火車站很遠，離火車開車的時間還有兩個半小時的樣子，我才從酒店出發。他說可以打出租車。於是，我就叫了一輛出租車，結果由於我和司機都不熟悉情況，趕到學校就花了一個半小時。只好又打車回火車站，總共花了330塊的樣子。
我還記得回到公司，將出租車票和畢業證遞過去，小廖臉上驚愕的樣子。330塊，這也太貴了吧！是的，那時候，從焦作到長沙坐火車，估計也花不了50塊錢。那次打的，也是我乘坐出租車最貴的一次。
2016年12月，我回沁北電廠，又見到小廖。他已經想不起來畢業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