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亡國之後短短53年間先後有五個政權，立國最長者17年，最短的不足4年，8姓13位皇帝，得以善終者僅5人。其間，父子相殺，兄弟相殘這種人倫大惡此起彼伏，帝王平均死亡年齡不滿30歲。趙匡胤以後周禁軍統帥身份受禪，對於五代武將擁兵自立，甚至被底層士兵威逼上臺卻成傀儡，以至改朝換代的那套流程瞭然於胸，在血雨腥風中登基的宋太祖，如何確保自己不被顛覆就成了第一要務，而收兵權就是宋代開局第一步。
篡位者在內而不在外，在近而不在遠。五代謀逆者無不是帝王身邊親近之人，尤其是戍衛京城的禁軍首領更是首當其衝。趙匡胤曾被後周皇帝郭威、柴榮認為是最為可靠之人，最終還是被推至皇位，由己度人，收兵權必須從當年擁戴自己黃袍加身的兄弟們下手，於是宋太祖登基後的第二年便進行了宋代第一次的"杯酒釋兵權"。
帝（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
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
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
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
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帝曰：人生如白馬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從史書記載的這大段對話來看，對於和自己出生入死，形同骨肉兄弟的禁軍將領們，趙匡胤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既讓石守信這般昔日異姓兄弟們充分意識到不交出兵權的嚴重後果，也為他們準備好了功成身退後的優厚退路。
明代劉俊所繪《雪夜訪普圖》。講的是宋太祖趙匡胤雪夜訪晉王趙普，前廳正中兩人圍爐而坐，談國事過程中吃著
解決好最親近的身邊人，解決起各地的藩鎮，趙匡胤就顯得遊刃有餘了：
王彥超及諸藩鎮來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不過也有看不清局勢，搞不懂狀況的人：（各節度使）競自陳攻城閥閱及履歷艱苦。對此，趙匡胤的回答簡單明瞭，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這些藩鎮節度使所謂的"履歷艱苦"都是五代時期的事情，並不存在於趙宋的功勞簿上，於是"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昔日為兄弟，今日為君臣，這種角色、身份的劇烈轉換使得新朝建立後的君臣關係顯得十分微妙，故而殺開國功臣成了封建王朝的窠臼，能夠跳出這個規律的恐怕也只有趙宋一朝，也只有宋初是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了功臣尾大不掉的問題。太祖朝的這次收兵權存在著不曾言說的底線，那就是不管是誰，哪怕是曾經共患難的兄弟也必須交出兵權，即便是趙匡胤本人有時想開特例，也會被趙普不顧情面地加以阻止:
帝（太祖）曾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
在手段上剛柔相濟，區別對待。對於曾經共赴生死的結義兄弟，物資上給予豐厚賞賜，並結為姻親，提高他們的地位。而對王彥超這樣平素口碑甚好，關鍵時刻又能明白帝王意圖、且有私誼的藩鎮將領依舊加以留任——當然兵權是沒有了。至於那些牴觸想法的人則用以強硬手段，快刀斬亂麻。
北宋開國的第一次"杯酒釋兵權"顯示了趙匡胤的個人魅力和嫻熟的政治手腕，佈局條理清晰，有條不紊，層層遞進，表現得胸懷坦蕩。相比而言，宋代第二次的杯酒釋兵權就顯得很陰暗，其實說猥瑣齷齪也毫不為過。紹興11年四月，由秦檜及範同、王次翁等人共同設計導演的宋史中第二次"杯酒釋兵權"拉開了帷幕。李心傳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詳細記載了事情發生的背景和經過：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範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
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複議用偏裨以分其勢。……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臨安），論功行賞。
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嶽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對，諭旨，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
表面上波瀾不驚，暗地裡卻緊鑼密鼓。皇帝居於幕後，具體操辦者的緊張，透露出對於風險的擔憂。王次翁曾經親口對其子伯庠說:"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
位於今天杭州玉皇山基金小鎮核心區塊的八卦田，是南宋年間開闢的籍田，即皇帝親自耕種的農田，另一種說法認
趙匡胤親眼目睹了五代時期兵權分散在外的巨大風險和隱患，這才有了宋初對功勳集團和藩鎮的第一次"杯酒釋兵權"，而南宋初年宋高宗趙構的這次收兵權則源自趙構親身經歷的一次鉅變。
建炎三年三月，苗傳、劉正彥以王淵和宮中宦官"妄作威福，凌忽諸將"以及賞罰不公為名發動兵變，先是在路上截殺了樞密院首腦王淵，隨後衝入行宮斬殺宦官百餘人，最後將趙構包圍在內城。趙構不得不登上城樓和叛軍親自交涉，兵臨城下，趙構對於叛兵悍將的步步緊逼毫退兵之計，只好一一應允他們的要求:先是將宦官康履從城牆上放下去，馬上就被叛軍腰斬於趙構眼前，最關鍵是被迫接受苗劉提出的"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趙構年僅兩歲的兒子趙旉繼位，由哲宗皇后孟太后垂簾聽政，改年號為明受，而趙構則搬出行宮，移至顯宗寺。這一幕全然就是漢末董卓入洛陽的翻版。"苗劉病變"雖然只歷經了26天就被韓世忠、張浚等人率兵迅速平息，但是對被趕下皇位近一個月的趙構卻形成了極大的心理陰影。跋扈的武將將帝王尊嚴撕得粉碎，尤其苗傳的那句"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宋欽宗）來歸，未知何以處之"的提問一直是揮之不去的法統合理性拷問。靖康之後，趙構在商丘繼帝位，其合法性和權威在建炎初年始終就受到各地勤王將領不同程度的質疑，小朝廷根本無法對各地武裝進行有效節制，而"苗劉之變"給手中無兵的趙構結結實實地上了一堂"槍桿子出政權"的政治課，使得他就此對於武人就有了深深的憂慮和戒備。這些都促使宋高宗意識到，要想能保住皇位就必須對內壓制武將，對外與金和談，而以求偏安。只要時機成熟，趙構就會模仿祖宗之法，對手握重兵的各大將領進行收兵權，樹立南宋皇權的權威。
"杯酒釋兵權"埋下了宋代積弱的禍根。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第六編兩宋部第31章標題為"貧弱的新中央"，其下細目為"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其實，宋代"積貧積弱"的標籤從明朝就已固定，其原因就在於宋代在抗擊外敵入侵作戰中的種種失利，而軍事實力的衰弱，除了技術條件之外，都和軍事制度密切相關，而宋代兵制的濫觴就從"杯酒釋兵權"開始。其實，"杯酒釋兵權"又不僅僅限於軍事影響，宋代的政治經濟民生都受其拖累，一是人為分割了文武兩職，使得文武對立情緒成為貫穿宋代的頑疾，二是文人指揮軍隊，嚴重削弱了軍事指揮水平，三是宋初大規模封賞元勳武將，使得土地兼併更為激烈，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不反對土地兼併的朝代，對於失地農民，宋代的政策就是編入禁軍和廂軍，這又使得宋軍的兵員良莠不齊，充斥了太多的盜匪無賴。
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這是有宋一代各位君主在茲念茲的根本大法，最後形成了所謂"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祖宗之法"。為了防備農民造反而將其編入軍中，形成"冗兵"；為了防備，就需要使得指揮流程中能夠相互牽制，就有用更多的人，於是產生了"冗員"，"冗兵"和"冗員"必然產生"冗費"，宋代國家財政就是這樣被"三冗"問題活活拖死。同時，對內防備而對外苟且這種統治心態造成了整個社會開始趨於內斂，這種內斂經過明清尤其是清代的發展，就向保守轉變，這也是宋人對今天國人性格的一大重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