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微網報道（記者 張軼群）“美國將100%為本國企業撤離中國買單”“日本提供鉅額資金支持企業離開中國”……疫情之下，政客和媒體的“煽風點火”，將“去中國化”成功送上熱搜，讓這個原本屬於文化領域的詞彙，又添加上產業轉移的註腳。
疫情爆發初期，全球製造發動機暫停運轉引發全球“蝴蝶效應”，人們驚歎原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如此之大。而在短短兩個月後，中國迅速控制疫情，成為全球製造的避風港，為全球抗疫提供有力支撐後，又催生出某些國家對中國強大製造能力和產業鏈的擔憂。
業內看來，“去中國化”論調在疫情之下，因經濟、政治目的被過度放大。憑藉龐大市場、強大的產業鏈以及比較優勢，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作為未來高科技產業集聚高地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我的供應鏈、客戶和市場都在這，回去了怎麼幹？”談及撤離的話題，來華十年的某日企負責人小林坦言並不願離開。
被“放大”了的撤離中國
最近這波“撤離中國”的話題，部分來自某些媒體的過度放大，在未經準確核實的情況下，集中輸出了美國日本協助本國企業撤離中國的報道，並渲染了緊張情緒。
兩條新聞內容一是美國政府將100%為回遷的在華美企報銷費用，二是日本政府出臺抗疫救濟計劃，提供“鉅額”資金支持日本企業撤離中國。
美國的消息是來自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羅（Larry Kudlow）在FOX商業頻道中對“如何減少美國製造業對中國依賴”做出的回答。簡而言之，他的意思是會幫助企業在回遷的當年減少納稅總額，而非政府自掏腰包為企業報銷所有回遷成本；而且他只是建議，並非最終官方政策，而稅費上的優惠跟回遷成本相比相差甚遠。
日本敲定了規模高達108.2萬億日元的抗疫救濟計劃，其中包括一項2486億日元（約合22億美元）的“供應鏈改革”內容，將用於支援日企將生產線轉移。其中約20億美元用於幫助公司將生產轉回日本，約2.15億美元用於幫助企業“尋求實現生產基地多元化”，但官方文件中並未明確具體從哪些國家或地區撤離，且主要支持在口罩、呼吸機、防護服等防疫緊缺物資企業回遷。
但在疫情之下，這樣的信息很不幸地引發了美日企業撤離中國，並上升為“去中國化”的言論。
實際上，“去中國化”並不是疫情影響之下才出現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在201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便一直存在，當前疫情只是為進一步的甚囂塵上提供了契機。
換作中性一點的詞語，可以稱之為產業回遷或轉移。鼓勵製造業回遷一直是美國和日本多年來堅持的政策，但效果難言理想。
多位行業人士看來，美國的製造業回遷多為政治噱頭。無論是奧巴馬的“製造業迴歸”，還是特朗普的“振興美國製造業”，有與中國大國博弈，重塑未來製造業版圖的意圖，更多的是因為美國一直以來沒有解決的中低收入人群的就業問題，這直接關係到總統們的選票。
過去三週，美國首次申請失業保險的人數總和已逼近1700萬，高盛預測二季度的失業率將達到15%，堪比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如今雖然需要製造業的“救命丸”，但現階段控制疫情可能比談“去中國化”更切合實際，但此時甩鍋給中國卻是個轉移國內壓力的好辦法，也符合特朗普一貫風格。
日本則是從自身產業發展的角度，把“雞蛋放在多個籃子”裡。比如這次疫情讓平常看起來覺得可有可無的衛生防疫用品變得重要，如口罩、呼吸機、藥物等基本醫療物資，日本政府認為這些都需要在國內保留一定的生產能力。日本政府出臺的措施鼓勵企業在日本國內設（衛生防疫用品）生產線，產品由政府定期固定採購，以保障企業生存。
日本同樣也一直在強調產業回遷，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有限的市場規模，加之成本以及國內老齡化等問題，使得海外的日本企業在回遷一事上缺乏足夠動力。
美日企業撤離中國動力不足
多位受訪者指出，相對於國家層面的號召，在華的美日企業真正撤離中國的意願並不強，反而更多企業希望來到中國尋求發展。
商務部截至2018年底的數據顯示，日本累計在華投資設立企業5萬餘家，在中國累計利用外資國別(地區)中排名第一。近三年來，日本在華投資規模也在持續走高。
“雖有撤離呼聲，但近年來據我瞭解總共撤出的在華日企不過兩三百家。”小林說。
如今，日本已是對中國產業依存度最高的發達國家，尤其是電子零部件、汽車零部件以及相關材料，對中國的依存度超過70%。經過多年的發展，日本在華投資企業已經在中國形成並優化了自己的產業鏈，如果將一些零部件生產企業全部撤回日本國內，勢必對在中國的產品生產與銷售造成影響，甚至會導致成本的上升。
在小林看來，目前從中國遷回的日本企業主要有兩類：一是所在行業已在衰退或缺乏競爭力，不得不撤回本土；二是企業產品以返銷日本為主，沒有必要在國外大規模生產。都是出於市場因素而非政治原因。
雖然日本目前出臺了抗疫救濟計劃， 並在“供應鏈管理”方面撥款，但小林認為，這筆資金佔總體救助資金的比例只有0.2%左右，並不足以支持大規模的日企轉移。
“疫情期間日本貿易機構對在華企業做過調查，七八成企業都表示沒有撤離計劃。如果按照這次針對疫情投入的資金規模，2000億左右日元滿打滿算能夠支持千餘家企業的回遷，而日企在華的數量有5萬，大面積撤離是不可能的。”小林說。
美國方面也同樣如此，打算搬遷的企業基本上都是以中國為生產基地，但產品的主要銷售市場在美國。美國對這類企業給予一些稅費政策，再加之接近產品銷售地，搬遷回國可能在成本上與中國相比能持平或者不會超出太多。所以這類企業也會有部分會回遷，但數量同樣有限。
數據顯示，截止到2018年底，美國在華企業約有7萬家。即使因貿易戰在中美關係降至冰點的2019年上半年，美企在華投資達到497億元人民幣，較過去兩年同期增長1.5%。而2019年8月底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有87%的在華美企沒有搬遷或者轉移業務的計劃。
特朗普在當選總統後多次表態，希望蘋果將手機制造迴歸美國，但多年過去，蘋果只在美國擁有一條筆記本生產線，還曾因為一顆小小的螺絲釘缺貨導致Mac Pro推遲上市數月。富士康赴美建廠建成一年多仍然閒置。這些都能說明，由於美國製造業存在一定程度的空心化，缺乏足夠的供應鏈配套以及產能，製造業迴歸美國本身存在挑戰。
小林告訴記者，企業在考慮搬遷時會全面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如貼近市場、貼近客戶、成本效益、產業配套、工人技術熟練度、人才資源、政府優惠政策等等，而這些恰恰是中國製造業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優勢，因此大多數企業，出於一般的商業邏輯都不會願意撤離中國。
“十幾年來我們建立的供應鏈、客戶以及面對的市場就在這裡，好像就沒有想過回去的問題，如果回去，可能就是去養老了。”小林笑言。
全球產業鏈為何離不開中國？
此次疫情讓外界認識到，作為全球第一的製造大國和世界工廠，中國具備的強大的產業鏈優勢。疫情之前，中國佔據全球一半口罩產能，日本韓國雖然也有部分產能，但口罩上的鼻樑金屬條基本上只有中國能製造，少了金屬條，其他國家就無法生產出完整的口罩。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已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此基礎上，交通、能源、稅收、人才、創新能力都已構成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而給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帶來綜合成本的降低和競爭力的提升。
李明在從事加工製造業，他講述了一個經歷：某天下班前他接到同城重要客戶的訂單，量雖不大但要得急，要求第二天中午12點前將產品送到，但李明公司的供應商在廣州東莞，他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聯繫了供應商，當天晚上10點左右向供應商發需求，供應商11點組織工人趕製，凌晨通過跨省物流次日上午便送到北京，11點已經送進客戶公司。
“原來我們心裡也沒譜，但沒想到真辦到了，這樣神奇的效率，可能只能在中國才能實現。”李明說。
如今，製造業的確存在向外轉移的趨勢，比如隨著中國沿海地區土地、人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國外企業開始將工廠和產線轉移至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
但李明認為，中國的製造業仍具有明顯優勢。比如完備高效的供應鏈體系，在一國內部即可完成研發、設計、生產、營銷等商業化的全部流程，這在全球範圍內並不多見。
“一些企業會將少數產線遷往東南亞地區，但其供應鏈仍依附於中國。而整體供應鏈調整則耗時長、難度大、成本高，企業也缺乏足夠動力，也很難找到合適的承接之地。”李明說。
此外，熟練的技術工人、便捷的交通網絡、規模經濟和產業集聚，這些都在推動中國製造業綜合成本的下降，也成為中國製造業區別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最明顯的比較優勢。特斯拉上海建廠，馬斯克就曾表示，投產的成本要比美國低65%。
一位服裝業人士向集微網透露，其曾考慮將產線轉移東南亞某國，但去考察之後發現，光是員工培訓就要下不少功夫，一些員工還要求每週有幾天能夠提前下班或不加班，理由竟然是看球賽，如果不能下班，員工提出能否在工廠產線上裝幾臺電視。
“雖然那邊人力成本更低，但管理成本將高出不少，除了產業工人專業化程度外，在交通、物流、電力等基礎設施以及法律體系、稅收制度等方面跟中國比還是有一定差距。”該人士表示。
中國擁有體量巨大的消費市場，去年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同時，中國的內需增長以及國內價值鏈的發展，使中國正在消費更多其生產的產品，更多的資本和技術被中國市場吸引，也使得世界產業鏈中心正在進一步向中國市場轉移。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已有效控制住國內疫情，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相較之下成為世界上生產能力最穩定的地區，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避風港。這體現出中國的治理能力，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也讓更多投資者認識到把產業鏈佈局在中國實際上更為安全。
一位行業人士指出，近年來中國一直在積極推進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如年初通過外商投資法；同時，高度重視和加強知識產權方面保護工作，完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為中外企業創造更加公平、正義、高效的營商環境奠定基礎，這些都為進一步吸引外商投資奠定了有利條件。
“各國政府通過疫情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產業結構，在某些產業環節上會進行針對性的引導企業回遷或轉移，但最終選擇權還是在企業手中。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重要地位並不會因為疫情的影響發生根本性改變。”該人士表示。
高科技產業鏈將集聚中國
相比於服裝、食品、零售等領域，以半導體為代表的高科技行業是否會存在撤離中國的擔心？多位受訪人士表示，這種可能性並不大。
首先，中國半導體市場需求巨大。目前，中國已是全球第一大半導體消費市場，2018年，中國的半導體消費佔全球總量的41%。
美國的主要半導體公司在華業務都是其營收的重心所在。Skyworks在華營收佔其收入的80%，高通、美光、博通、英偉達則在50%以上，德州儀器和英特爾等也在30%以上。此外，蘋果、惠普全球最大的生產組裝基地都在中國，在中國市場大量銷售其產品。
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統計，2018年美國公司出口到中國的集成電路產品價值超過800億美元。美國超過50%的集成電路產品賣到中國，中國是美國半導體最大的市場。
這也是為什麼在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半導體協會等機構多次呼籲反對在半導體領域同中國“脫鉤”的原因。影響了美國半導體企業的營收利益，就降低了他們在研發上的投入，最終喪失的是美國在半導體行業創新中的領先地位，進而落後於中國。
3月份研究機構波士頓諮詢發佈的報告中也顯示，如果美國繼續遵守現行《實體名單》所規定的限制，則將失去8％半導體市場的全球份額和16％的收入。
其次，半導體行業是高度國際化的產業，需要全球分工體系的協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100%本土製造。
兼固資本執行董事程仁田表示，半導體有別於一般製造業，從芯片、製造、封測，到材料、設備，產業鏈綿長，每個環節都有技術含量的增值，而且投資巨大，經歷多年的發展，中國已圍繞在華外企建立其完善的配套體系，因此完全撤出並不現實。
在程仁田看來，完整的工業門類、完善的產業鏈配套、高效的政府、熟練的產業工人以及高素質的工程師群體是來華髮展半導體產業的資源和優勢。
“可能廠商出於供應鏈多元化的角度會將部分產線進行調整，或者是出於競爭力下降而被迫撤出，並由國內企業迅速補位，未來高科技產業鏈向中國轉移的趨勢並不會改變。但從全球化的角度，形成多個完整產業鏈中心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不能自以為是地認為全球供應鏈都會以中國為中心，中國也應該積極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去。”程仁田告訴集微網。
另一位行業人士指出，“撤離中國”不過是少數國家借疫情進行的政治化炒作。
“當今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雖然面臨一定的外部壓力，但作為國際化高度分工的行業，半導體產業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半導體的發展也不例外，離不開全球產業鏈的協同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應立足合作，融合發展，堅持走自主研發同國際協作相結合的健康發展之路，積極融入國際半導體的生態圈，實現合作共贏。同時一定要有憂患意識，做好一些極端情況下的預案和準備。”該人士表示。
但同時，該人士也強調，疫情之後，各個國家都會對各自產業鏈有所反思，彌補和完善產業結構。中國製造業也應該有憂患意識，提升效率和創新能力，尤其不能借助全球疫情蔓延期間，在產品製造方面對國外客戶坐地起價，或者以次充好，發“疫情財”。
“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控制，那將不僅毀掉多年來中國製造積累下的口碑，也真該擔心外企撤離中國了。”該人士表示。
注：文中小林、李明均為化名。
（校對/範蓉）
