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黃岡人，蒙古族，地質學家、教育家、音樂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中國現代地球科學和地質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為新中國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元勳，2009年當選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畢業於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1911年，出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51年4月，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8年9月，任中國科協主席；1969年4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0年8月，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李四光創立了地質力學，併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早年對蜓科化石及其地層分層意義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邊緣學科“地質力學”和“構造體系”概念，建立了“構造體系”的概念，創建了地質力學學派；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三個沉降帶有廣闊找油遠景的認識，開創了活動構造研究與地應力觀測相結合的預報地震途徑。
早年經歷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於湖北省黃州府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今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的一個貧寒人家，取名“李仲揆”。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自幼就讀於其父李卓侯執教的私塾的李仲揆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並改名為李四光。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5月，李四光官費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宏文學院普通科學習；同年12月，李四光結識了當時在東京法政大學學習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經宋教仁介紹又認識在東京京西大學學習工藝化學的馬君武。此時，他接受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開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並毅然將盤在頭上的長辮子剪掉，表明自己站在革命的一邊。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初，李四光學習任務雖很重，但他仍經常出入留學生會館，赴集會，聽演講，決定追隨孫中山先生"他還積極投身革命政黨的組建活動，7月30日，他參加了在東京赤坂區松町三番黑龍會會所召開的中國同盟會籌備會"會後由孫中山主盟，宣誓加入同盟會。其中，李四光的自書誓詞為：聯盟人湖北省黃州府黃岡縣李四光，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中國同盟會會員李四光。李四光是同盟會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者，8月20日，在日本東京赤坂區松町內田良平先生的宅邸，李四光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船用機關科，學習造船機械，宣統二年（1910）畢業。因其在日本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的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並獲孫中山讚譽，送其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嶄露頭角
1911年（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朝帝制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該省實業部改為實業司，仍任司長。不久，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李四光憤然辭去了實業司司長職務。
1913年（中華民國二年），遠渡重洋，去英國留學，考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先學採礦，後改學地質，1919年畢業，被授予碩士學位。
1920年（中華民國九年），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聘書回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授、系主任，同時還擔任過北京大學評議會的評議員和理學院的庶務主任。
1922年（中華民國十一年），李四光同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等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地質學會，他被選為第一屆的副會長，嗣後還擔任了較長時期的會長、理事長。
1928年以後，李四光長期擔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同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同年11月，該委員會決議，以武昌城外東湖附近珞珈山一帶為新校舍地址（武漢大學內還有李四光選址的雕像）。
1929年（中華民國十八年）10月，新校舍落成，他與蔡元培等參加武漢大學新校舍落成及開學典禮，實現了他久想在有山有水的地方，辦一所現代化大學的願望。
1931年（中華民國二十年），以《中國北部之科》被英國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學位。
1932年（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任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代理校長。
1934年到1936年期間，先後在英國倫敦、劍橋、伯明翰等八所大學講授
中國地質學》，受到英國學術界的歡迎讚譽。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任中央大學理學院地質系名譽教授；同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遷廣西桂林。
1944年（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經貴陽遷往重慶。
1944至1946年，任重慶大學教授，並在重慶大學開設全國第一個石油專業。
1948年（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2月初，李四光和他的夫人許淑彬一同從上海啟程赴英國倫敦出席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大會，同年接受挪威奧斯陸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
1949年初，其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傑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同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可惜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提前一年預訂，歸期只得拖延。[5-6]
艱難回國
1949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然而做好回國準備時卻被倫敦的朋友（凌叔華、陳源夫婦）告知，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將被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於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直到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於到了北京。
1950年5月，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員會主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
1951年4月，當選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同年8月，中國長春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質礦產學系、東北工學院地質學系和物理學系合併為東北地質學院（後名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李四光擔任首任院長。
1952年，李四光再次應邀回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部長。
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
1956年2月，成立地質力學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長。
1958年6月，被蘇聯科學院授予外籍院士；同年8月，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同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同年12月，經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20世紀60年代以後，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69年4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0年8月，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科研成果
李四光的科學成就，大致可分兩個階段，1949年前由於舊中國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側重地質基礎學科的研究；1949年後，在繼續重視基礎研究的同時，根據國家需要集中精力，積極開拓應用研究領域。
提出蜓科鑑定方法
1923年，李四光提出了蜓科鑑定方法，創立了十項標準，將蜓科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線表示出來，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並可以減少文字描述的繁瑣，從而提高了鑑定的標準性科學性。這十條標準，一直被中國及其他國家蜓科學者所採用。李四光用這個方法，鑑定了大量的化石標本，寫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學鉅著《中國北方之蜓科》，獲得了伯明翰大學的科學博士學位。
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研究
20世紀20年代初，李四光開始了對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研究。他以很大的興趣關注中國東部有關第四紀冰川作用問題，在30年代中，完成了《冰期之廬山》一書，引起中國及其他國家地學界的很大興趣和探討。40年代他又對貴州高原、川東、鄂西、湘西、桂北等地作了調查，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冰川的文章，為中國第四紀地質學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創立地質力學
20世紀20年代中葉，有關大陸運動起源的討論正值高潮之際，李四光發表了《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一文，提出了“大陸車閥”自動控制地球自轉速度變化作用的假說。地質學中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地質力學就從這裡萌芽產生了。
李四光建立的地質力學，是把力學理論引進到地質學的研究中，即用力學觀點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規律。他認為，地球表層的各種構造現象都是地殼運動的產物。地殼在運動中存在，必然有一種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力就是地應力。岩石在地應力作用下會形變，由於各種岩石性質不同，產生的構造形跡也不同，依照構造形跡的力學特徵和組合型式，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向和方式，進而探索地殼運動的方向和起源。這是一項研究地殼運動的新方法。它把力學和地質學密切結合起來，開闢了一條解決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問題的新途徑。
在地質力學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李四光的幾篇重要著作，如20年代末的《東亞一些典型構造型式及其對大陸運動的意義》、30年代的《中國地質學》、40年代的《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50年代的《旋卷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大地構造體系複合問題》、60年代的《地質力學概論》，都是每個階段總結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地學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對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研製成功的貢獻
李四光早就預見到新中國的國防和經濟建設需要鈾礦資源。1949年回國時，他從英國帶回了一臺伽馬儀，為中國後來尋找鈾礦發揮了重要作用。1955年1月，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發展原子能事業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李四光和劉傑、錢三強一起作了工作彙報。李四光多次聽取找鈾隊伍彙報、指導工作。他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對找鈾前景持樂觀態度，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帶，二是要便於開採。……在我國主要是在幾個東西帶上。”實踐證實了李四光的預測，尤其南嶺帶的一些鈾礦床以規模大、品位高、易開採著稱全國。李四光在強調構造規律的研究時提出：“關鍵要把對構造規律的研究與輻射測量結合起來。”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吳磊伯等經過艱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鈾礦床。到“二五”計劃末期，中國已發現一系列鈾礦床，鈾產量已能保證中國核工業發展需要。李四光作為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為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製成功作出了突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