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成
17年前，同濟大學大二學生李某，因急性胰腺炎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去世，至今仍躺在當地殯儀館裡。原來，2018年12月之前，因醫療費用未結清，醫院拒絕提供死亡證明。2019年1月，李某的母親胡某終於拿到了死亡證明的複印件，準備火化，又收到了殯儀館存放遺體等20餘萬元費用。
一筆醫療債務糾紛，折騰了17年，現在變成了兩筆：17年前欠醫院的費用，17年來欠殯儀館的費用。一件醫患糾紛事件，折騰了17年，現在也變成了兩個事件：一是逝者家屬償還醫療費的事情，二是醫院用死亡證明做籌碼，“敦促”患者家屬還債的事情。
顯然，這是一場雙方皆輸的交鋒。而涉事醫院在該事件中的表現，實在無法令人滿意，甚至可以說過分。不給家屬死亡證明，讓逝者遺體無法進行火化，從而逼迫家屬支付剩餘醫療費，這看似可以形成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在手段上已經失去了合法性，也就無法完成正當性的自洽。
類似以死亡證明來做籌碼的醫院，並不是一家兩家，司法界對此早有定論。如在2011年，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曾對類似案例做過判決：醫院應當為死者出具《死亡醫學證明書》，這是醫院的職責所在；因醫院未及時出具《死亡醫學證明書》，導致死者沒有及時火化產生了遺體冷凍費用，醫院應當承擔此項費用。
現實中，很多人以及一些機構部門，總是喜歡在A事項上，以B籌碼來要挾對方，這是一種不良的思維習慣。在很多情況下，類似的方式並不合理，甚至不合法。
事實上，當逝者家屬拒不支付剩餘醫療費用時，醫院完全可以訴諸法律渠道。只要醫院提供逝者曾在該院接受治療的證明，以及具體的費用清單，基本上很容易得到法院的支持。
再退一步講，如果家屬確實沒有能力支付，這種卡“死亡證明”的做法，除了折磨家屬，於醫院又有什麼好處？於糾紛的解決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種情況下，還不如多一些同情和體恤，幫助逝者家屬打通政府救濟或社會捐助的渠道，來解決難題。
報道中，胡某有兩句話令人唏噓，一句是對法院執行人員說的，“你看這家裡還有什麼值錢的，就直接執行吧”。另一句是，“現在只想拿到兒子的死亡證明。把兒子安葬之後，我也該料理自己的後事了”。胡月琴的丈夫已在2016年去世，一個空巢老太把話都說到了這個份上，我們還要從她那裡得到什麼呢？
這件事情，醫院不僅在手段和程序上做錯了，在情感上，也讓人覺得過於冷血。醫院作為救死扶傷的地方，非但沒有奉行“死者為大”，反而把死者當作籌碼，這是道義上的跑偏。拒開死亡證明的討債方式，沒有直接的肢體暴力，卻也是一種軟暴力，對當事人來說，無法下葬不僅是“擱置死亡”，也是尊嚴羞辱。
所以，這件事情最後不應止於“各取所需”的和解，而應有一個明確的、法律意義上的說法，給醫院的類似行為一個明確的定性，明確追責後再形成規範，警示後來者。堂堂一家醫院，尚且如此沒有法治意識，這其實也說明，我們的法治建設，還任重道遠。（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