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新年伊始，刘主任为我找到一件好差事——为同属华中电力公司旗下的九江电厂三期项目担任锅炉组会议翻译。对，是锅炉组！锅炉组似乎总是比汽机组重要，大概因为他们是玩火的，是整个电厂的驱动力。电厂里各专业之间有没有鄙视链？我不知道。
至此，毕业第4年，我的心愿已偿，有稳定的职业，还得到重视，没有人监护，可以放开手脚真刀实枪地战斗一回。
九江电厂
长沙就是我们村
九江电厂三期项目向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约37亿元，用以建设两台350MW燃煤发电机组，机炉岛的合同已经1998年1月授予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2003年三期项目竣工时，九江电厂的发电量占整个江西省75%，占整个华中电网15%，成为华中电力公司旗下最大的电厂。这个电厂是江西人民的骄傲，更是九江人民的骄傲。
第一次设计联络会居然又选在长沙，又在长城宾馆举行！我第二次到长沙，第二次住在长城宾馆。看来，我跟这长城宾馆真有缘。
其实，我跟长沙更有缘。
自1985年起，在那个还收粮票的年代，我们小村的人以及周围沾亲带故的人，在我称之为四爹的叔叔的带领下，陆续来到长沙摆饮食摊，卖油饼。长沙市区的杨家山、五里牌、朝阳、左家塘、金湾子和前塘等地，都有我们村的人。1987、1988年，我的父亲、母亲、妹妹就在左家塘卖油炸饼。最高峰的年份，我们村及亲朋好友约有200多人常年居住在长沙。一直到2020年，还有村里人在长沙谋生，不过都已经产业升级，鸟枪换炮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长沙充满感激之情。那时候，我没有村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贸然前去寻亲访友。
长沙桔子洲
我们张氏一位清代宗亲张锡谦于嘉庆十年中进士，任长沙知府。1827年，他主持长沙府的童生试，见到一名考生试卷特别优秀，本拟作第一，但念其只有15岁，转而批其为第二名，将第一名让给一位多年应试的老考生，并召见那位考生褒奖抚慰，一时传为佳话。那位考生名叫左宗棠。我们张氏宗谱上，始祖张文德有九个儿子，其第六子张万六的子嗣在有清一代出了二百多名进士。张锡谦便出自其门下。其他八门表示不敢直视。我是张万九的第十六世孙。
讲一句让长沙人民不高兴的话，感觉长沙就是我们村。
锅炉组
九江电厂的人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九江电厂的人。我向华中电力公司外事办主任蒲主任报到后，由她将我引荐给九江电厂会务，安排我到锅炉组。第一天晚上，全体人员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九江电厂张副总上台致辞。听他的口音，我猜测他要么是我们河南光山县人，要么就是湖北红安县人。后来，果然是光山县人。
九江电厂夜景
九江电厂三期项目的设计方华东电力设计院将在项目业主方的见证和参与下，与美国福斯惠勒（Foster & Wheeler）商谈具体的设计问题。锅炉组会谈的三方坐在一间会议室里，也差不多有二十人。美国那一方我印象深刻的人有三个人：一名中国女子，是其北京办事处职员；一名印度人，记不得他的名字，但他有一个奇怪的姓——Roo；一名美国金发碧眼的白人迈克，是个刚毕业不久、特别喜欢开玩笑、口无遮拦的小年轻。迈克说，他们把Roo读成两个音：[‘rau ‘wu]，可音译作“饶五”。
华东电力设计院的总部在上海，所以有很多上海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名字叫黄河，姓什么我不记得了。介绍他的名字时，我说，黄河这两个字其实是中国的母亲河，即Yellow River。不料，在会议间的空闲时刻，迈克凑到我耳朵边说，他们在卫生间小便时，一般都会开玩笑地将尿液称为黄河。气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不知道如何回应。难道他不觉得这样的玩笑特别粗鲁无礼吗？我觉得我二，那家伙更二。
我们这一方，刚刚英语专业毕业的曹小姐，是九江电厂的翻译，坐在一边旁听，就跟两年前在会议桌边坐冷板凳的我差不多。这时候，我的自信心增强，以前的那种兴奋劲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意识到，翻译这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意思。
会谈以合同文本为线索，逐条讨论双方认为描述不清楚的地方，并将讨论达成的共识写出来。口译的质量，我自己感觉还算凑合；不也敢说特别好。除了白天会议翻译，晚上我还要翻译文档，并不轻松。跟我住一个房间的室友是一名来自华中电力的工程师。他每晚都要招来一帮人在屋里打牌直到凌晨一、两点，害得我睡不好觉。华东电力设计院的人说我使用的词汇好像有点特别正规。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说我用的词有点过，过于正式，有卖弄的嫌疑。
有空的时候，跟华东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们聊天，我说上海话里有一些字跟我们的方言有些字发音差不多，他们都不接茬。我感觉他们在想：哼，河南乡下的土话，也敢高攀跟阿拉上海话。或者是我多心了。
我可能又翻译错了
日程安排的会谈时间长达四个星期。第三周，Roo不再出现在会议桌那一侧。我们问Roo为什么没来？美国那边说，Roo被炒掉了。我们问为什么？他们说，他未经过公司同意，擅自对你们做出让步，所以被辞退。这是不是有点杀鸡骇猴？还是在演戏？
杀鸡也好，演戏也罢，后面的会谈越来越艰难。中方说，你确认吧，就这样做。美方说，对不起，现在还我不能答应。这个要到详细设计阶段才知道。中方说，你现在要是不确认，我们就进行不到详细设计阶段。美方耸耸肩，很遗憾，我们也没办法。
中方不断地说，你这样讲，真好笑，真有意思，真滑稽等等，我从funny到amusing，换着用不同的词来表达，我也不想将一个词翻来覆去地使用。于是，终于有一次，我说，It’s ridiculous that blah blah。这一句或许可译作：你怎么怎么样，简直是无稽之谈。
话音未落，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美国人个个面带怒容，有一个人发出连珠炮般的反问。我有点慌，ridiculous可能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把他们惹毛了。好吧，就算是我翻译错了，也没有人察觉。不过，双方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一方要在现在这个初步设计阶段把细节弄清楚，一方要在详细阶段才肯确认或者否认。这种冲突并非因我而起，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充其量，我不过是在装满炸药的房间里划着一根火柴而已。不，也没那么严重。
1995年，在小浪底工地当现场翻译，我看着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搞笑，就一直笑。老板把我叫到一边。你怎么回事，我明明刚才很生气，你翻译的时候却在笑。这件事很好笑吗？不好笑。不好笑你为什么还要笑？你笑着翻译，对方会以为事情不严重，我发火也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记住，以后我生气的时候，你就要生气。我高兴的时候，你就要高兴。天哪，这个有难度。
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动作表情，我尽量保持中立。还有一次，我看工人们往洞口里推送锚索，都推不动了。我决定放弃中立，冲过去踢了锚索一脚。坏事了，一股钢索弹了一下，弹到一名工人的胳膊上，刮掉四个指甲盖大小的皮肉，顿时血流如注。
要做好翻译工作，一点也不容易。
毕业证
终于熬到会议结束，九江电厂安排与会人员去湖南张家界旅游，我急着回家，没去。毕竟，女儿没满月的时候，我就出差到长沙，还在这里盘桓了整整一个月。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过张家界。
临行前，受同事廖炯义之托，要为他到学校取回毕业证。那学校离长沙火车站很远，离火车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的样子，我才从酒店出发。他说可以打出租车。于是，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结果由于我和司机都不熟悉情况，赶到学校就花了一个半小时。只好又打车回火车站，总共花了330块的样子。
我还记得回到公司，将出租车票和毕业证递过去，小廖脸上惊愕的样子。330块，这也太贵了吧！是的，那时候，从焦作到长沙坐火车，估计也花不了50块钱。那次打的，也是我乘坐出租车最贵的一次。
2016年12月，我回沁北电厂，又见到小廖。他已经想不起来毕业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