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还是南下？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就应该北上还是南下这个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最后大家基本确定了要北上，但张国焘依旧在私下里进行一些小动作。
在他的力主下，红军被分为左、右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
毛儿盖会议确立了以右路军为打通北上通道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的部署，但张国焘依旧力主南下，同时不停给前敌指挥部发电，力陈南下之利，北上之弊。
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在毛儿盖会议上也同意应该北上，但是之后他却在张国焘一封封电报的影响下改变了主意。
陈昌浩是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三驾马车”之一（张、陈、徐），在历史上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或者说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遇事犹豫，畏首畏尾，缺乏主见。这个缺点不仅是此次红军“分裂”的一大原因，也是后来西路军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
陈昌浩改变主意同意南下，总指挥徐向前由于不想看到红军分裂的局面出现，也跟着改变了主意。
徐帅在回忆录中回忆说，陈昌浩改变主意后，X曾亲自到自己的住处询问意见，这实际是让他表态，徐帅回答说：“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X“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
正是这个决定让徐帅“终身抱憾”。
要不要打？
由于陈昌浩和徐向前都已表态赞同南下，中央便决定单独率领红1、3军团北上，他们于夜里秘密开拔，并没有通知陈、徐等人。第二天下面匆忙来报，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中央红军也连夜走了。
当时整个前敌总指挥部都陷入了一片茫然和慌乱的氛围中，徐帅“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
前方此时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他们警戒，请示要不要打，对于这个答案十分明显的问题，陈昌浩却再次陷入犹豫，最后他询问徐帅的意见，徐帅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帅态度坚决，陈昌浩见此便同意了徐帅的决定，由此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这对徐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因此“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甚至动了要不要“带上个警卫员，骑马去追中央”的心思。
根据徐帅的说法，自己多年来和张、陈二人的合作也并不痛快，时有意见上的分歧和争吵。徐帅坦言，陈昌浩在部队里威望很高，他如果不点头，自己是带不动队伍的。况且他是看着红四方面军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情感上说，我都难以接受。”徐帅说：“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徐帅的反思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徐帅就是赞同北上方针的，但是由于自身的难处和敦厚老实的性格，徐帅未能极力争取，以至“犯了终身抱愧的错误”。
徐帅晚年反思此事时写道：“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待问题，寄希望于中央说服张国焘，“实在不行的话，宁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徐帅的反思是诚恳和深刻的，对此我们不应给予过分的苛责。
他留下后与朱老总、刘帅等同志团结在一起，对促进红四方面军最后北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况且，既然部队南下已成无可挽回的既定事实，即使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应该努力为部队寻找生机，尽量发挥自己的指挥作用，
这也是爱护红军的一种表现。
南下后续
红四方面军和一部分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在南下之后，遭遇到了一系列的牺牲，其中尤以百丈之战最为惨烈，一战即损失近万人。加上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下了一场十几年一遇的大雪，部队损失颇多，且补给日益艰难，大家由此越来越认识到了南下路线的错误性。
此时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归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因此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能被迫同意北上陕甘。
在北上的路上，张国焘曾当众流过一次眼泪，并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可见张国焘当时已知自己罪责深重。
而陈昌浩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正是这个思想包袱，导致陈昌浩在指挥西路军时更加犹豫不决，为了
“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即从支持张分裂的极端跳到了一切唯上，一切盲从，事事请示，缩手缩脚的极端。遇事只听命令，而绝不临机专断，一点责任也不愿意承担。应该说，西路军一次次地丧失了宝贵的机会，最后几乎全军覆没，陈昌浩同志难辞其咎。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和徐帅一起返回延安，途中他遇到了自己的一个老乡，决定“多休息几天再走”，徐帅便只身踏上了归途，一路上历尽坎坷，备尝艰辛，最后终于回到延安。即使路途艰难，徐帅依旧保留着组织交给他的路费（十几个金戒指）不肯将他们随便花掉，其坚贞的品格令人动容。
到达延安后，张闻天同志把徐帅严厉地批评了一番，徐帅没有吭气，他觉得既然西路军吃了败仗，“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但X却安慰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鸡就有蛋。”这让徐帅感动不已。
另一边，陈昌浩在老乡家大病了一场，之后转回自己湖北老家休养，一直到抗战爆发后一段时间，他才回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