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定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這兩座城市是唐代文人仕途理想的重要寄託。文人身處京城時，俯瞰天下；離開京城後，望京、憶京的複雜心理直接影響其詩文書寫。初唐時期，文人行旅背景各異，或赴京應試、落第歸鄉，或貶謫流徙、遇赦還都，或征戰出使、漫遊他鄉，但在總體上形成了以兩京為中心，自京畿道向嶺南道、劍南道、河北—隴右道、淮南—江南東道四條線路正向輻射與逆向聚攏的寫作格局。受都城文化影響，初唐行旅詩創作在景觀、結構與功能層面有了新的拓展。
身份境遇與詩歌景觀的錯位
長安與洛陽乃天子所居之地，是仕途與機遇的象徵。因此，對長安、洛陽的渴望、呼喚及回憶在初唐行旅詩中俯拾即是，深刻影響了當時的詩歌創作。赴京與離京是初唐行旅詩中的獨特題材，特別是赴京應試、落第歸鄉的雙向書寫呈現出鮮明的詩歌景觀錯位特徵。
詩人在赴京與出京途中，既有京城向心力的外在吸引，也有故鄉情感支撐的內在動力；既有個人抱負的述懷，也有暫時失意的寬慰。這一向心與離心的互動展現出詩人境遇與詩歌書寫的情志矛盾。調露元年（679）陳子昂初次出蜀，途經荊門時作《度荊門望楚》。全詩視野開闊，氣象壯大，將荊門山水作為整體的描寫對象，高唱“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詩人在回首與眺望中感受山川風物的鮮明變化。永隆元年（680）暮秋，他在落第歸蜀途中思親，作“孤舟多逸興，誰共爾為鄰”（《合州津口別舍弟至東陽峽步趁不及眷然有憶作以示之》）之句，又在寄友人詩中說“莫言長落羽，貧賤一交情”（《落第西還別劉祭酒高明府》），“轉蓬方不定，落羽自驚弦”（《落第西還別魏四懍》），在今昔對比中表露時空之隔、失意之悲。陳子昂離京返鄉的複雜心緒，更明顯地體現於詩中山水景觀與現實環境的錯位。同樣的江行景觀在返程的失意中呈現出迥異的景象，“的的明月水，啾啾寒夜猿。客思浩方亂，洲浦寂無喧”（《宿空舲峽青樹村浦》）。可見，山水景觀與現實環境的錯位是詩人敏感心理活動的反映。
此外，詩人在離鄉赴京途中常有思鄉、戀鄉之情思，對比他鄉與故鄉，自慰他鄉不可滯留，實為自誡不可荒廢時間，早日建功立業。張九齡於長安元年（701）進京赴考，作詩稱“壯圖空不息，常恐發如絲”（《初發道中寄遠》）；駱賓王辭親赴京，自誡道“不學浮雲影，他鄉空滯留”（《渡瓜步江》）。然而，天下士人“皆求宦名”，但“獲登朝班，千百無一”（陸贄《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因此落第後難免有無顏歸鄉之感。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前後，駱賓王應試未果，歸義烏途中作《望鄉夕泛》，既說“歸懷剩不安”，又說“喜逐行前至，憂從望裡寬”“應無繞樹難”，將歸鄉的複雜心緒表露無遺。故鄉既是求仕時的情感動力、失意時的心靈慰藉，也使士人在外界與自我期待中產生了無形的壓力。正是在動力與壓力的雙重作用下，他們始終奔走在人生旅途中，而由於身份境遇不同，他們詩歌中的景觀書寫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宮廷經驗與詩歌結構的延續
從漢大賦開始，望京主題成為詩歌常見的情境模式。初唐時期，受官職等級、地位高低、仕途前景、俸錢收入等因素影響，士人普遍產生重內輕外的地域觀念，離京城越近越受重視，距京城越遠越不願前往。因此，詩人在行旅中不乏回望京城的描寫，總是望而不見、遙不可及。如盧照鄰“回顧長安道，關山起夕霏”（《還赴蜀中貽示京邑遊好》）、駱賓王“還嗟帝鄉遠，空望白雲浮”（《晚泊江鎮》）等。
詩人對於望長安的描寫不僅是概括性的宏觀書寫，詩歌結構、篇章佈局也深受都城氣象影響，與宮廷詩呈現出一定的趨同性。初唐詩歌對於京城景觀的描寫和刻畫，多出現在駱賓王《帝京篇》、盧照鄰《長安古意》、王勃《臨高臺》等長篇古體詩中。徐增《而庵詩話》認為，《帝京篇》“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闕離宮；次及諸侯王貴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車馬飲饌之樂，乃至遊俠少婦，描寫殆盡；後半言禍福倚伏，交情變遷”，形成了一定的寫作結構、抒情模式和技巧。有趣的是，對比駱賓王落第歸鄉途中所作《春日離長安客中言懷》，中間數句“城闕千門曉，山河四望春。御溝通太液，戚里對平津。寶瑟調中婦，金罍引上賓。劇談推曼倩，驚坐揖陳遵。意氣一言合，風期萬里親”，對於長安的描寫極為細緻，可視為《帝京篇》的縮略版本。兩詩不但使用相似意象、語典，如“城闕”“山河”“戚里”“寶瑟”等，而且結構相似，先寫山川地勢、宮闕宅邸，再寫宴飲之樂、交遊之親。
究其原因，初唐這些詩人大都有做宮廷文學侍從的經歷，他們在宮廷應制詩創作中往往需要描繪精緻優美的景物，練就了刻畫景緻的藝術技巧，之後又將這些技巧用於行旅詩寫作中。行旅詩中既有對沿途景物的真實呈現，也包含固有意象與既定語彙，因而與真實景象存在一定差距。由此，京城與詩歌創作也就有了一種雙向互動關係：一方面，京城長安、洛陽的地理景觀、山川氣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詩歌結構；另一方面，無論是宮廷詩還是行旅詩，對於京城的抒寫與歌詠都不斷豐富、深化著京城的整體內涵。
現實訴求與詩歌功能的轉向
初唐行旅詩中既有來自真實見聞的“望京”，呈現宏觀的京城格局和繁華氣象，也有源於聯想假設的“憶京”，描寫京城的微觀建築景觀。無論身在何處、何種境遇，京城始終是詩人崇尚、懷戀、反思的關鍵客體，京城的宮闕宅邸、一草一木都容易勾起詩人的牽掛。初唐行旅詩中常用御溝、上苑、灞涘等意象，或以漢喻唐，使用籞宿、金莖等漢宮語典。詩人還常將他鄉與京城作對比，認為他鄉不如京城，甚至錯把他鄉作帝鄉，如駱賓王西使隴右時就曾寫道“客似秦川上，歌疑易水濱”（《西行別東臺詳正學士》），“雲疑上苑葉，雪似御溝花”（《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行旅詩具有私人化、地域化特性，加之題壁、寄送、使者捎帶等傳播形式，使詩歌能夠廣為傳佈。《舊唐書》記載宋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佈遠近”，因此行旅詩往往會考慮人情、利益等因素，具有很強的讀者意識。詩人需預設並充分考慮隱含的讀者群體，因此其寫作有所避諱及側重，對詩歌功能也有所期待和寄託。
值得關注的是，“憶京”也因個體訴求差異而有具體分疏，除“憶京”外，很多詩歌也表現出“憶君”“戀君”情結，這尤其體現於貶謫行旅詩。在這類作品中，部分詩歌題目包含他人的姓名、官職和送、寄、酬等字樣，明確記錄寫作的時間、地點與目的，反覆申說、表達對天子垂恩、禮遇的期待。
首先，“憶京”詩常出現阿諛之言，如鄭愔《貶降至汝州廣城驛》、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宋之問《入瀧州江》等。其次，這類詩歌很少客觀分析人生哲理和現實事件背後的深層因素，重在鋪陳追憶昔日在朝為官的榮耀，申辯無罪被貶的冤屈，如崔湜《景龍二年餘自門下平章事削階授江州員外司馬尋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陽途中言志》、沈佺期《寄北使》、宋之問《自洪府舟行直書其事》等長篇敘事抒情之作。再次，詩人在表現行旅景觀、抒發複雜情感的同時，往往插入表現人生經歷、思想傾向等的敘述性語言，行旅詩的表現範圍得以進一步擴展，詩歌功能從抒情言志進一步向干謁求助、交際酬應拓展。即使是寫作技巧乏善可陳的唱和寄贈詩，讀者也能從中體味到種種複雜的社交禮儀和人情世故。
行旅詩是個體生命境遇與自然山川相碰撞的產物。京城以其強大的向心力和輻射力，成為文人仕途理想與政治想象的重要寄託。因此，行旅詩在初唐時期有了新的發展，同時也反映出都城文化與詩歌創作的深層互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及相關文獻研究”（18ZDA23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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